而太祖皇帝赵匡胤在登上帝位以后，也并没有忘记他的兄弟们，比如李继勋在宋初就被任命为安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赵匡胤平定昭义李筠之叛后，又迁李继勋为昭义军节度使，去镇守那个大宋建国后第一次发生叛乱的地方。
    李继勋也没有辜负宋太祖赵匡胤的期望，屡屡建立军功，在太祖征讨北汉的时候，李继勋还被任为行营前军都部署，成为一员赵匡胤最受信任的得力心腹大将。
    在“义社十兄弟”中，还有两人跟赵匡胤关系走得很近，一个是石守信，一个是王审琦。
    两人在赵匡胤发动政变时配合赵匡胤，完成了那次近乎完美的政变，事后，以翊戴功，石守信任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审琦为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通过他们牢牢地掌握着中央禁军。
    因为自周世宗改革以来，中央禁军实力已经远超藩镇，因此，可以说掌握了禁军，也就掌握了天下大局。
    石守信和王审琦二人，其中王审琦性格比较长厚，政治觉悟也高。
    在北宋开国的第二年，王审琦出任为忠正军节度使，在镇八年，为政宽简。
    有一次，王审琦部下告发县令因罪免除了自己的录事使但没有事先来问节度使府的意见，请求拿来审问，王审琦说了这样一番话：
    “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
    王审琦非但没有拿县令来审问，而且支持县令，他的理由是以前乱世纷争，军人强横，县令长官才不能专治其县事。
    现在天下太平了，我的职责只是守御边疆而已，而县令长官能斥退狡黠的胥吏，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事情，有什么要审问的呢？
    应该说，王审琦能在新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就有这种政治觉悟，是超越同时代的其他武将的，因此《宋史》评价其“重厚有方略”。
    而石守信的话，也许他跟赵匡胤的距离更近，军事作战能力也更强，但政治觉悟就显得不那么高了，至少，没有明显如王审琦那般可以证明其理念觉悟的史料记载下来。
    《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都记载了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都是以石守信为首的。
    《长编》中提到“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赵普屡次劝说赵匡胤罢去他们的兵权，赵匡胤起初不愿意这么做，对赵普说：“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
    赵普最后以赵匡胤当年黄袍加身被下属拥戴到帝位的历史劝说，才说动赵匡胤醒悟，安排下了杯酒释兵权这一局。
    关于杯酒释兵权，知者众而疑者也多，但无论如何，乾德二年，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高级将领确实都被罢去了中央职位而出为节镇，在此之前，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禁军一把手也早已被罢免。
    所以，杯酒释兵权是一次早有预谋的循序渐进中的一环而已。
    至于经过如何，正如《长编》中李涛所言“文辞则多取记闻”，又有什么关系呢？
    上悟，於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耳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
    守信等皆曰：“何故？”
    上曰：“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难欲不为，其可得乎？”
    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上曰：“人生如白驹之過隙，所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釋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懽以終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賚之甚厚。
    这一段引文比《宋史》中记载丰富了不少，自从禁军一把手慕容延钊和韩令坤被罢以后，禁军就以时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的石守信为首，石守信等在赵匡胤的恩威并施之下，主动交出了兵权，出为地方节度使。
    从此，石守信远离政治中心，在地方安居晚年，再也不复当年平淮南李重进之叛时，奔马驰奏太祖曰。
    “城破在朝夕，大驾亲临，一鼓可平”时的风采了。
    据说石守信被罢兵权后，在地方上“专务聚敛，积财钜万”，而且特别信奉佛教，募民建寺，驱迫甚急，而且不给工钱，于是“人多苦之。”
    不难看出这是石守信为了保全自己的一种策略，因为一个人如果贪财，有明显的缺点，就不会在其他地方特别是政治上有大的作为。
    这种论点虽然没有依据，但是义社十兄弟中另一个人的遭遇，却似乎间接佐证了这一种猜测的可能性，这个人就是韩重赟。
    韩重赟是个非常老实的人，因为他老实，赵匡胤在批量罢免禁军高级将领时，并没有罢去他的职位，而是进一步把它提升到了殿前都指挥史的位置，成为当时高级禁军将领中唯一硕果仅存的老人。
    而且赵匡胤还特别信任他，筑皇城的任务交给他，修河防的任务也交给他，连皇帝郊祀时的一干礼仪，也交给他负责。
    然而，似乎是因为人红是非多，赵匡胤的信任也差点毁了韩重赟。
    当时有人诬告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这一着似乎正碰到了赵匡胤的忌讳：对皇权的威胁，史载：太祖怒，欲诛之。
    赵普谏曰：“亲兵，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
    太祖纳其言，重赟得不诛。后闻普尝救己，即诣普谢，普拒不见。
    这个故事说的是赵匡胤听说韩重赟私自蓄养亲兵心腹，就恼了，不经调查就想要杀掉他。
    辛亏赵普的劝谏，韩重赟才幸免一死，此事过后不久，韩重赟就被罢去了禁军职位，出为彰德节度使。
    据说，韩重赟在地方，也信奉佛教，“课氏采木为寺，郡内苦之”，这一点描述跟石守信却有了相似之处，似乎，那时候的政治气氛对这些被罢免的曾经战功赫赫的禁军将领门有些压抑，他们只能谨小慎微的保命过活。
    此外太祖义社氏兄弟中，还有刘廷让（原名刘光义）、刘守忠、杨光义、刘庆义、王政忠等五位。
    其中后四位史料记载不详，刘廷让则在宋朝两路大军攻打后蜀时曾任归州路副都部署（东路军主帅），而且军纪严明，攻下后蜀江防重镇夔州，击破川东防御体系，后蜀唯一可能与宋朝抗衡的大将高彦俦在白帝城自焚殉节。
    后来在王全斌（北路军主帅）的纵容逼迫下，后蜀降而又叛，刘廷让率部又击败叛军主力全师雄部，俘万余人，次年，后蜀重被讨平。
    此后，直到开宝六年，刘廷让才被免去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
    但在赵匡胤弟弟赵光义登上帝位后，刘廷让被重新起复担任重要军职，在君子馆与辽国大战，结果因援军不继而遭遇大败。
    但不管如何，杯酒释兵权后，义社十兄弟的成员基本都走下了历史舞台，赵匡胤对他们的待遇算是非常优厚了，一部分还成为了皇室姻亲，比如石守信次子石保吉取了赵匡胤第二女延庆公主，王审琦长子王承衍取了赵匡胤长女昭庆公主。
    这些人也大都得了善终，李继勋在太平兴国初年以太子太师致士，大朝会时被允许站在中书门下班列（宰相之列，荣誉之至了），年六十二岁卒，赠中书令。
    石守信也是不断被加上一些荣誉虚衔，侍中、兼中书令、检校太师、卫国公等，卒年五十七岁，赠尚书令，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王审琦则是在赵匡胤在位时去世的，开宝六年，他和高怀德一起被加封为同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宝七年卒，年五十岁。
    在王审琦病重时，赵匡胤曾亲自去看望他，等到死了的时候，赵匡胤又来看他，哭得很伤心，又赐中书令，还追封他为琅琊郡王，又赙赠加等，等到下葬之日，赵匡胤还专门为之废朝。
    韩重赟被罢为彰德节度使后，赵匡胤也没有忘记他，也许后来也想明白了在那件事情上冤枉了他，于是在开宝二年，赵匡胤征讨太原后汉时，把韩重赟喊来喝酒，并且任他为北面都部署，委托他去偷袭契丹，韩重赟依照太祖方略，果然不负所望，大胜而归，到了开宝五年，韩重赟病卒，赠侍中。
    而十兄弟中，最让人惋惜的，恐怕就是刘廷让了，自从君子馆败后，刘廷让虽然没有受到朝廷处分，但导致其大败的主因，是因为由李继隆率领的援军非但没有赴援，而且南逃了。
    事后，李继隆虽被逮赴朝廷审问，但结果还是无罪释放了。
    刘廷让愤愤不平，病倒在雄州知州和兵马部署的任上，宋太宗赵光义派医前去医治，刘廷让犯浑，要求回京，不等朝廷同意就私自南归，结果被问罪，削夺官爵，发配商州（今属陕西）。
    刘廷让在途中绝食而死，年五十九岁。
    这就是传说中义社十兄弟的来历，是太祖皇帝赵匡胤在早期结成的精英社群团体，他们曾经共同驰骋沙场，杀敌赴难，慷慨高歌，建功扬名，他们共同推动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开启了大宋浩浩汤汤的盛世繁荣。
    在赵匡胤登上帝位的初年，也许他们太高兴了，有些得意忘形，所以难免有时露出些骄横之气。
    但好在他们的带头大哥赵匡胤的确英雄了得，有能力压制和带领诸位兄弟，像是在一则宋人的笔记中就提到过：
    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栗。上再三谕之，伏地不敢对。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复偃蹇。”方镇再拜呼万岁，与饮尽醉而归。
    此事虽颇有逸闻之感，但以赵匡胤的脾性能力，也并非全无可能。
    因此从江湖到庙堂，不光是赵匡胤，义社十兄弟每个人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需完成君与臣的角色置换。
    并且也幸亏他们没有拥戴错大哥，这位宽仁大度的带头大哥，没有遵循古代帝王“狡兔死，走狗烹”的老路，而是尽量保全了他们，让他们大都能在有生之年，尽享荣华，富贵终年。
    可见，不管怎么说，赵匡胤都算得上是十分仁德了，开国功臣几乎一个没杀，全都尽力保留了下来，而且给了他们非常优厚的待遇，全都荣华富贵一生，得了善终。
    这在古代的封建王朝中是十分难得的，像是汉高祖和明太祖就不用说了，妥妥的心狠手辣，割韭菜一样，开国功臣杀了一批又一批，几乎杀绝了。
    就是其他的皇帝，也都是能尽量干掉开国功臣就尽量干掉，免得麻烦，就连同样心胸豁达的唐太宗李世民，都差点杀掉尉迟敬德，若不是尉迟敬德脱了衣服裸奔，向他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疤剥取同情的话，恐怕也性命难保了。
    由此，由太祖皇帝开始，整个宋朝便开始了一贯以仁德治国的国策，几乎每个皇帝，都算的上是比较仁慈了，昏不昏庸先不说，至少并没有如何的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此时的官家宋仁宗，仁德之名千古流传，不是没有道理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