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也正是“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强化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明清等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却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所以后面遭受及其严重的反噬。
    此外就是古代的“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了，而执行这一愚昧政策最主要的便是明朝和清朝了。
    也正是这一愚昧政策，为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因此许多人可能会疑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好端端的会执行这一政策，从宋朝唐宋时的无比开放，万国来朝，商贾云集，到明清时的无比保守，禁绝通商，这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是受了什么刺激吗？
    毕竟要知道，中国的海外贸易历史可是相当悠久的，都说过了，特别是唐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唐朝时长安城内就胡商云集，西域各国的商人不远万里，络绎不绝的前来交易，甚至连黑人都卖到了中国。
    当然，那时候不叫黑人，而叫昆仑奴，但也可见当时商业有多发达。
    之后的宋朝也一样，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贸易的巅峰了，堪称以商立国，是贸易的国度，因此成了古代封建王朝中最富有的存在，gdp占据了当时全世界的一半还多，发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可后面的明清，却几乎禁止了，实行闭关锁国这一愚昧的政策，更是十分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相当于自断一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于是本着好奇的心情，作者菌也查过这方面的资料，算是小有了解了，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
    需要说明，其实明代初期，仍然是欢迎海外各国来华进行官方贸易的。
    但是，由于担心流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危及明朝的统治，所以不久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便下令实行海禁，“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之后又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月，再次颁令“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壬戌，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
    包括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两广、浙江、福建军民“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又诏令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若“沿海居民官可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又以“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并规定“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桃诸香，违者罪之”，禁令对人民的限制到了几乎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
    此后，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虽然派遣郑和六次下西洋，但主要是宣扬国威，实际上仍然继续奉行海禁政策，其海禁政策与洪武时期是一脉相承的。
    朱棣即位时，得悉“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立即下令，于海禁，“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严行海禁一仍其旧，直到隆庆年间，实行了整整两百年的海禁政策才作出了调整，民间海外贸易特别是中国到西洋各国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曾任应天巡抚的福建人周起元称颂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很显然，开海以后民间前往南洋各国的贸易活动是极为活跃的，公私利赖，对国家，官府和民生都是极有好处的。
    然而开放民间海禁的好景并不长，“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
    到了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先后东来，横行海上，掠夺船货，明廷又出于海防安全考虑，再次禁海”。
    如此算来，明廷自隆庆年间的开海禁，实际上前后不到五十年，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局面是昙花一现，就在明廷海禁政策的控制下和欧洲人东来的侵扰下，再次步入海外贸易的萧条境地。
    明清易代之初，清廷为办铜需要，最初并不禁海，后来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才实行海禁，而且较明代更为严厉，顺治十二年(16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以及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台湾告平，清廷方开海禁，先后于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康熙年间的开海，是全方位的开海，不但东西两洋，而且一向严禁的赴日贸易也在开放范围之内。
    较之明代隆庆年间开始的局部开海范围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
    像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见大臣，提出禁海问题，次年，规定拟定，正式实行禁海，这就是南洋禁海令。
    南洋禁海虽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对于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民间对外贸易力量无疑是严重的打击。
    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
    此后闭关政策更加严厉，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成为了矛盾的焦点。
    ……
    显然，从明清到清前期，更准确的说是从明中期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到清代鸦片战争前这段时间，正是西欧资本主要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从而引发了世界传统政治格局大变化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下那些力争海权，重视商业和海洋贸易的国家。
    如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都是通过这一途径都走向了世界大国的道路。
    而反观中国，这个当时并不具备航海技术和发展海洋贸易内部动力的世界文明古国，却在这段时间里与时代潮流相悖，采取了固守海岸。
    某些时期甚至是禁止海外贸易的保守主要政策，其原因就是之前所说的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
    这一政策是在先秦战国时期就已提出并形成了体系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秦汉以后，这一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奉和推行，成为中国封建历史时代的一项基本国策。
    封建后期，尽管随着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传统的轻商思想受到了挑战。
    到明清时期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
    但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改变。
    在传统的轻商思想下，商业是得不到大力提倡，更不能过分发展以致冲击本业的。
    这种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已根深蒂固了，而这种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及政策主张与当时同时代其他西方国家的思想潮流是南辕北辙的。
    地理大发现以后风靡西欧的主流经济思想的重商主义，各主要航海国家无不强调商品流通和贵金属的输入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
    无不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积极支持海外商业的发展。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贸易，荷兰人的“海上马车夫”时代以及英国人“日不落帝国”的建立，都是在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家政策推动下实现的。
    中国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在这样一个时代却仍在高唱“强本抑末”的老调。
    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们实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了。
    此外就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
    的确，传统的“华夷”观念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实行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夷”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
    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
    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认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
    这种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扪闭了封建统治者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这种思想的长期演化也就造成了后来“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形成，并出现了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方式和准则。
    在这种传统的“华夷”观念中，“礼仪教化之邦”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
    中华皇帝作为“天子”恭承天命统治天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华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外，则为“蛮夷”之地，其文明开化程度不能与天朝相提并论。
    但是中华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蛮夷”愿与中国来往的，天朝从来都愿意接纳并与之建立起宗藩臣属关系。
    中华皇帝向他们册封使其获得对他们那块土地的合法统治权，他们则要向中华皇帝进贡以示臣服，古代中国皇帝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以自己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宾服，万方来朝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
    “华夷”观念区分中华与外夷，着重点是在维护中国自己内部的统治秩序。
    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作为礼仪教化之邦的内部统治秩序，即基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贵贱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风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
    因此，在中外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响，是绝对必要，万万不可含糊的。
    “严华夷之防”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一以贯之遵循的准则。
    它的目的是要维护天朝的“法度”和“规矩”。
    它也充分显露出对外政策的内向和保守主义性质。
    还有就是通过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稳定专制统治。
    因为任何政权制定政策，维护自己统治的安全总是第一位的目标，海禁是朱元璋防御倭寇进犯的措施之一。
    明太祖初年原不禁海，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
    直接的原因是倭寇侵扰不止，对日交涉又没有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当时亡命海上的方国珍、张士诚余部仍然盘踞岛屿，勾结倭寇，不时劫掠滨海海州县，对刚建立的明政权构成了威胁。
    禁止国民出海，切断张士诚、方国珍旧部与沿海居民的联系，断绝其接济。
    其在海上将难以生存，也必将不功自破。
    海禁还使那些想出海勾结倭寇的不法之徒难以得逞。
    因此无论是防御倭寇，还是消灭张、方余部，防止勾引倭寇，当时禁海都是可取的办法之一。
    另一方面:明中期王朝内部各种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与内阁党争不止，国家武备废弛。
    与此同时外部“北虏南倭”问题日趋严重。
    内忧外患两方面的因素，更使明王朝难于推行积极外向的海外政策。
    清初禁海乃至“迁海”，首先是刚刚建立，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清政权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政治性决策。
    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清朝执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是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出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
    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
    康熙晚年禁止南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只准广州一口通商。
    这些政策的直接出发点也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
    乾隆中期以后，西欧殖民国家的后起之秀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原始积累向工业革命过度并于19世纪前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他们以炮舰武力为后盾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和威胁远远超过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先驱。
    而同一时期，清王朝正处在盛极而衰走下坡路的阶段，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应付国内统治危机，对外部威胁全力防范力不从心，更不可能指望其推行积极有效的海外政策。
    以及中国自身市场分配结构的影响。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任何性质的国家统治者不可违背的规律。
    在经济方面，首先，明清时期，尽管中国国内是商品经济较之两宋又有新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些经济部门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就当时经济发展的整体而言，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
    脱离农业的独立手工业的发展有限，商业在整体国民经济体系中，仍然主要起着在小生产者之间，各地区之间调剂余缺即所谓“通货财”的作用。
    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商品性农业，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只是在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才较为发达。
    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在这些地方才有稀疏的表现。
    当时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各省。
    而就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则尚未产生强烈的此种需求。
    正因为如此，明代和清前期，每当朝廷发生是否实行海禁的政策辩论时，反对的声音大多来自沿海省份的疆吏及出身于沿海的官吏，海外贸易的呼声很难，并不能取得舆论上的支持。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可能像西方重商主义者那样从更积极的意义声去理解海外贸易对国家的作用。
    其次，中国是个大国，经济部门齐全，内部市场广大，自己需要的产品基本能够在国内得到供给。
    对外部商品输入的依赖有限，当时对外输出的商品，如:生丝、茶叶、瓷器等等。
    同时也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并非没有海外市场。
    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就不能生存。
    不管海外贸易对当时地区、部分生产部门及与之相联系的部分人口已经有很重要的影响。
    但就国民经济整体和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口而言海外贸易的影响仍然极其微弱，只对国民经济的运转起着补充的作用。
    总之来说，中国经济自给自足的性质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这又为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说，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
    此外还有税收政策的影响，因为税收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动作手段与规则，外贸税收也是一样，是中外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但在当时中外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税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互动，而且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种政治手段或政权行为，或者成为统治者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添加剂。
    从而使商业税收的运作不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或政权色彩。
    “明清粤闽海商集团的海外贸易活动所承担的外贸商业税额，主要可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明清中央及地方政权所征收；另一部分则是由海外诸国政府或西方殖民统治者所征税。”
    海外诸国，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其政权统治者以及西方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和殖民扩张往往必须倚重海上贸易维持其经济命脉。
    其中征收海上贸易商业税就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样做必然损害到明清统治者的利益，明清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与自身利益，必然不可能允许自己的财源流入他人之手，因此必然实行海禁政策。
    至于海禁政策的历史后果，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海外扩张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毫不落后的世界先进大国。
    由于国家规模巨大，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政权统一，当时中国的整体实力更要远远超过那些刚从欧洲出发扬帆远航的西方国家。
    但是，如历史所昭示的，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了，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影响不尽相同。
    第一阶段是自15世纪至1780年，明清封建王朝的海禁政策在当时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主要起了保护民族经济，反侵略，反掠夺的作用。
    整个明朝前期一直执行海禁政策，并把海禁作为防御倭寇的一项措施。
    就朱元璋来讲，他实行海禁有一定的理由，这就是当时刚刚建国，海疆不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朱元璋必须对侵扰沿海的倭寇和张、方余部采取手段加以打击和消除。
    不如此就不能保卫新生的政权，就不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不能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经济。
    所以，朱元璋为巩固政权实行的海禁政策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阶段是自1780年至1840年，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起了阻挠和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直接阻碍，催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而使中国在社会制度方面落后了一整个时代。
    闭关禁海政策，从实质上来说，乃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清朝初年的迁海禁海政策，执行尤为严厉，有“无许片帆入海”的命令。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虽曾一度开放海禁，并设立四个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但这种松弛政策也仅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又趋向严厉了。
    乾隆时更封闭了其它三个港口，对外通商只准在广州一地进行，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经管外贸事宜，并对中国商人的出洋和归国也限制多端。
    这种自我封锁的闭关禁海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破坏了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限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阻滞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阶级的分化，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成长。
    第二，海禁政策还扼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
    明清海禁政策，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特别妨碍了中国人民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等方面完全落后于西方，由此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挨打局面。
    第三，海禁政策造成了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受辱，这是最集中的恶果。
    众所周知，发展商业，互通有无是繁荣经济的重要手段，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各国家都极为重视，中国古代虽然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对对外贸易却给予积极支持，因而有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
    明清政府改官私外贸并存为官府垄断之时，正是世界历史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换这时，海上交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明清的海禁政策正如戴逸指出的，“从表面看，海禁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
    实际上，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住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别国，越是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遭受的侵略就越是严重。
    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侵略，或者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绝的政策。
    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海禁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
    毕竟历史是无情的，在海通时代仍然坚守“天朝体制”、“天朝法度”、“华夷之别”。
    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列而不求进取、革新，到头来只能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1840年鸦片战争以及其以后100年间的民族耻辱，就是历史对海通以来封建王朝无视世界潮流，顽固坚守海禁政策，一再错失发展良机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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