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为了应对辽朝这些少数民族的入侵，宋朝还在贵州专门设置了贵州军政府。
    像是在北宋灭亡之际，南宋中央还调遣黔南路贵州防御使军政府思播黔军，前往陕西，在河南抗击金军南下达下十年之久。
    此举击破了金朝意图越过秦岭，由西向东吞灭南宋的战略目的。
    而且贵州军政府的实力及其强大，如在蒙元消灭南宋的过程中，灭掉了已存在五百年南诏国的蒙古大军，在二十年问打不进贵州。
    最后迫不得已之下，只得以和平的方式将宋朝的黔南路贵州省演变为元朝统下的顺元路宣抚司。
    此后元中央政府调“宋旧军思播田杨“黔军，参加抗击缅军及八百媳妇国反叛之战，巩固了元朝在。
    到了明朝之际，又改“顺元路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仍利用黔军思播参加消灭云南蒙古梁王的战争。
    此外，贵州防御使田祜恭率部击溃夔路峡江百万叛贼，会天五年(1127)腊月，消灭北宋的金军分三路大举南侵。
    一路由粘罕率兵从河阳渡河攻河南;二路由宗辅与其弟金兀术自沧州渡河攻山东;三路由任陕西诸路都统洛索与副统撤离喝自同州渡河攻陕西。
    金军三路纷纷南下进攻逃窜中的南宋政权，逼得高宗赵构带着残臣从商丘经扬州逃到杭州，又从杭州逃到明州(今宁波)，在金军从北向南席卷似的追击下，宋高宗只得逃到海上过着飘流的日子。
    正如《中国通史》里说:“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兵追到明州(今宁波)并派海船追击高宗三百余里”之时，《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368页史云:“是时，山东铃辖孔彦舟叛于潭，衡，岳，鄂，湖“反叛南宋占据中南鄂湖之地。
    《贵州通志》卷一 367页引《本纪》史述:“高宗建炎四年(1130)秋七月，后军将王辟，陷归州(今秭归)，调思(南)州田祜恭兵讨剧贼王辟;是年十一月，房州(今湖北房县)贼郭守忠犯归州，田祜恭击却之。”
    其志368页又述:“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剧贼王辟，郭守忠破归州入巫山，将拔翟塘关径入(四川)，调田氏(指贵州防御使田祜恭)兵，田氏宣即就道，事急矣，可日夜兼行，不到一月至巫山，摧贼锋。”
    “贼还走保归州，再战，贼大败，收归州乘胜逐至房州，竹山(今湖北西北部)，当是时，峡外大小贼以十数，连百万，荆楚赤地数千里，至是以人为食，莫不妄蜀郡(四川)，人人垂诞誓突入翟塘关，快其所欲(入四川)，自田祜恭破王辟，郭守忠后，夔路军声(宋军)大振，自是群贼始不敢有意图蜀矣。”
    就在贵州防御使田祜恭领旨率部“摧败峡外大小贼，连百万，”叛贼之际的西北川陕及中南两湖之地，则是另一番景象.据《中国历史事大年表》，《中国通史》史载:“建炎四年(1130)宋张浚攻金，败于富平。”
    “九月金将宗弼，娄室率兵击败川陕处置使宋将张浚四十万大军。”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又史载:“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金破泰，通等州，岳飞退保江阴，张浚退军兴州。”
    以史可见，历史上在北宋被灭，南宋方兴未艾之初，“岳飞退保江阴，张浚退军兴州“的退败情况下，而贵州防御使田祜恭部却能，摧败后军将王辟，郭守忠剧贼百万妄意图蜀郡”另立山头的反叛之举.这一史实说明了什么?
    说明历史上，如果没有宋徽宗此前旨令田祜恭以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就没有始创的贵州防御使军政府的存在。
    当金军将岳家军把守的湖北路湖北省，湖南路湖南省变成战争的火海之时;在金军大败川陕处置使张浚四十万宋军的非常危急情况下，倘若没有贵州防御使田祜恭麾下的黔军(即调田氏兵)在夔门峡江一带摧毁百万之众的叛贼，“妄意蜀郡的后军将王辟，一旦攻入四川，里应外合纠集击败宋将张浚四十万大军的金将宗弼，娄室之，一场不可避免的以满族祖先的女真金完颜部，如此一来。
    纠合串入四川的叛部后军将王辟百万之贼，其势必然会产生像潮水般的兵流，由南宋朝统下的长江西部四川，贵州等地，由西向东，自上而下，幅圆两厢，以席卷之势裹灭摇摇欲坠中的南宋临安府(杭州)政权。
    这样一来，以满族祖先女真金完颜部统治中国的历史，将比吴三桂引满人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提前五百一十四年(113o~644)。
    可见，贵州黔军此次摧毁后军将王辟以百万之众图以川蜀反叛南宋的重大意义是，这保障了南宋王朝在西部长江中上游地区川黔两省的安全。
    贵州防御使田祜恭挥师北上同张浚共同抵抗金军入侵当贵州防御使田祜恭率领十大姓黔军，在夔门峡江摧毁了剧贼后军将王辟，郭守忠连百余万妄意图以蜀郡，与南宋分庭抗礼之举后不久，宋廷于“绍兴二年(1132)以田祜恭保蜀勋劳，加华州(今陕西华县)观察使，率领黔军从贵州开拔陕西华州至潼关一带设防抗御金军的入侵。
    据《田祜恭传》，明《思南府志》，宋《黔南田氏宗谱》三志史载:“绍兴三年(1133)，金人侵犯梁阳(今河南郑县东)，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集诸路(各省)将帅御之，公(指田辜占恭)被檄(旨令)行，无逗留，既至，金人望风退去.赏军品鞍马等物，升通侍大夫.绍兴七年(1137)，朝廷以公抚循夷民，备见勋劳，赠玺书金带;八年(1138)，以母忧(死)解官(回思南祭母);九年(1139)，披命起复(接受命令重返抗金前线)，仍领军州事.十一年(1141)，以累大功，加边郡(边界郡治)承宣使，又迁奉宁军承宣使。”
    可见累计起来，贵州防御使田祜恭率领的黔军，自绍兴二年(1132)开赴陕西前线抗击金军南下入侵起，到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两国签订绍兴和议停战为止，黔南路贵州防御使麾下的黔军，在陕西华县及河南郑县一带抗击金军达十年之久。
    消灭南昭国(云南)的蒙古大军在二十年间打不进贵州省府——思南州城
    公元1232年，在蒙古以“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的政治交易为基准的条件下，使蒙宋联军将相存一百二十年(11l5，1234)金王朝灭亡了。
    此后南宋与蒙古按照政治条款应两国平分金朝版图。
    为此，宋理宗帝将这一大事寓意为“端平“二字成为当朝的年号。
    然而没想到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军分两路向南宋发起了进攻。
    蒙军攻侵四川，作为四川毗邻的贵州黔军“思播田杨”，当即请缨前往川陕之地抗击蒙军。
    据《贵州通志》卷，382，383页引《通鉴》《宋史珙传》史云:“端平二年(1235)十二月，蒙古兵围川青野原，播州(今遵义)杨价请自效，许之，率兵五千戍蜀口，围解.诏授雄威军统制。”
    《宋史本纪》史云:“嘉熙元年(1237)四月，夔路铃辖，思南州田兴隆与元兵战于陕西潼关。”
    南宋为抗击蒙军作了长期的准备，于“淳祜四年(1244)诏播州人冉琏}知合州(今重庆北)，弟冉璞通判州”前往四川。
    当贵州黔军十大姓中的冉氏兄弟二人，在合州等地经营了十多年后，终于构筑起以合州城为中心的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十余座城堡.此城堡便成为蒙古汗王蒙哥的葬身之地.据《元朝史》181页史载:“公元1259年，蒙哥攻合州，七月，蒙哥汗帝被飞石击中，病死于军中，蒙古军解围还。”
    《宋史》云:“时，舍人牟子才言:全蜀盛时，官军七八万人，通忠义为十四万，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宜招新军三万，并抚慰田杨二家(黔军)，使岁以兵来助，如此，则蜀犹可保，否则，不出三年，蜀必亡矣。”
    可见，黔军思播成为保卫四川的坚强后盾。
    蒙军打不进黔军出兵保卫的四川，于是忽必烈率大军绕道成都西北面，渡过金沙江入侵大理(云南)。
    据《元朝史》载:“蒙哥即位后，积极进行侵略南宋的战争准备，公元1252 年，派忽必烈率军侵大理。”
    1254年，忽必烈建立了云南宣抚司(为元地方第一级行政区划)。
    云南从此结束了割据五百余年(7551256)的南昭政权，纳入元朝，统的版图中。
    在云南建立宣抚司政权的蒙古军，准备从云南由“滇黔之间“打通贵州顺着乌江东下席卷南宋政权。
    这使宋理宗帝很是忧心，“宝祜四年(1256)五月，帝谕辅臣日:秋防不远，宜事为尔，思播谓北兵留大理，招养蛮人为向导，此甚可忧，彼(指贵州思播黔军)不能支，骏骏(很快)及我，泸叙之上，盐井设险以待敌兵，此事不可吝费，宜令思播以兵助罗鬼，制司以兵(指军机处可调中央军)助思播，共同抗击蒙军图以由云南攻入贵州的侵略。
    宋廷为阻制“蒙古军由滇(云南)入黔(贵州)从云南入侵贵州的战争动向，于是加强了对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的保卫工事，于“宝祜五年(1257)二月，诏筑思南州三隘”，下令“相度在黄平(今地)，思肠(今岑巩)，播州(今遵义)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工役”，构筑了播州(遵义)海龙屯，团溪，江界河天险，瓮阳(今瓮安)，旧州(老黄平)，新州(新黄平)，思秉(今施秉)，福泉(今地)，镇远，思肠(今岑巩)等弓背形城堡，令蒙军打不进贵州省府——思南州城。
    为此，蒙军只好于“宪宗九年(1259)，攻入宋广西，长驱至潭州(攻进长沙)“(《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蒙军绕过据有军事实力的贵州，从云南进入广西，湖南的蒙军在二十年间(1256~ 1277)也打不进贵州。
    元世祖忽必烈改宋黔南路贵州省为顺元路宣慰司南宋王朝加强了对贵州省府——思南州城的拱卫堡垒之战，令蒙军二十(1256~1277)攻不进贵州。
    直到南宋灭亡前夕的公元1276年冬月，当贵州三面被蒙军包围时，在元朝重臣廉希宪的说降下，贵州黔军思播田杨首领田景贤(二十一世)，杨邦宪以“未知顺逆，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从之。”
    元廷于公元1277年将相存了一百五十八年(1119~1277)宋朝的地方最高一级区划的黔南路贵州省演变为元朝的顺元路宣慰司，仍属于元中央王朝下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
    鉴于此史，《贵州通志》卷一405，408页引《旧史?纪》史云:“至元十四年(1277)春，宋人大去其国，思南州田景贤，播州邦宪俱援安抚司(三品)，以田氏为总管(高官)，归顺元路宣慰司节制。”
    “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赐思南州田景贤所部(黔军)军服，钞有差;二月命田杨二家贵官子充质子入待。”
    这是元廷中央政府在贵州唯一的对黔军施行的人质政治交易文献，穿上元朝军服的宋朝贵州思播田杨黔军，成为元朝的新附军继续维持着贵州政权。
    当元廷中央政府稳定了顺元路贵州的形势之后，元廷于“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设贵州都元帅府宣慰司”于贵阳(时称顺元城)。
    由史可鉴，元朝建国之初，元世祖仍以宋代的“贵州法定名称，在贵州设立“贵州都元帅宣慰司。”
    忽必烈为避讳宋代的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为政治中心，他选择了贵阳之地建立了元朝地方一级区划的顺元路宣慰司政权。
    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政权很快就被反元的土酋土官们率领土着部落摧毁了。
    元世祖肢解顺元路入三行省二十六年后，元廷再次复置顺元路宣抚司恢复宋代贵州区划元廷在贵阳设置顺元路都元帅府不久，贵州西部就出现了“至元十六年(1279)冬日，罗氏鬼国叛。”
    “至元十七年(1280)罗部又叛，诏阿里海牙帅三万六千兵讨之。”
    元廷为稳定归顺元朝的思播黔军，便于“至元十八年(1281)改思南州宣抚司(三品)为(二品)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五品)，播州杨邦宪亦升宣慰使)。
    元朝在思南设置二品宣慰司，可见元世祖此时的政治思路，忧虑贵州西部罗酋反叛无常，万一设在贵阳的顺元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遭到不测，原来宋代的贵州省府——思南州城仍然可以再作顺元路宣慰司的所在地。
    所以元朝中央政府赋予了“思南为(二品)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所有五品)”的权力。
    被升为宣慰司思南州的田景贤，播州杨邦宪，由于有“贵官子充质子”在北京元朝政府的手中。
    因此作为“兼管(省)内(五品)安抚使”的思播田杨宣慰使司肩负着顺元路贵州的安全。
    除此之外，元廷中央还常令思播宣慰使司之军出国平乱.如'贵州通志》卷一416，424 页史云:“至元十九年(1282)春二月，思播军征缅国(今缅甸)”。
    “至元二十一年(1284)四月，元征缅，忽都铁木儿之师被缅人冲溃，元敕发思播田杨二家军助之。”
    其志438页又载:“遣使思播发宋旧军八千人以征安南。”
    诸如类似的文献史载，折射了元朝虽然统辖了宋朝的贵州，然而贵州的军政自然还是“宋旧军思播田杨宣慰使司”的军队在撑持。
    就连元军忽都铁木儿师在征缅时，被缅人冲溃，元世祖忽必烈为挽回国际面子，以“遣使思播宋旧军助元”方才能得胜而归。
    思播黔军以武力征缅之战虽然解决了，然而宋旧军思播田杨军政集团却令元世祖放心不下，于是忽必烈确定分割这支始于宋朝一统贵州的思播黔军，即将元统下的顺元路宣慰司区划(宋代的黔南路贵州省)肢解入三行省中分管。
    《贵州通志》史中记载了这样的文献:“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播州(遵义)直隶四川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将八番罗甸归附普定，隶云南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五月，改思南州(今地)，隶湖广行省。”
    元世祖将宋时一统的贵州，元时顺元两朝共一百七十三年(11l9，1291)心腹之患的思播田杨黔军解体了，同时也将一个整体的贵州省，顺元路区划肢解入三行省中，忽必烈认为这是最佳的政治抉择。
    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年上，“大德元年(1297)八百媳妇叛元。”
    “大德五年(1301)，土官宋降济叛元，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元廷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宋旧军思播田杨之军参加征讨反叛之部.'贵州通志》卷一447页史云:“大德五年(1301)冬月，诏思播兵与四川，云南省分道进讨。”
    可见，代表贵州之军的思播黔军，与四川军，云南军一起征讨叛部.其志452页又云:“蒙古，汉军(最早降元的宋军)共三万，思播一万分道并进，前后四十余战，群蛮气沮，乃多出降。”历时八年的叛乱，终于在大德八年(1304)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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