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城市的地税，是最大的收入，这几年手工业飞速扩张，主要是棉纺织业开始全面发力，山东南部棉花种植条件优良，大量生产棉花，继上海周边地区外，成为大宋另一处产棉中心，而且是容易加工的美洲长绒棉，生产效率比印度棉更高。
    现在棉花种植还没推广开来，这种优质地区的逐步扩散，在没有明朝皇帝硬性推广的情况，还会稀缺很长时间。有些地区棉布甚至卖的比丝绸还贵，而且质量进步很快。利益驱使下，工匠们革新技术的热情极高，布匹的质量已经迅速超过了最初引进的印度技术。他们在棉布上绣花，用生丝跟棉线混纺，提高棉布的色泽。将麻纺织技术引入棉布，印染出众多的花色。
    江南技术最好，山东还在模仿，但进步也很快。
    大量棉纺厂出现在城市和郊区，这些作坊，对地利的要求不严格，只要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无所谓城中心还是城郊区，都能够生产，因此大量集中于租金最低的城区，可是他们的利润却非常丰厚。这让现行的税法有了一些漏洞，无法按照租金高低，来制定税率了。
    有官员建议改革税法，为棉纺业专设税种，李慢侯拒绝了。他决定在等一等，棉纺织还未成熟，等成熟的时候，他们自然形成棉纺区，那时候再提高区块地税，而一旦工业区形成，他们就很难脱离了，因为一系列仓储、运输、供销体系形成，会让单个的作坊在其他地方很难经营。所以才会愿意为土地支付更高的税率。
    很多这样的产业，还在培育阶段，无法立刻变现。导致商税似乎也到了一个瓶颈，整个东藩境内，主要是山东的商税，才能收到八百多万贯。
    靠这些官方收益，其实已经无法应付开支。
    另一项支柱收益，则是回易贸易。岳飞、韩世忠这种贸易都做的很好，岳飞开的几个榷场，每年能收入四十万贯，拥有十四座大酒库，每年可以带来一百六十万贯收益；韩世忠有十五座大酒库，收入比岳飞只高不低。李慢侯的回易贸易规模更大，盐茶酒瓷他都做，每年收益上千万贯。
    可这种是靠特权和免税夺取的利益，李慢侯并不太认可，因为商人去做这些事情，效率可能会更高。所以他早就有心改革，比如在朝贡贸易中，向民间发贡状，就是在逐步转型。改革的方向，是军队撤出回易，将贸易转交给民间。东藩境内，实行自由竞争，不设回易，跟朝廷何其他势力之间，特权是巨大的收益，则可以承包给民间，跟商人分利。
    税赋中的农业税收，已经是很小的部分了，整个东藩境内，每年才能收两百万贯农税，甚至都可以考虑废除了，因为征收的成本很高，高达数十万贯。
    税收加回易，都无法满足开支，因此李慢侯庞大的私产，依然在支撑东藩。大量私产，其实都在江北，比如扬州城最大的包租公就是李慢侯。
    那座子城就是他的，占扬州城四分之一面积，因为不想交给扬州官府，所以在晏孝广当知州期间，就变成了李慢侯的私产，如今收租收到手软。不过李慢侯没有贪这笔钱，在东藩府的财产名录上，将这些地产列为藩产，只是跟朝廷之间的关系，很难让这些产业变成公开的藩产，只能借着李慢侯的名义，继续收租。
    除了扬州的地产之外，江北之地上，徐州和宿州他要有一百多万亩土地，都是些旱地，卖不出价格，一亩几十文钱，卖了不划算，之前用来养马，现在正在寻思商业途径。总之让李慢侯几十万贯卖了这些地，他有些不甘心。
    最大的财产，主要集中在上海周边，跟扬州一样，他现在几乎是上海周边最大的地主。上海周边三十里内，八成土地集中在他和两个公主手里，尤其是最中心的上海浦，因为过去是荒滩，黄浦滩吗！分上浦下浦两块荒滩，地势低洼，常有积水，不容易开发。很多钱就砸在往这里填土上了，疏浚黄浦的泥浆填平了两块荒滩，如今这里是上海的中心。码头、作坊全都建了起来，这里现在是宋朝规模最大的纺织业中心。
    湖州的丝绸、松江的棉布，这些特产提前打造出来，上海港也就有了支撑，这里的海贸终于开始发力，大量分流明州的海贸份额，前往日本、高丽的航线，这里已经开始跟明州港（宁波海港）并驾齐驱。但通南洋的航线，依然比不上明州，不过明州比不过泉州。可在国内贸易中，上海港却开始独占鳌头。长江流域的物产在这里汇聚后，南上北下都比任何港口更加便利。
    这里的税收是属于公主的，目前一座港就压倒了山东全部港口，高达三百万贯港税。这不算什么，上海在清末民国，港口税收一度占据全国的一半。
    李慢侯能分享到的，主要是棉纺织业的利益，周边几十万亩棉田有李慢侯的一半，每亩能贡献十贯钱，总计两百万贯，现在种棉花正是红利期。另外还有上海的地产，这里正在慢慢朝着大城市发展，已经快速膨胀到了十万人，可税率很高，依然挡不住汹涌而来的住户，十万人提供了一百万贯地产税，太高了。他们还要支付一笔两百万贯的租金，上海的地就是这么值钱！这笔租金，李慢侯能拿一半。
    李慢侯的私人收入也就这么多了，加一块每年有五六百万贯之多，大多数都得转入藩镇账上，但不是白转，以前是借给藩镇，如今变成了持有的债券。这些年加起来，东藩府都欠了李慢侯三千多万贯债务了，每年光吃利息，就有一百万贯。
    榨干榨净，东藩能稳定动用的资金，每年也就三千万贯。以前只是短期借债，如今开始发行越来越多的长期债券。好在积累了这么多年的好信用，借债利率很低，往往只有三分三四的利率。
    至于藩镇掌握的其他财源，比如铸造银币，印刷银票，已经开始不赚钱了，朝着提供社会公用服务方面转进。同时东藩也印刷了粮票和银票，这倒不是李慢侯的设计，而是晏湲在江南摸索出来的。
    李慢侯以前认为扬州设为单中心，所有粮票、盐票都以在扬州支付足额米麦和食盐作为信用，利用扬州的辐射能力，形成稳定的货币体系。在其他地方，靠着跟扬州的经济纽带，形成信用。
    但到了山东，发现扬州盐票、粮票在这里接受度太低。江南也存在类似情况，晏湲的做法，则是直接接过了上海务发行的粮票，并将这里打造成另一个中心。多中心的情况，并没有像以前李慢侯在各地建设粮仓，兑换粮票那样混乱。而是形成一个以上海、扬州双中心的格局，两个中心周边的货币体系都很平，并没有互相冲突，引起粮票价格混乱。晏湲还在杭州设立了盐票务，在这里发行盐票。
    而且晏湲还允许各地的票据互通，杭州的盐票在扬州照样能兑现足额的食盐，上海的米票在扬州也能兑现出大米。不同的是，上海只有米票，没有麦票，轻减很多。
    看到晏湲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后，李慢侯开始打造山东的粮盐中心，设在齐州，只印麦票，因为北方大米不多；就像南方小麦不多一样。扬州不一样，两淮刚好是麦稻间作区。
    盐票兑换地同样设在齐州，山东也有很多盐场，现在燕云地区的长芦盐场也开放了，只是燕云残破的根本没有支撑的力量，所以燕云暂时还没有设粮票、盐票中心。
    小平银的铸造中心也在山东，不过兑换中心不在山东，因为小平银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足额对付的票据，死死锚定，不允许任何地方，引距离兑换中心远而有差价。
    这让银票的信用极其坚挺，在东藩境内，已经可以跟铜钱争夺定价权了，在许多大额贸易中，往往开始用银票定价，包括粮票、盐票的变动，都以银票计价，因为银价最稳。
    山东本身银产量很低，加起来一万多两，反倒是来自日本的白银输入，已经达到了十万两。可来自日本的白银输入，却越来越不稳定，因为产量扩大后，海盗集团控制不住了，不可避免的卷入了日本内部斗争。
    日本现在正处于大化改新后的王朝时代向封建时代转型阶段，地方土豪、武士集团，都正在形成，天皇也掌握着实权，跟藤原氏贵族官僚斗争的很厉害。
    之前朱聪通过跟当地土豪合作，每年给土豪千把两银子，换取土豪的支持；之后利益越来越大，更大的权贵出来干涉，朱聪又试图将银矿所在的庄园，投寄在高级权贵名下，这样可以免税，而且不会有人干涉。但天皇插手了，天皇试图收回藤原氏权贵在各地的庄园，这些庄园大多数都是投寄，因此牵扯到地方土豪。天皇的做法是，将平氏、原氏这样的武家派到地方上当国司，让武士跟土豪斗。
    朱聪发现靠投寄这种方式，已经很难安心在日本采矿，他也不是一个玩政治的高手，于是就开始蛮干了。花钱雇佣兵，大量纲队被他请到日本，这些在金辽宋争霸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纲队，日本人怎么可能是对手，可是日本人会骚扰，他们是地头蛇，搅的朱聪采矿都采不安宁，好几年产量都无法扩大，而且还付出了太多佣金，让他都有些心灰意冷了。
    李慢侯不能放弃日本的白银输入，所以他给了朱聪很大的支援，对朱聪说，他要什么样的支持都可以，包括跟日本朝廷交涉。
    交涉的结果就在冬天时候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李慢侯竟然没去草原，要知道他是非常想见一见草原上的大汗的。
    而朱聪交涉的结果，是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