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鄱阳县令牛守吏来说，再没有比亲自外出催办夏粮入库回来，冷不防发现十数名全身披挂的甲士，守候在衙内更让人惊喜/惊吓的事情了。这一刻，他脑海中甚至闪过了自己种种下场。
    比如前任留到自己手中的积欠和烂账，终于盖不住事发了？还是自己挪用学宫和官祭田收益的事情，被人给举发了？作为饶州州城的附郭县，鄱阳县令只能算是一个中下等的缺，弄钱的渠道不多。
    上头还有饶州刺史等一干上官盯着，无论是围绕着当地三个铜坑建立起来的永平钱监，还是浮梁、余干各县盛产茶叶和白瓷，都与他毫无关系也无从参合一手。所以只能从这些不起眼的边角抠钱。
    但是，源自西晋所建立的鄱阳郡学，其实也早已经没落了；而让位于东湖、芝阳、浮洲等，地方名士大儒建立的私学/书院。这也是南方各道州府县存在的普遍现象，就是官学办不过民间的私学。
    因为这些声名赫赫的私学背后，往往都有地方豪富之家、大商巨贾和名门望族的赞助和扶持；相比而经年日久而体制僵化的官学，它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灵活的举措，舍得本钱来招纳优异学子。
    只为了扩大所在地方学派、乡党和家门的潜在影响力。因此牛守吏私下的作为，也只是在蚊子腿上刮肉的仨瓜俩枣；真正具有丰厚收益的勾当，早就被州衙所属给瓜分光了；根本就轮不到附郭县。
    不然，他也不用以百里侯之尊，亲自上阵去下乡催办夏税钱粮入库了。仅仅因为在这过程中，少不了来自那些市镇税关、乡里长的成例孝敬。除了下属的分成，零零碎碎的加起来也有百十缗落袋。
    这也是他一年到头，为数不多的籍此大宗进项了。当然了，还有些收益更多的进项，他也实在不敢要；对于牛守吏的出身和资历、背景来说，能够安安稳稳的熬过这几年任期，就算是善莫大焉了。
    他并非主流意义上，京师两大三附的科班出身，也不是地方知名书院的私学渊源；更不是国子监、太学对接的地方官学背景。而是当世已极其稀少的耕读传家，然后考取乡试、州选、京科的特例。
    最终以天子特开恩科的复古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敬陪末榜的资格，经过“身，言，书，判”释褐试，补为安南都护府峰州的石堤县尉，好容易才熬到回任江西道。
    只要他在任上无病无灾的熬到年份，自然就可以按照某种惯例，平级转任到更靠近中原老家的其他富县；而不用担心再转回安南都护府去，与分藩周旋、事必亲躬的种水稻、喂蚊子和管教土人了。
    当然了，牛守吏这种传统意义上耕读传家/野生小镇做题家的出身；相对于幕选（裙带关系），征辟（幸进）、门荫（富贵废物）等杂途出身，仕官上限还是略高一些的，至少毕生有望守道/入省。
    事实上，自从一百多年前的泰新改新和国朝的大征拓开始，大唐天下的许多事情也就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改变。比如随着寰宇海内不断征拓扩大的版图，大唐的官员位置更多，也越来越不好做。
    好的一面是，在当今国朝的财力物力充裕之下，现在无论是正选还杂选的官员，都拥有一定数量带往任上，并享受贴薪的长吏名额；但是具体人选，必须在吏目学堂进修，并通过相应的资格考试。
    这样就算到了任上地方之后，也自然拥有一套相应名正言顺的班底，和与地方奸猾胥吏、豪姓大族，进行权力博弈和角力；不至于被人架空或是欺上瞒下，因此，在为官做事上无疑是轻松了许多。
    但是另一方面，朝廷在对于官员的考成制度上，也周密和严格了许多。不但有重大事项的交付回执，还有具体期限的约束和逾期的评定奖惩。甚至连晋升和左迁，都要参照上官、下属和治民口碑。
    这样虽然依旧不能免除，官场中残留的部分弊端和症结，但是却相对成功的提供了一个保底下限。也就是说，除了一些优养的闲职外；本身实在太过拉胯的废物，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提携平步青云。
    又比如地方官府和豪姓大户，真的不敢过于凌逼小民和盘剥过甚，甚至连驴打滚的套利贷，都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因为，这些受欺压的乡民百姓，虽然不敢对抗官府和胥吏，却是可以逃亡外乡的。
    要是过去逃亡也就逃亡了，但是现在有着诸多海外的分藩诸侯，就等着吸纳来自中土的流亡人口；在各种钱财和利益开道之下，他们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渗透道内地各处，更有逐利的商人为之张目。
    更别说，还有一些在海外发达的同乡，名正言顺的衣锦还乡之后，顺带四下串连以提携为由，拉走不少左邻右舍的乡党；甚至官府和大户都不能公开阻挠，因为此辈往往拥有相应的官身和士爵。
    因此，如果在一个地方盘剥压榨过甚，或是用利滚利将人逼得走投无路；轻者就一夜之间抛下田地和债务，举家潜遁在外。重者在海外同乡的鼓动下起来闹事，博弈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得不偿失的。
    无论是抛荒土地还是户口流失的责任，最后朝廷的板子还是会落在，这些治理不力的父母官身上。而对于豪姓大户而言，无论是无人耕作收取租佃，还是放出多年的债务无法追回，都是亏大发了。
    再加上来自海外诸侯藩属，大量廉价粮食和物产的倾销、冲击；国朝就算遇上灾荒，大规模饿死人的概率也不大了。也逼得曾经曲断乡里、把持民生的豪姓，不得不做出改变和退让以为维持现状。
    因此牛守吏在小有田产的老家，也是依靠多年相熟的人情羁绊，外加上不怎么逼人催债的口碑，才留住了一干佃户田客；维持了耕读传家的最后一点体面。他随后深吸了口气，努力挤出一点笑容：
    “不知，诸位将士，有何事须得本官协力否？”
    然而，领头身穿大铠的军士却没有说话，直接递给他了一张州衙批下的行文：“……悉令鄱阳县上下，全力协同上宪辖内一应行事，不得有误……”。看到这里，牛守吏不由口中泛苦起来。
    这显然就是州衙不敢接这个茬，而直接将蹴鞠给踢到了他这个附郭县令身上。要知道他作为地方父母官，迎来送往的事情也接待不少了；但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直接落到他这个附郭县令身上的。
    因为其中对应身份的重要性，也是按照官场规则分为三六九等。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常见，本道三司四使派出来变相打秋风的属官，只要自持身正，热忱相待也好、平淡交接也罢，其实都无伤大雅。
    然后是来自京师的各种朝廷差遣，主要是来自尚书省的居多；其中吏部的差遣干系最大，工部的差遣最为剧烦，刑部的最为琐碎，礼部的差遣最为务虚；兵部的差遣最为直截了当……
    当然了，倘若对方自敢称政事堂或是枢密院的差遣，那地方官可以毫不犹豫的将其逮捕，并且严加拷打讯问。因为国朝的体制，政事堂和枢密院执掌军国机要，却不可越过尚书省对地方发号施令。
    此外，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宫苑使，宫市使之类，来自大内的大小使臣了。地方官可以不用理会，反而如果主动讨好和巴结对方，会遭到士林官场的一至鄙视，如果抓住把柄教训之还会得到赞誉。
    然后除了尚书省之外，有资格要求得到地方配合或是指定协助的，还有主掌国家财计的三司院、乘掌举国资讯传达的通政司；以及调理内外分藩诸侯的宗藩院，以及设置军府的所辖十六卫本衙……
    次一等是九寺五监的差遣，其中最重要的是掌天下粮食积储、仓廪管理及京朝官之禄米供应的太府/司农寺，最不可忽略的则是掌财称库藏的少府寺，以及主掌河道水利和关津桥渡的都水监……
    但只能请求地方协力，而无法强令行事。因此，当他看到“分巡大江各路”的御史头衔，以及政事堂的押和尚书省的符印，牛守吏几乎要眼前一黑，当场晕过去了。因为对方来头也未免太大了。
    正所谓是“十殿阎罗，御史最烦。”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如果将来自京中堂院三省六部的差遣事，按照十殿阎罗的座次排行的话，最为重要的无疑是吏部和三司院了，但最为麻烦的却是御史台。
    而御史台内部，按照麻烦程度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本道直管的监察御史，相对简单一些；因为他日常监察任务繁多，从平级的三司四使到各州刺史佐副；作为州县的数十个县令之一反而关注有限。
    其次比较麻烦的是，那些定期分派本道实习的御史里行，他们多是些刚入宪台的愣头青；又拥有微服暗访民间和风闻调查的权宜，因此恨不得在地方上能够揪出点什么来，作为晋身之途的踏脚石。
    虽说这些御史没有临机处断的权宜，但是一旦被他们抓到把柄，还是少不了一番查证，乃至在考评中留档。因此，虽偶有人冒充御史里行进行招摇撞骗，却总也免不了个别父母官赔了钱财又丢脸。
    而后，更加麻烦是来自京中的专案御史；其中又分为两类情形。要么是根据地方突发的大案、要案，或是极其严重的申诉事件，而与刑部、大理寺组成小三司；前往本道对于案情进行复审和核查。
    那往往意味着一路官场的大地震，就算最后复核和调查如初，还是会有好些个倒霉蛋，因此丢了官帽或是掉了脑袋。要么是临时性的针对性差遣，比如与转运、度支、盐铁、水利相关的定期督办。
    而这位分巡大江各路的御史，显然就是后者。但光是政事堂、尚书省和御史叠加在一起的字眼，已经足够压的他抬不起头来了。然而牛守吏又注意到“兽祸妖乱异闻讨捕”字样，顿时就松了口气。
    光从字面上看，这显然并不怎么涉及到他的日常本职；要强行扯上关系，也就是这些偶然传闻的妖乱和异类出没，多少导致了地方的抛荒减产和夏收入库的延迟；也成为他亲自前往督导巡视之故。
    紧接着，他不由小心翼翼的再度开口道：“本官一定尽心竭力协从，请问贵官可有什么指示？”
    “在你治下的京江柳氏，可曾熟悉？”这名军士才微微颔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