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24日，星期三
    这是娜塔莉·普雷斯顿度过的最孤独的圣诞前夜，她决定做点事驱散孤独。她拿上钱包和带135毫米人像镜头的尼康相机，离开家，驾车缓缓地进入查尔斯顿的老城区。时间还不到下午四点，但光线已经开始暗淡下来。
    她驶过古老的房子和豪华的商店，听着广播里的圣诞音乐，心中思绪翻腾。
    她想念父亲。尽管过去几年她同父亲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一想到他不在了——不在任何地方，不再想念她，不再等她——她就感觉五内俱焚，想放声痛哭。
    她在电话里听到父亲遇害的消息时并没有哭。弗雷德送她去圣路易斯机场的时候，她也没有哭——弗雷德坚持要陪她，她坚决不让，他只好同意。她在葬礼上没有哭，在朋友和亲戚来抚慰她时没有哭。她父亲过世五天后，也就是她返回查尔斯顿四天后，一天晚上她睡不着，只好找书来看。她找到了一本平装书——由戴尔公司出版的吉恩·谢泼德的幽默小说。那本书掉下来，刚好摊到一页，页边上是父亲字体宽大的笔迹：今年圣诞节给娜特的礼物。书中讲述了一个男孩在百货公司拜访圣诞老人的有趣经历，这让娜塔莉想起了四岁的时候，她自己的父母带她去市中心，排队等了一个小时，结果她在看到圣诞老人的时候却害怕得跑开了。读完书后，娜塔莉笑着笑着就流泪了，然后痛哭失声。她那天晚上哭了很久，天亮前只睡了大概一个钟头，然后起了床，感觉空虚、疲惫，但并不头晕恶心，没有患病般难受。她知道，更可怕的事还在等着她。
    娜塔莉左转，经过彩虹街屋——一排五颜六色、刷着灰泥的联排房屋——煤气灯一盏盏亮了，街屋五颜六色的外表黯淡下来。她继续思考着。
    留在查尔斯顿是个错误。邻居卡尔弗夫人几乎每个小时都会过来，但娜塔莉发现同这位老寡妇聊天相当疲乏且痛苦。她开始怀疑，卡尔弗夫人本来想成为第二位普雷斯顿夫人的。每当听到门上传来熟悉而胆怯的敲门声，娜塔莉就想去卧室躲起来。
    弗雷德里克每天晚上八点整都会从圣路易斯打电话：“宝贝，回来吧。继续留在你父亲的房子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想念你，宝贝。回家吧，回到弗雷德里克身边吧。”她能想象她的朋友和曾经的情人说这话时脸上严肃的表情。但大学城那间小公寓对她来讲已经不是家……而弗雷德里克在阿拉莫街的杂乱房间也只是他睡觉的地方。每天有十四个小时他都泡在电脑中心，苦苦钻研银河星团物质的分布机制。弗雷德里克是个聪明但基础教育不足的孩子。两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弗雷德两次去越南服役之后，就变得脾气暴躁，动不动就火冒三丈地捍卫自尊，而且斗志高昂地想要成为杰出的研究型数学家。娜塔莉认识弗雷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而娜塔莉去年还同他谈了大半年的恋爱。至少那时候她以为自己喜欢他。“回家吧，宝贝。”每晚娜塔莉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娜塔莉却仍然未能从丧父之痛中走出来，所以她虽然孤独却总是告诉弗雷德：“再等几天吧，弗雷德里克。再等几天吧。”
    再等几天干什么呢？她想。灯光从南古炮台沿线的古老大房子的窗户中射出，照亮了门廊、矮棕榈、圆顶屋和栏杆。她一直非常喜欢城市的这个部分。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常带她沿着古炮台散步。十二岁之后她才意识到，这里没有黑人居住，而且所有漂亮的老宅子和漂亮的老商铺都是白人的。很多年后，她忍不住惊叹自己身为六十年代在南方成长起来的黑人女孩，竟然这么晚才知道这一事实。她从未注意到，她晚上散步时路过的大街，她从小梦想拥有的古老大房子，同一些游泳池、电影院和教堂一样，是不允许黑人进入的，她也从未想过要进去。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没有觉察到每天要忍受如此多的不公平。等娜塔莉可以独自在查尔斯顿大街上旅行的时候，厚颜无耻的标记已经被取掉，公共喷泉真正对所有人开放。但习惯仍然存在，两个世纪的传统所造就的隔阂依然保留了下来。娜塔莉至今都记得，1972年11月一个潮湿寒冷的日子，她站在“老南方”古炮台南端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盯着那些大房子，意识到她的家人从未住过，将来也不会住到那里。但这个念头只是在她脑中一闪而过。娜塔莉继承了母亲的眼睛和父亲的自尊。约瑟夫·普雷斯顿是第一个在赫赫有名的海滨区开店的黑人商人，而她是约瑟夫·普雷斯顿的女儿。
    娜塔莉沿着多克街行驶，经过翻修一新的多克街剧院。剧院二楼阳台上装饰着锻铁做的花与藤蔓。
    她已经回家十天了。这十天里，她过着与之前迥然不同的生活。金特里现在应该下班了，在古老的县政府大楼里同他的副手和秘书互致晚安和圣诞祝福。他马上就会给她打电话。
    她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附近，心里想着金特里——罗伯特·约瑟夫·金特里。
    上个星期五，将索尔·拉斯基送到机场去后，她同金特里几乎整天都待在一起。第二天也是。第一天他们谈论的基本全是拉斯基的故事，以及通过意志控制他人这种概念。“倘若教授是个疯子，他的理论不会伤害任何人。”金特里说，“如果他不是疯子，他的理论就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人都受到了伤害。”
    娜塔莉告诉治安官，她曾经从自己的房间偷窥过教授。那时，筋疲力尽的纽约精神病医生正从厕所回到她的客厅沙发上睡觉。他光着脚，只穿着裤子还有一条“老人内裤”。娜塔莉看过他的右脚，小拇指不见了，苍白皮肤上的伤疤状如血管。
    “这什么也证明不了。”金特里提醒她。
    星期天他们还讨论过别的事情。金特里在家里为他俩做了饭。娜塔莉喜欢治安官的房子——一座离老城区十分钟车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建筑。整个社区都在改变之中——一些房子已经失修破碎，有的房子正在翻修一新。金特里的街区里住了许多年轻男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门前步行路上停着三轮车，门口的小片草坪上躺着跳绳，后院里传来阵阵欢笑声。
    一楼的三个房间都堆满了书：与门厅相连的图书馆兼书房的墙上有内嵌式的漂亮书架；饭厅凸窗的两侧都是手工木制书架；厨房砖墙上有廉价的金属书架。金特里做色拉的时候，娜塔莉获准参观治安官的藏书。她在一个个房间里逡巡，用崇拜的目光欣赏着古老的皮革书，浏览着历史、社会、心理等十多个主题的藏书，对一排排间谍、神秘和悬疑小说报以微笑。金特里的书房太舒服了，她恨不得立刻蜷进椅子里，捧上一本书看着铺满纸张和文件的卷盖式写字台，衬垫超厚的皮革低背沙发椅，还有满墙的内嵌式书架，她不禁感叹自己在圣路易斯的工作室有多么寒碜。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的书房就像他父亲的暗室一样，给人的感觉温馨而舒适，仿佛世界中心一般。
    色拉已经做好，烤宽面条放进烤箱，她同金特里坐在书房中，喝着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再次聊起了天——话题再次回到索尔·拉斯基的故事上。他们探讨了故事的可信度，以及自己对故事的看法。
    “我感觉他是典型的偏执狂。”金特里说，“不过，如果一个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前十年就预见到大屠杀的细节，那任何优秀的心理学家，即便是犹太心理学家，也会将他诊断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他们悠闲地享用着晚餐，观看着窗外黑暗渐渐降临。金特里在满是酒瓶的地下室里翻找了一圈，娜塔莉建议他建一个酒窖，这让他窘红了脸，最后他带着两瓶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上来佐餐。她觉得晚餐棒极了，称赞他是一个懂美食的大厨。他讥讽说，厨艺好的女人就是好厨师，而会做饭的老光棍就是懂美食的大厨。她哈哈大笑，答应放弃这一成见。
    成见。圣诞前夜，将车停在圣迈克尔教堂旁，孤独地坐在气温迅速下降的车中，娜塔莉想到了成见。
    娜塔莉对索尔·拉斯基的形象就抱有成见：纽约来的波兰裔犹太人，满脸络腮胡，黑暗的欧洲岁月给了他一双黑洞洞的眼睛——那种黑暗，娜塔莉永远永远想象不到，更无法理解。一位教授……一个精神病医生……在语言方面外行的娜塔莉听来，他那略带异国色彩的口音也许同弗洛伊德的维也纳方言差不多。这个人的眼镜竟然是用胶布粘起来的，同娜塔莉的埃伦姨妈一样。娜塔莉出生不久，姨妈就患了老年痴呆症——现在称为“阿尔茨海默病”——直到十一年后过世。
    索尔·拉斯基的容貌、声音、行为举止都同娜塔莉认识的大部分人不一样，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娜塔莉对犹太人的成见是大而化之的——黑衣服，奇怪的风俗，少数族裔的模样，比黑人更热衷金钱和权力——索尔·拉基斯的特点可以说完全与她对犹太人的成见相符。
    但拉斯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娜塔莉知道，自己没有摆脱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她只有二十一岁，但见过聪明人——比如她父亲和弗雷德里克——不会用固定的思维去看待所有的人和事。虽然她的父亲敏感而慷慨，对自己的种族和家族深感自豪，但他认为所谓“新南方”运动是一场危险的实验，各种肤色的激进分子妄图用这种理念去改变现有的体制，而现有体制已经比以前大有改善，允许他这样的有色人种通过奋斗去获取成功和尊严。
    弗雷德里克将人归为三类：体制的盲从者，体制的操纵者，体制的受害者。弗雷德里克对体制看得非常清楚：发动越南战争的是政治体制；维持这场战争的是权力体制；将他送到战争怪兽巨口的是社会体制。弗雷德里克用两种方法应对体制：首先，他让自己投身到冷门的数学研究中，从而跳出体制；然后让自己精通这门研究，凭此安身立命，从而躲避体制。与此同时，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电脑交互上，以躲避复杂的人际交往。他同娜塔莉做ài时狂暴而强悍，就像在同一个试图侵犯他的人搏斗。他还在自己乱七八糟的公寓中教娜塔莉如何使用点38口径左轮手枪。
    娜塔莉不禁打了个寒战，于是发动引擎，打开空调。她驶离圣迈克尔教堂，看到人们已经来教堂参加圣诞前夜的礼拜，然后转弯进入百老汇街。她想起这么多年来，每个圣诞节的上午，父亲都会带她前往离家三个街区的浸礼会教堂参加礼拜。她本来决定今年圣诞不再陪他去教堂，不再曲意迎合父亲。她知道这样做会伤害他，激怒他，但她已经准备好坚持
    自己的观点。空虚在娜塔莉的胸中累积成悲伤，甚至连身体都开始疼痛起来。此时此刻，如果可以的话，她不惜放弃一切，换取同父亲明早去教堂的机会。
    娜塔莉九岁时的夏天，她母亲死于一场事故。那天晚上，她父亲跪在她身旁，紧握着娜塔莉的双手，告诉她，那是一场飞来横祸。她母亲正下班回家，穿过一个公园，走到距离大街一百英尺的地方时，五个醉酒白人大学生驾驶一辆敞篷车，冒冒失失地穿过土质松软的草坪，绕过喷泉时轮子打滑，撞上了正要回家同丈夫和女儿举行下午野餐的三十二岁的母亲。据目击者说，母亲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那辆车。看着撞死她的那辆车飞驰而去，母亲脸上没有震惊或恐惧的表情，只有惊讶。
    四年级的第一天，娜塔莉的老师让他们写一篇关于暑假经历的文章。娜塔莉盯着试卷看了十分钟，然后用昨天新买的钢笔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个夏天我参加了母亲的葬礼。我母亲非常温柔和蔼。她非常爱我。她死得太年轻了。有群冒失鬼开车撞死了她。他们没有进监狱，也没有遭到任何惩罚。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父亲和我去利厄姨妈家待了三天，但后来我们回来了。我非常想念我的母亲。
    写完文章后，娜塔莉请求去上厕所。她快步走过既熟悉又陌生的走廊，在女厕所的第三个隔间里静静地反复呕吐。
    成见。娜塔莉转弯离开百老汇街，前往梅勒妮·福勒家。她每天都走这条路，熟悉的愤怒和痛苦涌上心头。她知道，驱使自己每天开去福勒家的是一种本能，就像牙齿掉了之后，舌头会本能地去搜索那个空缺一样。她每天都去看这座房子——现在隔壁的房子也同福勒家一样黑，因为霍奇斯夫人已经搬走了——她想起了上个星期二，自己跟随那个满脸胡子的男人进入这座房子的情形。
    索尔·拉斯基。他不是娜塔莉成见中的犹太人。娜塔莉想着他悲伤的眼神与柔和的声音，揣测着他此时身在何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答应每隔一天就打电话回来的，但自从星期五将他送到查尔斯顿机场之后，她和金特里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讯息。昨天，也就是星期二，金特里给索尔的家和大学办公室都打了电话。家里的电话无人应答，大学那边接电话的是心理系的一个秘书，说拉斯基博士度假去了，一月六日才回来；还说拉斯基博士十二月十六日去查尔斯顿之后就再没跟办公室联系过，但他肯定会在一月六日回来。他那天要接着授课。
    星期天，她和金特里坐在书房里聊天，娜塔莉给治安官展示了一则新闻报道——华盛顿的一个参议员的办公室昨晚发生爆炸，四人死亡——她怀疑这可能与索尔当天的会面有关。
    金特里笑着提醒她，行政办公大楼的一个警卫也死于同一事故，华盛顿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都认定这只是一起独立的恐怖袭击，已经确认死亡的四人中没有索尔·拉斯基，这起愚蠢的暴力行为同索尔描述的噩梦没有关联。
    娜塔莉笑着表示同意，呷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三天之后，他们仍未收到索尔的消息。
    星期一早上，金特里从办公室给她打来电话。“我们正在正式调查曼萨德旅馆凶杀案，你能帮我们吗？”他问。
    “当然可以。”娜塔莉说，“我怎么帮你呢？”
    “我们正在寻找梅勒妮·福勒女士的照片。”金特里说，“凶案组和联邦调查局分局没有找到这个老太太的任何照片。他们找不到他的亲戚，邻居们也没有她的照片，搜查了她的家也一无所获。通缉令里有对她的文字描述，但我觉得照片更有用，你说呢？”
    “我怎么帮你呢？”娜塔莉问。
    “十五分钟后，在福勒家前面和我碰面。”金特里说，“我会在翻领里插一枝玫瑰。”
    金特里到的时候，制服衬衫的纽扣眼里插了一枝玫瑰。他们一起朝福勒家锁上的院门走去，他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将花献给了她。
    “我为何受此馈赠？”娜塔莉问，嗅了嗅淡粉色的花朵。
    “你将从事一项漫长的、令人沮丧的、很可能毫无收获的调查，而这也许是你能得到的唯一回报。”金特里说，然后拿出一个钥匙环，找出一把沉甸甸的老式钥匙，打开了大门。
    “我们是要再次搜查福勒家吗？”娜塔莉问。她非常不想再去那个地方。她想起五天前跟随索尔进入房子的情形，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不。”金特里说，领着她往院子另一头的另一座砖房走去。他从钥匙环上找到另一把钥匙，打开了雕刻着花纹的木门。“丈夫和孙女遇害后，鲁丝·霍奇斯去城市西端的舍伍德森林新区同女儿一起住了。我获准拿到了钥匙环。”
    房里光线昏暗——浸了油的木板，老式的家具——但这里没有福勒家那种发霉的、死气沉沉的味道。上到二楼，金特里打开一个小房间的台灯，房里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沙发，墙上还挂着赛马的版画。“这是乔治·霍奇斯的书房。”金特里说。治安官摸着一本集邮册，轻轻翻动硬质书页，拿起一个放大镜。“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在邮局当了三十六年职员，最近九年在码头当保安，然后遇到了这件事……”金特里摇了摇头，“霍奇斯夫人说，直到三年前，乔治都经常拿相机拍照，但福勒女士从不允许他给她拍照——老太太坚决拒绝出现在照片之中——但乔治留下了许多胶片，霍奇斯夫人不能确定，乔治有没有无意间拍到梅勒妮·福勒……”
    “所以你让我来寻找片子里有没有她。”娜塔莉说，“我当然愿意帮忙，但我从未见过梅勒妮·福勒。”
    “不错。”金特里说，“但我会告诉你通缉令中对她外形的描述。只要见到片子里有七十岁左右老太太的，就都挑出来。”他顿了顿，“你和你父亲有看片台之类的东西吗？”
    “在摄影工作室里有。”娜塔莉说，“一个五英尺长的大看片台。但用幻灯机不是更好吗？”
    “用看片台速度会更快。”金特里说，打开了橱柜门。
    “上帝啊。”娜塔莉说。
    橱柜很大，里面是一层层的手工书架。左侧的书架上是书和贴着“邮票”标签的盒子，但后部和右侧，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架上，堆满了打开了的长盒子，里面装着黄色的柯达幻灯片收纳器。娜塔莉惊讶万分，看着金特里说：“这里有几千张胶片，”她说，“也许是几万张。”
    金特里举起双手，手掌向上，促狭地咧嘴笑道：“我说过这份工作要志愿者来做。我本来打算让我的副手来干，但我副手中唯一有时间的雷斯特是个蠢货——他是个好人，但人很笨——我担心他集中不了精神。”
    “嗯，”娜塔莉说，“强烈推荐你来找我这个查尔斯顿最好的看片师。”
    金特里继续对她咧嘴一笑。
    “算了。”娜塔莉说，“我反正没事干。罗恩·杰瑟普——我父亲的律师——正在联系沙特伯格连锁摄影店，希望能把经营权卖出去，或者干脆将整座房子都卖了，但工作室现在还可以任我使用。好吧，我们开始吧。”
    “我来帮你把这些盒子搬到车上吧。”金特里说。
    “非常感谢。”娜塔莉说，闻了下玫瑰，叹了口气。
    胶片有数千张，每一张都是业余抓拍水平，甚至更糟。娜塔莉知道，拍一张好照片有多么难。她九岁的时候，父亲送给了她一台廉价的手动雅西卡，那是她人生的第一台照相机。随后很多年，她都一直在提高摄影水平，以取悦父亲。可是上帝啊，一个摄影历史长达二三十年的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拍下一两张过得去的照片呢？
    但乔治·霍奇斯做到了。他拍的有家人的照片、度假时的照片、度假中家人的照片、房子和船的照片、像房子一样大的船的照片、特殊事件照片、节日照片——从1948年到1977年，每年霍奇斯家的圣诞树娜塔莉都看过了——以及平日生活中的照片，但每张照片都是抓拍水平或更糟。在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乔治·霍奇斯从未学会不能对着太阳拍照，不能让照片中的人对着太阳眯眼睛，不能让照片中的人背后出现树木、杆子等东西，以免让它们看上去像是多出来的耳朵，或者过时的烫发，更别提不能让地平线偏斜，不能让被拍摄的人看上去太生硬，不能从很远的地方拍静物，不能过分依赖闪光灯，不能在被拍的人和物离镜头太近或太远的时候依赖闪光灯，不能在拍人物像时把他从头到脚都拍下来。
    但这最后一条业余摄影爱好者的习惯让娜塔莉发现了梅勒妮·福勒。
    晚上七点刚过，金特里便带着中餐外卖来工作室了。两人站在看片台旁吃完了饭。娜塔莉指着一堆可疑的胶片说：“我觉得这些片子里的老太太都不可能是福勒。她们都是主动摆拍的，而且绝大多数年龄不符。霍奇斯先生在收纳盒上标了拍摄的年份。”
    “不错。”金特里说，拿着胶片在看片台上扫视了一下，“没有与外貌描述特别相符的。头发不对。霍奇斯夫人说，福勒女士的发型一直保持着六十年代末的风格，短短的卷发，带一点儿蓝色。给人的感觉跟你现在差不多。”
    “谢谢。”娜塔莉笑着说，放下装着糖醋排骨的白色纸盒，解下另一个黄色收纳盒上的橡皮筋。她开始按顺序将胶片取出排好。“看完之后，还要把地上一捆捆的胶片重新放回去。”她说，“你觉得霍奇斯夫人会看这些玩意儿么？”
    “多半不会。”金特里说，“霍奇斯夫人说，乔治之所以最终放弃了摄影，原因之一就是，他从不喜欢这些胶片。”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娜塔莉边说边取出霍奇斯先生为儿子劳伦斯和儿媳纳丁拍的第三百组照片——大部分胶片上都有标签——两口子站在院子里，眯眼对着明晃晃的太阳，抱着同样眯着眼的婴儿劳雷尔，三岁的凯瑟琳拽着母亲的超短裙，同样眯着眼。劳伦斯穿着白袜子、黑皮鞋。“等等！”娜塔莉说。
    听见娜塔莉突然兴奋起来，金特里将其他胶片放下，探出身子问：“怎么了？”
    娜塔莉用食指戳在第十张胶片上。“那里，看到了吗？那两个人。高个子男人没有头发，那不会是……他叫什么来着？”
    “索恩先生，”金特里说，“也叫奥斯卡·菲利克斯·豪普特。不错就是他。那么穿着圆鼓鼓的裙子、留着蓝色短卷发的女人就是……呵呵，你好啊，福勒女士。”二人紧靠在一起，用一个大
    大的放大镜观察照片。
    “她没注意到这家人在拍照片。”娜塔莉轻声说。
    “嗯。”金特里赞同道，“不知道为什么。”
    “根据这家人合影照片的数量，”娜塔莉说，“我估计霍奇斯先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两百天都让他们站在同一个地方拍照，福勒女士很可能把他们错当作院子里的雕像了。”
    “是啊。”金特里咧嘴笑道，“对了，这些胶片洗出来看得清吗？我是说看清福勒女士。”
    “应该可以。”娜塔莉换上截然不同的口吻道，“他用的似乎是柯达克罗姆64日光胶卷，这种胶卷分辨率很高，放大许多倍之后也不会模糊。在这儿、这儿和这儿截下来，就可以得到一张清晰的四分之三侧面照。”
    “好极了！”金特里说，“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们接下来……嘿，你怎么了？”
    娜塔莉抬头看着治安官，紧抓自己的上臂，试图停止颤抖。但她停不下来。“她看上去没有七八十岁。”她说。
    金特里重新看着底片。“这张照片是……我看看……是大概五年前拍的。不过你是对的。她看起来只有六十岁左右。但法院文件显示，从二十年代末这座房子就是她的了。但让你颤抖的不是这个问题，对吧？”
    “嗯。”娜塔莉说，“我看了那么多张小凯瑟琳的照片，我几乎忘记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她的爷爷，拍这些照片的人，也已经死了。”
    金特里点点头，注视着低头观看底片的娜塔莉。他抬起左手，伸到她的肩膀上方，落了下去。娜塔莉没有察觉他的这个举动。她的身子俯得更低了。
    “这很可能就是杀害他们的恶魔。”她说，“这个表面上极其普通的小老太太。她就像一只看似无害的黑寡妇大蜘蛛，一旦有猎物进入她编的网，就会被立刻捕杀。它主动出击的时候更是心狠手辣，我父亲就是它的牺牲品。”娜塔莉关闭了看片台的灯，将胶片交给金特里，“给你。我明天上午再检查剩下的胶片，看是否还能再有发现。你去把胶片洗出来，放在搜查证、备忘录或者通缉令里。”
    金特里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拿起胶片，手臂伸直，仿佛他拿着的是一只活着的毒蜘蛛。
    娜塔莉将车停在福勒家对面，一如往常地看了会儿那座老房子，然后准备开到别的地方，打电话约金特里吃晚餐。这时她忽然僵住了。她将车停在公园里，关掉引擎。她颤颤巍巍地举起尼康相机，透过取景器观察，将135毫米镜头放在驾驶席一侧半开的车窗上固定。
    福勒家的灯亮了。在二楼。不是临街的房间，但也离这些房间不远，因为光线泻入二楼走廊，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了出来。娜塔莉前三天晚上都从这里路过，但都没看到过房间里有光。
    她放下照相机，深吸一口气。她的心脏不规则地狂跳起来。总不会是那个老太太吧？十多个州的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探员正在搜捕她，她不会大摇大摆地回家收拾房间吧。
    但一定不是她吗？
    不可能，娜塔莉想。一定存在更合理的解释。也许金特里或者别的什么调查员在里面。凶案组的警察是可能出现在那里的。金特里说过，他们正考虑将老太太的物品封存起来，直到听证和调查结束。可能存在一百条合理的解释。
    灯光熄灭了。
    娜塔莉猛地一跳，就像有人摸了她的后脖颈一样。她把滑落的相机捡起来，将镜头重新对准二楼窗户。白色百叶窗缝隙中的光线消失了。
    娜塔莉小心翼翼地将相机放在副驾驶席上，靠在椅背上，深呼吸了几次，从中控台取出钱包，放在大腿上。她一边紧盯着黑漆漆的房屋正面，一边从钱包中摸出了点32口径骆玛自动手枪，然后将钱包放回原处。她将小手枪的枪管搭在方向盘下部的圆弧上，手的压力自动解除了枪把上的保险。还有一重保险，但她不可以用不到一秒就解除保险。星期二晚上，金特里曾带她去私人靶场，教她上弹、握枪、射击。现在，七发子弹都塞在了弹匣里。上弹指示器红得像血一样。
    娜塔莉脑子里念头乱窜，就像寻找迷宫入口的实验室老鼠一样。到底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轻举妄动？之前这里也进过小偷——索尔就曾偷偷进来过——索尔他妈的到哪儿去了？难道这次又是他？这个念头还未成形就被娜塔莉否定了。那又会是谁呢？娜塔莉脑中浮现出胶片上梅勒妮·福勒和索恩先生的身影。不，索恩已经死了。梅勒妮·福勒可能也死了。那会是谁？
    娜塔莉握紧了枪把，提防着不去碰扳机，盯着黑黢黢的房子。她的呼吸急促但不混乱。
    快走。给金特里打电话。
    打哪个电话？办公室的还是家里的？随便哪个都行。如果是他的副手接电话也没关系。现在是圣诞前夜七点。治安官办公室或者说警察局的反应速度有多快？最近的电话在哪里？娜塔莉努力回想，但只能想起之前开车经过的灭了灯的店铺和餐馆。
    开车去县政府大楼或金特里家吧。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不管房子里是谁，都会在十分钟后离开。就这么办。
    娜塔莉知道，她自己不能进房子里去。她第一次进去就已经相当愚蠢了。愤怒、悲伤蒙蔽了他，让她浑浑噩噩地瞎逞能。今晚如果再进去，她就是糊涂透顶，不管手上有枪还是没枪。
    娜塔莉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喜欢周五或周六晚上熬夜看魔怪片。父亲允许她打开折叠床，这样她就可以在电视看完之后直接去睡觉，但她通常还没看完就已经睡着了。有时候父亲也会同她一起看电视——父亲穿着蓝白相间的条纹睡衣，她穿着法兰绒睡衣——他们躺在沙发上，边吃爆米花边评论荒唐的情节冲突。他们都无比赞同一个观点：决不同情愚蠢的女主人公。穿花边睡衣的女主人公被反复警告，绝对不要打开黑暗走廊尽头那扇关着的门。但你猜大家离开后她干了什么？每当星期五晚上的女主人公打开了那扇关着的门，娜塔莉和她父亲就会转而支持门后的恶魔。娜塔莉的父亲经常如此评论女主人公的这种行为：蠢货总会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娜塔莉打开车门，来到街上。握在右手中的自动手枪给人一种奇怪的沉重感。她站定片刻，凝视着两座漆黑的房子和邻近的院子。三十英尺外的街灯照亮了砖块，驱散了树下的阴影。就到门口去看看，她想。见到人出来的话，跑掉就是了。大门微掩着。她用左手摸了摸冰凉的金属，望着黑色的窗户。肾上腺素刺激着她的心脏怦怦地撞击着肋骨，但也让她感觉自己强壮、轻盈、敏捷。她手里是一把真的手枪。她像金特里教她的那样解除保险。只有在被攻击的情况下她才会开枪——无论被以何种方式攻击，她都会开枪。
    她知道现在应该回到车上去，离开这里，给金特里打电话。但她推开了门，进入了院子。
    她在硕大的古老喷泉投下的影子中站了好一会儿，注视着福勒家的窗户和前门。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十岁的孩子，正鼓起勇气去摸鬼屋的前门。之前窗户里还亮着灯。
    如果有人曾经来过，他们可能已经从后门离开，就像她和索尔之前那样。他们不可能堂而皇之地从面朝人行道的前门出来。总而言之，她已经走得够远了。是时候回到该死的车上开走了。
    娜塔莉朝小门廊慢慢走去，轻轻举起手枪。从她站立的地方，可以看到门廊顶下的阴影中隐藏的东西。前门是部分打开的。娜塔莉大口喘着气，但仍然感觉快要窒息了。她深呼吸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憋住了气。她的呼吸和脉搏稳定下来。她伸出枪，轻轻地推了下门。门悄无声息地朝里打开了，仿佛铰链完全没有摩擦一样。从门缝中可以看到木质门厅和楼梯的下层阶梯。娜塔莉的脑海中浮现出凯瑟琳·霍奇斯和那个叫克拉默的女人在死的地方留下的血迹，而有人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娜塔莉先看到一双脚，然后是两条腿……
    去死吧，娜塔莉想，转身就跑。她的鞋跟踩在了一块松脱的圆石上，她差点儿在跑到大门前跌倒。她努力恢复平衡，惊恐地回头看了眼打开的房门、影影绰绰的喷泉，砖、玻璃和石头上斑驳的黑影，然后跑出大门，穿过街道，哆哆嗦嗦地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她“啪嗒”一声关上车锁。在把枪丢在副驾驶席上之前，她想起了还需要将枪的保险复位。她祈祷车钥匙还没有拔出来，结果她果然摸到了车钥匙。引擎立刻发动了。
    娜塔莉的手刚放在变速杆上，就有人从后排抱住了她，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老练地掐住了她的咽喉。她尖叫起来，但那只捂住嘴的手压制了声音，将气息憋进她的气管。她的双手抓到了一件厚外套，然后是捂住她脸和掐住她脖子的厚手套。她在驾驶席上努力挺起身子，试图挣脱控制，用手和指甲攻击袭击者。
    枪。娜塔莉伸出右手，却够不着副驾驶席。她敲了敲变速杆，然后又去抓身后的人。她身体已经僵硬，半个身子腾空，膝盖抵在方向盘的底部。她感到一张湿漉漉、肥嘟嘟的脸贴在她的脖子和右脸颊上。她的左手手指抓到了一顶厚帽子。捂住她的嘴的手松开了，掐住了她的喉咙。袭击者长长的右胳膊伸向副驾驶席，娜塔莉听到手枪啪地落在橡胶脚垫上。那只手又回来掐住她的喉咙，她奋力抓扯着厚手套。她试图去抓压在她脖子上的脸，但袭击者轻易地挡开了她的胳膊。她的嘴没被捂住了，但她肺里却没有足够的空气供她发出尖叫。她眼冒金星，耳朵嗡嗡作响。
    这就是快被勒死的感觉吧，她想。她抓着车座外套，踢着仪表盘，努力抬高膝盖去按响喇叭。她瞥见内后视镜中她脖子附近那对充血的眼睛和红彤彤的脸颊。她意识到自己的皮肤也是红的，光线也是红的，整个视野中都充斥着红点。
    袭击者紧贴着她的脖子，呼出的气体喷在她脸上，低沉的声音在她耳边喃喃道：“你想找到那个女人？去德国城吧。”
    娜塔莉猛然挺身，以最快的速度用脑袋向后侧方的袭击者撞上去。剧烈的疼痛令她心满意足。
    扼住她咽喉的手松开了片刻，娜塔莉向前瘫倒，痛苦地深吸一口气，气体通过疼痛的咽喉进入肺部，她又吸一口气，身子右倾，手越过变速杆，去副驾驶席上摸枪。
    袭击者再次掐住她的喉咙，这次更加用力，这次似乎在摸索她的要害。她又被拽了起来。
    她眼睛中闪过无数红点，脖子上传来烧灼般的疼痛。然后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