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乾重生在甄府，既是幸事又是不幸。

    甄府的社会地位为甄乾带来了诸多的便利，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甄乾刚刚高中明算、明经两科，授职就下来了，如果不是因为惊马失意无法上任，现在恐怕已经是一名下等县官员，如果三年之后考功上等，也许能调任京城任职，仕途起点不可谓不高。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甄乾真不知道要不要感谢惊吓马匹的孟小丫，让自己再次重生，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

    刚到唐代，甄乾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庆祝自己劫后余生，便听见世人在传诵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缠绵爱情。再一留心打听，安禄山的大名铺天盖地袭来，吓的甄乾差点晕了过去。

    唐玄宗、杨贵妃、安禄山、高力士、杨国忠……，那一个名字不是流传了上千年，不管是骂名也好，赞誉也罢，乱臣贼子、奸佞小人、可歌可泣的爱情缠绵……，这个风云变幻动荡的时代其是普通人甄乾可以理解和承受的。

    甄乾已经记不起安史之乱是那一年发生的，谁让自己不是学历史的呢？无聊到把历史上的大事件印在脑海里。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甄乾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正是安史之乱动荡后，大唐由盛转衰一蹶不振，迎来了百年的藩镇割据，经历了五代十国的风云变化，只要是后世每每谈论这段历史都唏嘘不已。

    即将生逢乱世，让甄乾感到大厦将倾风雨欲来的危机感，在这场暴风雨中，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蝼蚁，如何生存下去就成了甄乾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如果以为自己有先知先觉就可以力挽狂澜的话，不说痴人说梦，恐怕第一个死的就是自己。

    安史之乱起因源于藩镇崛起。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地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政府隐藏的忧患。

    军事上的外重内轻让安禄山有了可乘之机。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唐玄宗的怠政使奸臣当道、政治腐败。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安禄山为自保和升官拜杨贵妃为母亲。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是年，暴雨造成严重灾害，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却拿着大个的粟穗子给玄宗看，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下边有的官员报告灾情，请求救助，他大发雷霆，命令司法机关进行严惩。杨国忠能力很差，却喜欢处理朝政，正事做不好，坏事很在行，接受贿赂、拉帮结派等应用自如。

    重用胡将致使北方边陲胡化严重。

    唐太宗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一带，河北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二十万多兵力使其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也有人说安禄山起兵完全是被杨国忠所逼。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20万的兵力，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首先是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使广大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朝政混乱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均田制在这个时期瓦解，税收急剧减少，但朝廷的花费却因为玄宗奢侈的榜样而逐渐增多，国库入不敷出。政治的腐败影响到军队，招募的兵士多是无赖之徒。

    其次是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然后是民/族矛盾。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人、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人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乱前，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

    玄宗对国家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反而不合时宜地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政治腐败与黑暗，激发了将领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使得边境战乱不断。初期形成的边境安定局面被打破了，西边和吐蕃的关系恶化，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历来的和睦友好关系。由于边境将领的骄横跋扈，致使本该平息的与西南的南诏国冲突日益升级，结果唐朝征兵和南诏开战。先后战死、病死的唐兵达二十万之多。

    最后是内部矛盾，这也是历代王朝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二十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没有安禄山，还有王禄山、黄禄山……，根本就是无可避免。

    唐朝大伤元气，开元年间的“鼎盛”被挥霍怠尽，只剩下了繁荣的表象，大厦早已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