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莲英,居然还是他。回府的路上,坐在车里的关卓凡,自失地一笑。历史的编排自有其路数,这种冥冥之中的强大惯性力,自己身为穿越者,实在应该有所敬畏。
不过,也幸好还是他。历史上的李莲英,虽然始终笼罩在各种民间传说的迷雾之中,但对他,正路子的史家基本是有公论的:这是一个厚道人,只栽花,不种刺;只帮人,不害人。还有,李莲英当然也贪财,但他小心谨慎,严守分际,不该伸的手,绝对不伸。
他的墓志铭上的那几句话,“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不是虚言。
最难得的一点是,李莲英虽然对慈禧忠心耿耿,但并非一个对主子无原则阿附的人。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慈禧幽禁,整个皇宫,唯一肯对光绪有所照拂的,就是李莲英。光绪自己也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八国联军入城,慈禧携光绪西狩,临走前对珍妃下手,这个差使就不能派李莲英,而是派了副总管太监崔玉贵。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戊戌之后,李莲英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慈禧一边,李大伴自此宠衰。
当然,也可以把李莲英的行为视作自保的一种手段,安德海覆辙于前,如果还像他那样到处招怨,下场如何,有版可看。退一万步,就算慈禧肯维护自己,太后薨逝之后呢?冰山一倒。一个太监,不就是仇家的俎上鱼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晓事的人。加上关、李之间的恩义联结,关卓凡有把握,李莲英会成为自己在宫中的有力的助手和耳目。
但同时,关卓凡也提醒自己,对李莲英不能报过高的幻想。他会亲附自己,但未必会成为自己的“私人”――李莲英甚至不能百分百算慈禧的“私人”,何况关卓凡?
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有清一朝。勉强称得上“权监”的两个――安德海、李莲英,都出自慈禧宫中,这不是偶然现象。
“太监不能干政”这条祖训的前边,还有一条“后宫不能干政”。慈禧以后宫干政,对“太监不能干政”的认同度本来就低,加上她书读的少,对阉竖误国的教训。了解的也少,更形不成相应的牢固的概念,对重用太监的抵触和防范都很有限。
最重要的还是关卓凡之前分析过的,一,深宫女主,见识少。行动亦不得自由,太监是她获取外界第一手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二,垂帘不合祖制,理论上,所有的重臣。都是她的潜在的反对者,四边不靠之下。孤独的太后,对“身边人”产生依靠的心理,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真是“制度的问题”了。
慈禧在吕氏一事上的“失态”,根本上,是恐惧于关卓凡这个最重要的“身边人”,有发生动摇、变化的可能,从而生出了强烈的反弹。说到底,是为了保证关卓凡这个“身边人”――她最重要的依靠――不“变质”。
这个,和普通女人的嫉妒,并不全然是一回事。
想通了这一点,关卓凡的嘴角泛起一丝阴冷的微笑。这一次的跌宕,实在不算一件坏事。
方才养心殿上,慈禧的话虽然委婉,但其中的悔意已非常明显,现在慈禧对关卓凡的的心理,已经不是觉得关卓凡对不起她,而是觉得她对不起关卓凡了。
这是关卓凡进一步固权的最好时机,也是他推进重大政策的最好时机。
还有,这一次的风波,固然是慈禧“收服”关卓凡的努力,但反过来,也为关卓凡指明了加强对慈禧的影响和控制的路数。嗯,胆子可以再大一点,步子必须迈得更快一点。
关卓凡对慈禧的心理的判断,基本是准确的。
回到长春宫的慈禧,依然心潮起伏。
之前,关卓凡府里的那株“五尺高的血珊瑚”,已经证明纯属虚妄。
醇王福晋进宫的时候,慈禧问过她这个事――醇王福晋是常去关卓凡的贝子府串门的,那里有她两个“妹妹”呢。醇王福晋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自己在哪儿见过什么“血珊瑚”,更别说“五尺高”了。
难道每次醇王福晋到达贝子府之前,关家都把血珊瑚收了起来?真这么不怕麻烦?何况和关家往来的王公大臣多了去了,醇王福晋这么一个好事的角色,也没听谁说起过贝子府有这么一株血珊瑚,总不可能任谁来了,关家都事先收起了珊瑚吧?
同样的问题,也问过李莲英――那个时候还叫李进喜,他也是去毅勇忠诚贝子府传过旨的。太监传旨并不会事先打招呼,想藏什么也赶不及。慈禧问的很有“技巧”,装作闲闲不经意的样子:“关卓凡府里的那株大珊瑚,是白色的吗?”
李进喜微愕,说道:“回主子的话,奴才不曾在关贝子府上见过什么大珊瑚。”
今天,“镜子”一事,证明了也是安德海的谎言。
自己急怒攻心之下,也是昏了头了。其实细想一下,就能发现安德海话中的绝大破绽:吕氏这个宅子,不比贝子府,除了关卓凡自己,绝不会有其他人出入,包括安德海。何况是闺房内室?那么其中具体陈设形容,他如何能够知晓?
慈禧心中苦涩难言,自己居然掉进了一个太监的陷阱,落手对付自己最亲信的国家首辅!
安德海之所以构陷关卓凡,原因已经很清楚,插手园工而不得,乃生异想天开之妄念。自己自诩英明,怎么就被一个下贱的阉人摆布于股掌之上?
他不修圆明园,是为国家好;他修颐和园,是为自己好――然而自己,唉!
慈禧的心里犹如火烧火燎般难受。
吕氏的事情,当然是他不对!可是吕氏既已远走,清醒过来的慈禧,不能不承认,关卓凡在吕氏身上,仅仅是“大头管不住小头”而已,并没有一丝自外于圣母皇太后的意思――话说回来,又有哪一个男人是真的“大头管得住小头”的?
求全责备,只怕原来没有“自外”的意思,也被逼出了“自外”的意思了!
慈禧悚然心惊,该怎么弥合自己和关卓凡之间有可能产生的这一条裂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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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天的军机叫起,君臣议的是两件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务,一件是修筑铁路,一件是发行国债。
修筑铁路的事情,关卓凡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在国内下功夫了。回到国内,还未出兵剿回剿捻,就明里暗里,在各有力者处为修铁路递话了。有的晓之以理,有的动之以利,有的直接用银子铺路。军机上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言路上也尽可能打了底,本来打算年后立即着手,没想到先撞上了安德海这一档子事。
关卓凡情知安案尘埃落定前不是议论大政的好时机,一直隐忍不发,等到安德海终于变成了内务府慎刑司里的一块烂肉,乃第一时间,上奏请修铁路。
关卓凡在奏折中说道:“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
所谓“用兵尤不可缓”,原因有二。
第一,“我国幅员广大,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唯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
第二,“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
而且,如此一来,“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不为疆臣牵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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