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中的官员，要么是刘派，要么就是韩派，或是徐夏商一派。

    没有党派的也就是边缘人，没有拉拢的必要。

    御史是最独特的一派，他们是朝廷的风宪官，可以风闻奏事，也可以对朝政提出建言，并且不受任何限制。

    哪怕强如天子，铁腕如韩钟，对御史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来压制。

    只要身为御史，就不受国法限制，除了拿好处收买之外，任何御史在祖制和朝廷律例的保护下都是安全的。

    他们可以风闻弹劾官员，外放也不会调到别的职位上去，只会为观风使，观军容使，或是到一路巡查使。

    除非做到巡查使以上，御史才会脱离监察体系，到时候自有上司和律例来约束，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制约住御史。

    由于朝廷鼓励开通言路，不管是天子和权相都无法禁止御史说话，御史又是自有传承格局，连御史中丞只能施加影响，对每个御史的弹劾奏章不能过多干涉，不然的话首先就是御史中丞本人被弹劾了。

    这种格局的形成还是太祖年间，不可否认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物，在大魏二百多年的历史上，多少权臣名将，酷吏或是巨贪都折戟在御史的奏闻之下。

    但政务与朝风有关，和整个天下的大局也是有关。时至今日，已经很难找到完全出自公心弹劾或就政务发表意见的御史了，或是私意，或是党派之争，或是金钱收买，真正秉持公义，不阿附权贵，不以党派私利，不以金钱收买，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御史风骨，已经是凤毛麟角，几乎无迹可寻。

    现在是韩钟与刘知远的争斗高锋，两边俱是只差赤搏上阵，京师看似平静，其实已经打成了一团乱麻。

    韩派力主持重，并且以赋税不足为最要紧的理由，韩派的御史纷纷上疏，极言各路灾情言重，特别是荆湖路的御史，更是将该路惨况夸大了十倍。

    在某个荆湖路御史笔下，该路已经几乎十室九空，百姓纷纷逃亡为群盗，只要稍微一个火星丢下去，整个荆湖路都能被炸成粉碎。

    秦凤路，永兴军路，河北山东各路，情形也是都好不到哪去。

    而刘派则攻讦韩派御史夸大失实，各种灾害不一，情形不同，怎么可能一般相同？至于财赋，国用财赋不足，导致民间困苦的最大原因当然就是东胡的数次入侵，朝廷不得不多次重整军备，每重招募装备一个军的禁军，所用的赋税就是整个州府全年的收入。

    这是沉重的负担，如果不彻底击跨，或是打疼东胡，隔几年就来一次，大魏永远都不能解决和摆脱困境。

    大魏只能在一次次被动防御，军力受损，民间被毁坏的循环中，最终国力不支，被蛮族放血不停，最终耗尽国力，轰然倒下。

    从某个角度来说，刘派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东胡人的战略确实是如此，隔三年左右就会入境一次，北方会越打越残破，大魏禁军的损失也越来越大，东胡人却是放手抢掠大魏的财富，从丁口到牛羊马匹和一切能抢的物资，他们是以战养战，越打越强，将士以南侵为乐事，而大魏被动防守，只会越来越虚弱。

    这就是大魏这样亿万人口的庞大帝国，最终却被东胡攻克战胜的最关键的地方。

    没有精锐骑兵反击，只能被动防御，几千里的防线防守起来根本就处处是漏洞，而东胡人虽然只有百万左右的丁口，却是能越打越强，最终攻克燕京，混元一宇，使华夏蒙于胡尘之下，其因就是游牧渔猎民族对农耕民族战事的天然优势。

    很多事情大家都明白，现在的朝堂之争其实哪一方都并不是拿出真正有效可行的办法，刘派说好听点是破釜沉舟，说难听点就是赌博，将未来国运，付诸一战。

    刘知远未必不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但和他自己拜相比起来，刘知远还是选择了迎合天子的喜好。

    韩派的办法说好听点是稳妥持重，难听点就是保守懦弱，永远的被动挨打。

    在国运大政上，两派都只是出于党派私斗的利益，没有哪一方是拿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就是一个打和不打，怎么打，兵马如何集结，从何路攻击，东胡的具体兵力是否占优，如何反应，连象样的兵棋推演都没有。

    对守的一方来说，如何梳理财赋，重整禁军，怎么针对敌骑隔几年的破边骚扰，也是拿不出象样的办法来。

    双方都是在互相扯皮，争斗，为了权位而攻击对方，对真正要做的事，束手无策。

    御史们也是参与局中争斗，以党派利益出发。

    韩钟要拿十万贯出来，一则是奖励自己一方的人马，另外就是要收买那些目前还算是中立派的官员们。

    御史，门下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们。

    “真定，大名两州今冬遇雪灾。”韩钟发牢骚道：“其实十万贯也就够赈灾了，郑裕民硬扛着就不肯拨款，说是库中无钱，要说北伐，他一下子能拿几百万贯出来……这蠢猪，过了这阵子，三司使一定要换人才是。”

    历任宰相，一定要掌握的就是吏部和三司。

    吏部辅助政事堂进行人事上的调整，方便宰相任用自己信的过的官员，展布自己的政治，如果吏部尚书和宰相对着干，虽然宰相照例兼尚书左丞，就是吏部尚书的上司，但表面遵令，暗地扯皮，也会令得宰相头疼。

    其次就是三司使，也必须要最大程度的配合宰相，提供财政上的支持。

    除此之外，御史中丞绝不能用与宰相交情好的官员，枢密使更是要用与宰相交情冷淡，甚至有些敌意的人选。

    “兵权不得与相公尽掌”，这是太祖当年的话，枢密与政事堂最好是合作中有对立，而不是对立中有合作，这涉及到高明的帝王心术，臣下的位置摆放，相当重要，涉及到朝政格局的大局。

    当今天子最稀烂的地方就是权术平衡，枢密使用韩钟的旧部兼密友张广恩，导致韩钟在军方的影响极深。

    虽然韩钟也是枢密出身，如果用一个不对盘的枢密使，这么多年下来早就把韩钟在军中的旧部清洗干净了。

    张广恩显然不会这么做，这也是韩钟现在还掌握相当的禁军力量的原因所在。

    而需要配合宰相施政的三司使，皇帝偏偏用了个和韩钟不对付的郑裕民，虽然不至于处处扯皮，但当刘知远冒起之后，郑裕民迅速与刘知远这个大参组成政治同盟，这就使得韩钟相当狼狈和麻烦了。

    “我总觉得近来刘知远有些异动。”杨师度对三千贯也不是很在意，反而皱紧眉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身为韩钟首席幕僚的杨师度是河间府有名的才智之士，四次中举，四次京试不能中进士，后来无奈委身相府，获得了普通进士官员没有的权力和高度，其对韩钟当然忠心耿耿，韩钟在，他这个幕僚权位远超过普通的三四品官员，韩钟若被攻下台，杨师度就只能回家养老了。

    甚至在政治清算之下，韩钟或可平安老死家中，杨师度等众多的幕僚和下属官员，下场可未必美妙，被随意栽个罪名关上几年，抄没家产，也是大有可能。

    当今的官家最爱好的事，就是抄没官员们的家产，这是天子内藏私库合理合法的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朝中势力，我们已经分析再三……”韩钟在心腹幕僚面前并没有在外人面前那样强势，自信，他略显无奈的道：“五大厢都指挥，我们掌握最深的是东城厢都指挥李恩茂，天子有郎卫，刘知远是西城的厢都指挥王通，中城，南城，北城，三个厢都指挥则保持相对的中立，各有偏好，可能是某个枢密副使的人，也可能只听天子的命令，不过我和张广恩两人，掌握的禁军力量总是比刘知远强的多，这也是他们不敢用强的原因所在……”

    每个厢都指挥之下是十个军的禁军，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完全真正掌握，所谓真正的掌握就是一声令下，禁军可以出营按令行事，这种程度一般只有天子颁下虎符，或是天子的白虎旗所出现的地方，禁军才是会凛然听令。

    除此之外，只有用任命完全是私人的中下层的军官来掌握军队才可以办到。

    韩钟真正掌握的不是一厢都，而是李恩茂和其下的一个军，就算是一个军，随时能拉出来的也不会超过两千人，会有相当多的军官临阵胆怯，或是禁军拒绝听令。

    这就是不合法理之下，私人能动用的最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韩钟和枢密使张广恩的配合，怕是连这个力量也动员不了。

    刘知远能动员的，最多也就是半个军的兵力，双方算是旗鼓相当。

    这种情形下天子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管是赐下诏书，兵符，或是派出郎卫，都会是决定性的结果，这也是刘知远已经忍耐不住，却还是只能从官场政争的角度和韩钟相斗，却是不敢掀桌子的最大原因所在。

    桌子一掀，谁知道倒下的是敌人，还是自己？

    韩钟也是不敢冒险，天子支持的是刘知远，就算刘知远的力量稍弱，关键时刻，天子出手又怎么办？

    禁军将士最少在表面上是忠于大魏，忠于天子。

    当今天子的声望不高，但从私德来说还是受人尊敬，而且大魏二百多年的传承，一直是以亲厚爱民为基准，天子本人的声望不高，不代表大魏皇室不受人尊敬，不代表大魏已经失去人心。

    至于天子虽然不喜欢韩钟，一心要拿刘知远替代，可不代表天子会想着用不正常的办法，虽然官家很多举措是乱来，但提兵剿灭自己的宰相，或是支持参知政事起兵杀掉宰相，这种疯狂的想法天子也不可能会有。

    一旦乱起来，受损的就是朝廷的声望，也是天子本人的声望，这种最基本的利害关系，天子也总是分的清楚。

    韩钟似是要自己安心，而不是安抚杨师度，分析一番之后，还是感觉近来的政争仍然会有序进行。

    至于破局的关键之处，韩钟感觉相当迷茫，也感觉无比疲惫，下有刘知远咄咄逼人，上有天子的猜忌和冷淡，在现在这个时候，韩钟已经感觉快支撑不下去了。

    “恩相一定要挺住。”杨师度很是热切也有些焦虑的道：“刘知远心狠手辣，除非到他有主动求和，谈好条件的那天，恩相若被迫离开，其一定会担心恩相心有不甘会谋图复起，或是暗中给他捣乱生事，恩师离京之后，才是刚入险境。”

    韩钟对杨师度的这个判断，半信半疑，不过他自己当然也不想轻易放弃，当下点头道：“先生放心，某还不至于叫个小人逼到方寸大乱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