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抛石头,留心自己头。
---蒙古族谚语
巩腊梅是181团3营第一个少数民族衣着打扮的妇女。她的到来引起了连队里职工、特别是女职工的好奇。他们纷纷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跑来打量牛姑舅的爱人。
巩腊梅看上去30岁左右,圆脸蛋,皮肤白皙,慈眉善目,头上戴着一定只露出面孔的绿色盖头,穿着一套黑色的棉布衣裤,脚上穿着手工制作的黑色棉布鞋。鞋子头上绣着一朵红艳艳的牡丹花。
牛木兰看上去10岁左右,长着一头又黑又浓的头发,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花布的棉衣、棉裤和一双厚实的棉鞋。她睁着一双透露出倔强和锐利光芒的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陌生人。
由于连队的编制已经满额,巩腊梅和其他陆续来投靠丈夫的妇女暂时作为职工的家属,在家里做饭、照看孩子。
牛万山领着牛木兰,来到了营部的小学,给她报名上学。他看到小学校长的时候不禁愣住了:这不是去年在火车上遇到的于大川老师吗?
他惊讶地问道:“于老师,你怎么在这里?”
于大川笑着说道:“我自愿报名到这里支援团场教育。这是你的女儿?上几年级了?”
牛万山回答道:“她刚从甘肃老家过来,还没有上过一天学呢。”
于大川感叹道:“哎呀,这么大的孩子还没有上过学啊?那就先从一年级开始吧。”
11岁的牛木兰成为了3营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她是班里年龄最大、个头最高的学生。不过,她天资聪慧,认真好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课本上的知识全部学会了。
于大川便让牛木兰跳级到二年级,还让她当了班长。
1964年的秋天,团部的电影放映队来到了3营营部。他们在空地上挖了两个土坑,在坑里栽下两根木头杆子,再在木头杆子之间挂上了一块白色的布,说是银幕。
等到傍晚天色变暗,吃过晚饭的职工拿着自家的小板凳和马扎子,齐刷刷地坐在银幕的前面。
牛木兰早早地吃过晚饭,知道牛万山还要去打一会儿篮球,就拉着怀有身孕的巩腊梅来到了广场,等着看电影。
电影终于放映了。演的是根据湖南花鼓戏拍摄的戏曲故事片《补锅》。
银幕上,面容娇媚、身材苗条的李谷一边歌边舞。场地上,巩腊梅的肚子出现了一阵阵的绞痛。她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让牛木兰陪着自己回家,让邻居马秀英赶紧去找卫生院。
大约在晚上的九点左右,巩腊梅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一生下来就是满头的黑发。黑发把他的小耳朵都遮盖住了。
这是牛万山的第一个孩子。他给孩子取的汉名是牛建新,意思是建设新疆。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把马玉民请到家中,
按照经文给孩子去了一个回族名字优素夫。
12岁的牛木兰有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属龙的弟弟,感到特别高兴。每天放学以后,她就帮助妈妈照看弟弟,并且一口一个尕弟弟地叫着他。
牛万山虽然是下中农的阶级成分,但是,几个叔叔的阶级成分却是地主或者恶霸地主,而且还与红军西路军、解放军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战斗。一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他的心中顿时感到空落落的,只好收敛了平时说话诙谐幽默的风格,在众人的面前尽量保持着内敛和谨慎。
1967年,兵团决定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把以前没有正式参加工作的家属全部转成了兵团职工。巩腊梅因此成为了一名兵团的职工。她把3岁的建新送到了连队的托儿所,再一次自豪地扛起了铁锹,和14连的职工们一起下地劳动。
巩腊梅站在地头上,远眺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在田野上轰隆作响的拖拉机和播种机,还有那一排排把白杨树,再想一想尕阴屲的高坡深沟和巴掌大小的田地,从内心的深处惊叹新疆大地的辽阔和富饶。
连长鲁大炮已经升官当了营长。他来到14连的劳动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当看到戴着盖头的巩腊梅的时候,他大声地叫喊道:“巩腊梅,快把你的盖头取下来。你现在是一名兵团的革命职工,要有革命军人的样子,不能再穿戴封建保守思想的衣服了。”
巩腊梅知道不能违犯连队的纪律,于是慢慢地摘下了盖头,掖进了衣服的口袋。突然把头发展露在外人的面前,她感到十分别扭和难堪,仿佛自己没有穿衣服一样。
巩腊梅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她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就是照顾好丈夫和两个孩子,除非必须参加的会议,她从不参与职工自发的政治活动。
一天,牛万山收到弟弟牛见山写来了一封家信。
牛见山在信中告诉哥哥和嫂子,他们全家、牛银山的全家和尕索菲的全家也来到新疆了,在伊犁地区的伊宁县落户当了农民,日子过的比老家的好多了,至少能够吃饱肚子。
牛万山和巩腊梅为兄弟们的良好归宿感到十分高兴,赶紧让上小学5年级的牛木兰写了一份回信,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祝贺,欢迎他们有机会到阿勒泰来探亲。
那个时候,兵团实行定量供给制。食物、衣服和生活用品都是由公家发放的。职工们一律身穿绿色的军衣、军裤和绿色的胶鞋。每个人头戴一顶绿色的军帽。与正规的军队服装相比,只不过他们的衣领上没有领章,帽子上没有红色5角星的帽徽而已。
不久,3营的领导认为14连的甘肃籍职工和少数民族过于集中,容易形成老乡帮派,在工作中不好管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分散到16连、17连、18连和19连。
马玉民一家留在了14连。马秀英一家分到了19连。牛万山和巩腊梅被分配到了最偏远的17连。他们把家里的被褥和一些生活用具装进3个纸箱子,抱着牛建新,带着牛木兰,坐上一辆马车便搬迁到了17连。
17连又叫糖厂。据说,3营以前在这里种植了大量的甜菜,又盖了一座用甜菜制造白砂糖的小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白砂糖质量不过关,所以很快就关闭了糖厂。但是,糖厂这个名字却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
由于很多职工都有了家庭,各自在家里做饭吃,连队的食堂不需要那么多的炊事员了。于是,连长安排牛万山到大车班当班长。大车班就赶上马拉车,春天往地里运种子、拉肥料,秋天再从地里往连队运送收获的粮食。
巩腊梅分配到17连的1排2班工作。2班的班长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支边女青年。她的名字叫作顾美娣。
说起支边青年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呢。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中央明察新疆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和经济落后的状况,对祖国的安全和统一、对新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高瞻远瞩,1954年10月,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共计17.5万名官兵就地集体转业,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担负中央赋予的屯垦戍边的使命。
随着垦荒事业的飞速发展,农场和厂矿明显地感到人员短缺。兵团领导很快地做出了决定,动员内地的青年支援边疆,一面派遣干部到内地组织农民、工人和学生来兵团,一面动员各单位和职工投书内地招揽亲友来疆。
不久,河北、河南、四川、江苏、上海、广东一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来到了新疆,使兵团的职工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产建设兵团的面貌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了全国当时有志青年最响亮的口号。
1959年春,国家根据新疆的情况和要求,决定在第2个5年计划期间从内地再动员一部分青壮年来新疆参加建设。随后,安徽、湖南、湖北、江苏的支边青年陆续来到新疆。
从1963年开始,上海、天津的数10万知识青年又来到了新疆。
支边青年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分配,一到新疆便立即奔赴农牧区、生产建设兵团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不怕困难,虚心向当地的群众学习,很快熟练地掌握了使用坎土曼,学会了赶大车,成为了兴修水利、开荒造田运动的骨干和主力军。
1966年,高考中止了。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没有工作可以安排。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文章引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当年在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全部来到了农村。其中,1966、1967、1968年的3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3届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大约有10%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3营也分来了很多上海和天津的支边青年。他们单纯、活泼,有文化知识,又富有青春朝气,还带有城市人的洋气。他们在农民出身占绝大多数的兵团里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顾美娣是上海虹口区人,来到3营以后担任了2班的班长。她与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不同,稳重、大方、寡言。
有一次,营长鲁大炮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这是取得什么名字啊?顾美娣,就是照顾美帝!年纪轻轻的,你又不爱说说笑笑,倒像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虽然顾美娣很快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顾爱华,但是,老太婆从此成为了她的绰号。
职工们看到别人叫她“老太婆”,她也不生气,也都无所顾忌地开始叫她的绰号。久而久之,人们只知道3营17连有一个很能干的上海知青“老太婆”,反而不记得那个曾经名叫顾美娣的顾爱华了。
3营最初是永红和红2司之间的斗争,后来转变为复转军人与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之间的斗争。他们给上海虹口区去信函,外调知青的家庭情况。结果有好几个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其中也包括“老太婆”。
他们把那几个出身不好的知青叫到连部办公室讯问。
别人都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当即表示坚决与资产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接受革命造反组织的监督和批判。唯有“老太婆”一个人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一个造反派头头审问了半天,看到“老太婆”就是不开口说话。他恼羞成怒,扬起右手打了“老太婆”一个响亮的耳光。
顿时,满屋子的人都惊呆了。
“老太婆”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条洁白的手绢,轻轻地擦拭嘴角边的血迹,仍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第二天的早晨,有人在结冰的水渠里发现了“老太婆”的尸体。
人们都在私下里传说,“老太婆”昨天晚上被打了以后想不通,可能是喝了农药,心头烧得没有办法,半夜跑到冰水渠道里降温去了。
巩腊梅看到自己的班长这么年轻就死了,再想到“老太婆”平时待人和善、做事公正,和自己在尕阴屲当小队长的时候一样善良,心中感到十分地伤心,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好朋友马秀珍劝阻她道:“大姐,你是怀孕的人,不能太伤心,不然会影响身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