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京城阔佬的投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明末的财政已经陷入了严重滞涨。一头是国穷民贫，另一头的缙绅阶层却又将大批偷到手的国家税款囤积起来不参与经济流通。各地天灾**频发，上层已经预感到了危机，开始存粮草过冬了。

    然而这些人打死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叫李自成的人，最终将他们手中的银子都拷掠了出来......2000万两。

    后世人都知道，想要经济发展，货币就必须流转起来。所以穿越众就抛出了购地计划：京城阔佬都有钱，与其等着被人拷掠，不如早早拿出来买地。

    这样一来，原本堵死的血管就相当于重新工作了购地银子会被穿越众就地使用，搞活北方经济，购买北方流民，一举多得。

    而要求客户自带种田人手这个政策，则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这才是穿越众吸纳京城资本的真正目的。

    这样一来，关于“反贼吸纳流民”的指控就不存在了。

    古人对于这套把戏其实很清楚，几千年来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在如今天灾战乱频发的情况下，一个势力大肆吸纳流民，除了想造反还有另一种解释吗？

    之前指控曹总兵的弹章，上面最严厉的罪名，吸纳流民就是一条，满朝文武对此都是默认的。

    所以曹总兵才及时抛出了购地政策来对冲这一条指控。

    购地政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给予了投资者一个虚假概念：地是老子买的，佃农也是老子的庄户，这些资产都不姓曹。既然人口和土地都分散在了各位老爷手中，那么往夷州运人也就不违规了。

    是的，截止目前，老爷们就是这样考虑的。

    另外，一部分对曹总兵有深深敌意的缙绅，还保留了后招。

    将来如果姓曹的识相，大家就这么过；如果姓曹的不识相，那就对不起了。土地和人口都是老爷们的，实在不行，还可以运作朝廷在夷州来一波改土归流，设置郡县......虽说县太爷来了就要上农税，但是就没姓曹的什么事了。

    这属于两败俱伤的保留大招。

    还是那句话：你盯上了人家的xx，人家盯上了......老爷们的想法看上去都很美，至于结果嘛，走着瞧就是了。

    总之，在购地政策推出后，当前曹总兵面临的最大指控就不存在了。由投资者“自运佃农”这一条，打破了所有法理上的禁锢，使得穿越众在北方迅速打开了局面，借风使力，开拓出了一条更加“粗大”的人口运输渠道。

    免税和自运人口两条最重要的条款商谈完毕后，其余的一些小政策就不太重要了。毕竟投资者是要先行派团队去考察的，到时候去夷州感受一番，什么政策也都明白了。

    诸事安顿完后，曹总兵离开京师的日子终于到了。

    1630年4月27日晨，忠勇伯，左都督曹川在朝会上当众向崇祯帝辞行，在得了皇帝又一次赐下的钱币锦缎等礼物后，忠勇伯于当天正午，告别了正在装修的府邸和留守的薛经历，率领亲兵队伍离开了京城。

    没想到的是，在出城的途中，竟然还有明人站在长街旁送行。这一次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们热情依旧，曹大人是在一片“公侯万代”的颂福声中出的京城。

    出京城，和城外军营的大部队汇合，回头望一眼渐渐远去的古城，穿越众一行人放开马缰，带领着队伍向天津方向驶去。

    从这一刻起，历时半载，历史上代表着明国正式进入亡国倒计时的己巳之变，划上了一个被穿越众改变过进程的特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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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己巳之变，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这次战役不仅仅是后金第一次入关抢劫那么简单。其对明国政治经济，乃至朝野上下的作战信心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另外，就在这次己巳之变中，一些看似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变化，也悄悄地出现了。

    从表面影响来看，第一，此次战役导致了明国社稷震动，庙堂晃摇。

    皇太极率军围城，标志着崇祯中兴之梦的破灭。战役中明国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遭到重创，总兵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朱国彦六大员或死或俘。

    另有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遵化巡抚王元雅、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狱，朝堂恐慌，官僚体系元气大伤。

    第二，朝局混乱。后金军撤退之后，明廷不但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借机倾轧进行党争。自东林党内阁大学士韩、钱龙锡、成基命、李标以下去职，取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人入主内阁，六部九卿也相应变更。

    第三，京城守备虚懈。在此之前，京师过了180年和平日子。等到战争突然降临，从上至下都没有任何实际性准备，守城军队一片混乱，京城险些丧于后金之手。

    最后，财富被掠，生民涂炭。京畿、京东地区遭到大肆掳掠，生民涂炭，百业凋零。以上这些都加剧了明国社会矛盾，加速了明国灭亡。

    这次战役在历史上具有极重大意义。它标志着明清双方战略形势的重大转变：之前明国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前后陆续瓦解，明国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权。

    除去以上这些损失之外，潘多拉的魔盒里还跑出了另外一些东西。

    就在己巳之变后不久，大明朝廷迫于财政压力，放开了“捐班”限制，开始大规模出卖官帽子。

    这之前历代朝廷虽说也卖官，不过那都是给商人卖一个监生头衔，好方便子弟将来参与科举，总量可控。

    而这一次的卖官却是大规模的，举国上下只要出了钱的就可以做官，甚至可以买到实职官职。然后此风愈演愈烈，到了崇祯末年，一个京官就卖到了3000两银子。

    众所周知，每当朝廷大肆卖官时，也就该倒闭了汉末，清末，明末，无不如此。

    在开闸卖官的同时，崇祯继续开始了加税。历史上就在明年，皇帝又把天下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朝廷加一两税，底下的官吏至少也要借着机会收三两税出来中饱私囊，于是大明的精血就这样一轮轮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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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巳之变最后一样恶劣后果，是导致了山陕农民军的壮大。

    之前崇祯看到后金大军入关，于是发出了勤王诏。

    接到诏书后，延绥巡抚张梦鲸、陕西巡抚刘广生、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甘肃巡抚梅之焕等人当即抽调各边镇精兵17000余人，由沿边五大镇总兵率领部队进京勤王。

    在勤王军进京的路上，噩梦开始了。

    首先，明代有这么个规定：客军到达地头后，当天是不放粮的。

    山西总兵张鸿功的军队到达京圜地区后，慌了手脚的兵部先是下令该部驻扎通州，第二天又转去昌平，第三天又让去守良乡。

    这就导致张鸿功的军队连续三天没吃没喝。

    明末各边镇的军制原本就已烂到了骨子里，没什么纪律可言。士兵长期缺粮欠饷，原本就怨声载道，结果这一回千里勤王，到头来连肚子都吃不饱。

    又饥又饿之下，兵士们只好在驻地抢夺民间粮食。

    滑稽的一幕出现了：朝廷以山西总兵张鸿功和山西巡抚耿如杞治下无方为由，将抓捕二人入狱。

    然后两人带来的边军兵士便一哄而散，跑回了山西。这之后朝廷便把把张鸿功、耿如杞二人处死，这一路的勤王军算是没了。

    另外，延绥这一路的勤王军，因为总兵吴自勉克扣军粮（明末边军中这种情况很普遍），从而导致大量士兵在半路逃回延绥。

    而延绥巡抚张梦鲸者因为此事又怕又怒，居然忧愤而死，又一路的勤王军没了。

    同样因为没有发下安家粮的原因，甘肃勤王军在安定县也发生了哗变：军士王进财等人在矛盾激化后，煽动士兵杀了阻拦的参将，抢夺营中钱粮跑路回了老家。

    就这样，原本气势汹汹的几路勤王边军，就因为朝廷的财政和**问题，全部在半路溃散掉了。

    最可怕的是，这些具备了军事技能的逃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加入了正在山陕起事的各路农民军：高迎祥，王嘉胤，张献忠，还有已经冒头的李快递，逃兵成为了各路闯王老营的骨干力量。

    由此带来的影响：边镇精锐被抽调一空，农民军实力大涨。以崇祯三年为界，各路闯王进一步凝聚了力量，开始试探着在明国北方大范围流窜起来。

    如果说己巳之变之前，大明还是一座外观破烂的大楼，那么这之后，大楼就已经倒塌了第一根承重柱，成为了真正的危房。

    而在这个位面，尽管穿越众出手及时打了补丁，但是大明这栋破楼内部的钢筋早已锈蚀。从全局来看，崩溃是不可逆的，穿越众并不能挽救局面。

    或者说，穿越众其实也不想挽救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