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淦这些年虽然地位日高，但因为一直在四处开辟商道，并未养尊处优，是以昔日的骑术没有落下，赶回京师的时间比高务实预计中足足早了一半。
    曹淦既然赶回来，高务实就要临时抱佛脚，仔细问一问这十年来的封贡互市究竟干得怎样了，这也是自己去蒙古之前的必备功课。
    面对高务实的问题，曹淦早有准备——他在高务实麾下，最早就是以蒙古通著称，这可是他的看家本事，哪里会不重视？
    据曹淦介绍，隆庆、万历以来，大明和蒙古互市的场所，一共有十—处之多。
    在大同有三处，分别是得胜堡、新平、守口；在宣府只有一处，但这一处地位紧要、交易量也很大，就是张家口；在山西者一处，叫做水泉营；在延绥者一处，叫红山寺堡；在宁夏有三处，分别是清水营、宁夏中卫和平虏卫；在甘肃有两处，分别是洪水扁都口和高沟寨。
    这些互市之处，均由守边将领管辖。同时，每当开市期间，大明朝廷和蒙古贵族们又共同派出军队充当守市人员，维持市场秩序，用曹淦的话说：“令各支虏酋各差一人为首领，统夷兵三百，驻扎边外。各镇各令本路副参等官，各统本支精锐官军五百，驻扎市场”。
    而互市的市场，一般都设在边墙处，四周围以高墙，犹如“瓮城”，关内关外各有—闸门，闸门可以启闭。
    按大明旧制，凡诸部互市，筑墙以规市场，谓之市圈。在“市圈”内设高楼，供驻扎市场的官军嘹望。
    曹淦道：“虏每一入市，少者四五十，多者百余骑，并皆就瓮城，闸封。”然后进行互市贸易。这就是互市市场的设置状况。
    互市的交易日期，大多以一月为期。不过曹淦也说了，在互市初开的时候，每年的交易日期往往不足一个月。
    高务实问了问具体情况，曹淦介绍道：“隆庆五年时，大同得胜堡互市的日期是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十四日；新平互市的日期是七月三日到七月十四日；宣府张家口市是六月十三日到六月二十六日。以后，随着互市之兴盛，交易日期便不断延长，到最后才至一个月时间。”
    高务实点了点头，这很符合大明的风格，一开始扭扭捏捏，后来发现有利可图，自然就先把面子放在一边了——至少穷成狗的九边各地是不要节操的。
    曹淦又继续介绍，说在互市上，—般商品由侩人(牙人)定物价，朝廷要求下面不得欺压蒙古人，但马匹的价格则是由大明朝廷规定的。
    具体一点的价格是，上等骟马一匹，拟价十二两，搭配段布官货一分，实价银八两余；中骟马一匹，定价十两，货实值银七两余；下骟马一匹，定价八两；货实值银六两余。
    这个价格，可比当年便宜多了！高务实犹记得十年前的时候，曹淦告诉他，一匹上等骟马价值至少是二十两以上，而且还不容易拿到货，当时只有他能搞到。
    想不到十年发展下来，别说京师的牛羊肉比猪肉便宜的情况一直持续下来，甚至连马价都降下来了，这互市的功劳，真是谁也不能抹杀。
    朝廷规定价格的原则高务实倒是知道：“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也就是要使蒙汉双方两获其利，所谓双赢是也。
    曹淦也佐证了这一点，他说如汉族商民，概以故衣杂货，每值银七、八两；即买儿骒马一匹，可卖银十余两，各以次从便加减，率得厚利，远迩欢腾。
    由于价格规定得较为合理，蒙古方面，诸部落首领“感德日深，赴市日众，市马日多”，这就使互市中马匹的成交量越来越多。
    曹淦甚至还给了一个早期的统计数据：隆庆五年，宣府、大同、山西三处互市成交的马匹有6850匹；隆庆六年为7845匹，到了万历元年，直接激增到19103匹，而万历二年又增加到27316匹。光是这头四年之间，马匹的成交数量就几乎增加了三倍。
    至于后来，由于曹淦去西北开商路去了，就没了具体数据，但他很确信地表示是“年年增长”的。
    当然，这仅仅是上述三处互市中马匹交易的情况，如果将其他互市之处的马匹成交数也计算在内，那么将是一笔更为可观的数字！
    高务实点了点头，心中暗道：由此可见，合理地规定价格，对互市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光想着宰人可不行，蒙古人虽然不读书，但生意做赚了还是做亏了，那肯定还是看得出来的……果然做生意必须坚持“双赢”。
    然后高务实还从他在曹淦口中问来的一些细节中得出了几点发现，比如从互市贸易中的商品构成来看，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开始占有主要地位，奢侈消费品虽然在他的大力提倡下也处于增长中，但其整体占比却一直在下降。
    现在互市中的商品，以马匹、粮食、布匹为主，当然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商品。
    蒙古方面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丝织品及其他手工业产品；大明内地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畜产品，有作为军事物资的战马、作为运输工具的驽马，以及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耕畜如牛、骡子等，当然更少不了作为食品的牛羊肉——京师牛羊肉比猪肉便宜就是这么来的。
    曹淦说在互市中，汉人“以缎绸、布绢、绵花、针线索、改机、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等物，跟蒙古人交换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诸物”。
    另外，他还提到一点，就是在互市之初，大明朝廷为防止蒙古人冶炼铁制兵器，曾禁止输出蒙古牧民生活必需的铁锅，这事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蒙古方面怨言很大。
    后来经时任宣大总督王崇古疏请：“及查得辽东开元、建宁之市，以京华粗铁锅入市。盖此锅生铁不受炼炒，行之已久，此可效行。及查得宣大沿边山程险远，铁锅鲜至，今既有此锅，即当容照辽右之卫例，以该锅入市易，商夷攸便也。”
    王崇古提到的“京华粗铁锅”，乃是京华特意推出的一种廉价锅，其铁质比较差，一般是做其他工具时的淘汰的那种，就拿来制造成铁锅卖给女真、蒙古，结果这玩意儿出乎意料的好卖——对于蒙古人和女真人来说，这锅能用而且便宜，有这两点就够了。
    于是大明朝廷准予京华粗铁锅进入互市交易，但还是将硝黄、铜铁、盔甲、兵刃列为违禁物品，严禁进入互市交易。当然这很正常，就好比美国佬不可能把航母卖给中国一样。
    曹淦又介绍道，在互市之中，既有大明朝廷经营的“官市”，也有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一般来说，“官市毕，听民私市”，而毫无疑问的是，京华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又是个商业体量上的巨无霸，现在自然掌握着各个交易地点的民市。
    “官市”主要交易缯帛、马匹；而“民市”中交易的商品种类就多了，除了最主流的布帛锅釜，还有针、线、梳、篦、米、盐、糖果之类。
    其实在互市初开之时，“官市”交易所占比重更大一些，毕竟当时“边氓畏虑，不敢贸易，虏入不市，衅怨易生。今岁且宜官为处置，使边氓睹利，则人必乐从”。
    “官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官出“市本”，与蒙古商民进行交易。
    大明朝廷的“市本”主要由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发放，具体定额是“各边年例市本每年二十余万，毫不可少。”
    但如果交易量太大，“市本”不足怎么办呢？则“请借客饷”，或“请发兵部马价银”，甚至将“各营死马椿朋内脏银两，尽充市本”。
    边将领取“市本”后，遣指挥一人偕商贾往内地各种商品的产地买进货物，然后运回互市，与蒙古商民交易马匹。
    这个高务实是知道的，因为京华不仅自己掌握民市做买卖，其本身也是供货商，他是看过高国彦交给他的“财报”的。
    曹淦对于民市的发展之迅速十分得意，说“客商岁得虏货之利，将源源自至”。
    高务实笑着夸了他几句——这事他功劳确实大，当得起夸赞。
    不过这种由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即便有京华主导，也仍然是有明一朝蒙汉贸易发展中的新事物。
    根据曹淦所说：“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每年互市，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为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
    也就是说，九边的督抚们最开始是由于官市本钱不够用，交易不了那么多蒙古货物，只好广招“四方商贾”来跟蒙古人交易，四方商贾嘛，自然是以京华最强，所以民市的主导权就这么被京华悄悄拿走了。
    不过京华虽然自己有不少货物生产，却也不是“世界工厂”，不能包产万物，所以民市中的商货，如曹淦就说：“缎布狐皮等杂货，来自苏杭湖广，由天津私港运抵，我京华商社乃运至市口”。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相应的联系，这天津私港之所以贸易额一路攀升，与大明和蒙古的贸易越做越大是有密切关系的。
    高务实又问了问商税的问题，这个东西最早还是他主动对高拱提出来的，不过他当时只提了个思路，具体怎么操作的没有细问。
    曹淦便介绍说，在现在的互市贸易之中，大明朝廷按所定税例向蒙汉双方的贸易商民征收比较轻微的商税，“凡夷马商货，各有税例，每年即以收获银充抚赏之用”。
    这里所谓“充抚赏之用”，就是大明朝廷在每年互市结束之后，对恪守条规的蒙古守市人员，奖给一定数量的银两及其它物品，市易“即毕”，还要“筵宴酋长，犒劳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麦面一斤，时酒一瓶，小菜油盐酱醋及马草银七分二厘，饭柴炭银二分，皆取给尖丁银及商税”。
    与此同时，对汉民这边的守市人员也有一定的奖励。因此，蒙汉双方的守市人员都有维持互市秩序的积极性，从而使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至于具体税率，曹淦说那个太复杂了，几乎是按照不同的商品分类来定的，细说起来太费事，但如果简单的讲，就是高务实所说的“超低税率”。
    还有一个现象很重要，就是蒙汉互市贸易兴起以后，蒙古牧民觉得互市每年仅开一次，实在是周期太长，于是经常成群结队来到互市的市口，要求开设“小市”。
    尤其在每年春天的时候，那些贫苦牧民缺少粮食，“愈见狼狈，有畜者每次于巡边各口，求官权易。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粮充食。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
    因此，朝廷在万历元年时，由高拱决断，允许在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分别设立“小市”，亦称“月市”。
    关于“小市”的详细情况，据曹淦表示：“每月小市一次，每次不过三二日。虏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内，两相戒防，无异对垒。各夷或以羊皮，或以马尾，或以板木，谷米之数与口内军余互相贸易。原无奇货异产，每年所税银，少不过二三百两，多不过四五百两，俱佐前开赏功等项支用”。
    也就是说了这么几点：一是“小市”的开市日期为每月一次，每次仅二三天，一般于每月十五日以后开市二三天，让蒙古牧民前来贸易；二是“小市”开市之日，蒙汉双方都派出军队维护市场秩序，保障贸易正常进行；三是“小市”中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粮食等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在“小市”中，蒙古牧民以牛羊、皮张、马尾、毡裘、盐碱、柴草、木材等商品，向汉族商民换取粮米、布匹、锅釜、耕具、绒线及其它日用百货，“牛，米豆石余；羊，杂糗数斗；无畜，间以柴盐数斗，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担易米可二、三升”。
    可能还得有个第四，就是高拱要求驻扎“小市”的“参将守备官”主持公平交易，“量抽税银”，“关吏得税其物，以充抚赏”。
    由于“小市”便于蒙古牧民生产的畜产品及时登市，就近交易，换取他们所急需的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因此对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较之每年开市一次的“大市”要更为广泛深远，曹淦说蒙古人都非常感念高阁老，认为他是活着的佛。
    他拿出一张画像来，道：“老爷请看，这是民市中很畅销的‘高文正公像’，蒙古民间甚至称为‘高菩萨像’，经常被蒙古人买回去供在家中拜祭。”
    高务实愣住了，接过那画像打开来看，画中倒依稀的确是三伯的模样，只是三伯的威严之态在画中没有多少展现，反而画得慈眉善目，一看就是个菩萨心肠的大好人。
    这……我三伯在蒙古成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