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归化城中铁骑四出，城外城内都有明蒙骑兵巡哨。
    蒙古方面，城内是钟金哈屯掌握的俺答汗护卫军在巡哨，城外是把汉那吉的西哨本部，而明军居然也掺和了一脚——高务实的骑丁在城内城外都参与了巡哨。
    这可真是破天荒的情况了，蒙古的库里台大会居然出现了明军巡哨，一些远道而来的蒙古贵族不少都惊得目瞪口呆。
    当然，他们惊讶不惊讶都无所谓，反正这些小部落的“台吉”们大多数都已经没有多少势力，在把汉那吉、钟金哈屯、恰台吉等人挟大胜图们汗的威势之下根本不敢多说废话。
    再说，高务实也是有分寸的，他的骑丁主要出现在他的钦使行辕到库里台大会举办地之间，而且库里台大会举办之所的顺义王府，依然是大汗护卫军在把守。
    至于城外的骑丁，主要是扼守归化城东门——高钦使这个人，说谨慎也好，说怕死也罢，肯定是要给自己留个方便跑路的通道的。
    当然，对外说的理由是方便和城外的把汉那吉部保持联络。
    考虑到高钦使和把汉那吉是多年的安答，这个道理好像也说得过去。
    辰时二刻，库里台大会在俺答昔日的顺义王府正式开始。
    高务实作为大明皇帝钦使，不仅独坐首位，甚至他还是单独坐在一处小高台上。
    这一点要单独说明一下，归化城虽然整体是汉式城池的模样，但与沙城那个元中都一样，是有夹杂蒙古特色的，也就是城中还设有单独的跑马场，且面积很大，乃至于“宫城”之中也是一样。
    今日的库里台大会便是在顺义王府内的跑马场举行，所以能够给高务实单独搭建这样的小高台。
    身穿一袭大红纻丝飞鱼袍的高务实坐在高台上，看着台下一大片的蒙古权贵，心里暗道：“看来这些蒙古人对现实的接受度倒也挺高的，倒是比咱们汉人好搞定……成吉思汗的子孙也不是很争气嘛。
    不过，你们还真别怪我，我让你们汉化是对你们好，火器时代来临之后，你们势必处于一路走弱的境地，这是大势所趋的事。有大明做后盾，或者干脆融入大明，你们还能有机会跟着保持文明和发展，要不然后世的蒙古国就是你们的将来了……
    恐怕成吉思汗也想不到蒙古有一天会在世界政坛上毫无存在感，而且经济落后得没法看吧？相比之下，与汉文化融为一体的内蒙古简直就是天堂。”
    高务实在一边走神，而库里台大会则按照既定的议程进行，不过既然都是计划之中的事，倒也就不值一提了。
    高务实忽然感觉自己此刻就像某个时期的日本天皇面对臣子一样，明明实际上控制着局势，偏偏在人前不说话，任由下面人在那里演出。
    不过，看着这库里台大会，他又想到一件事：大明现在的皇帝是朱翊钧，由于十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双方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普通君臣所能比拟，所以很多事情比较好办，但这不应该掩饰大明的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
    大明归根结底，是皇帝一言而决的政治体制，虽然在文官集团的“努力”下，现在的皇权看起来经常受到文官集团的压制，但这其实只是个表象，皇帝独裁的根源是没有变化的，万一哪天冒出来一个崇祯，管你文臣武将，他想杀还是可以随便杀，什么传统都不好使。
    反倒是库里台大会这样的制度挺有意思，大汗虽然是大汗，但如果库里台这个代表所有贵族集体利益的机构对其不满，则大汗也寸步难行。而这个库里台大会也不是长期、固定的举行，如此就让大汗可以在平时自由的行使权威。
    权威可用，却又有所顾忌，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比一言堂反而更好一点？
    可是，大明的皇权却该怎么限制呢？万一出现一个“崇祯圣君”，百官可没有什么办法能限制他啊。
    况且，蒙古人有库里台大会这样从部落联盟时期就流传下来的“选君”传统，而大明或者说中国的传统可不是这样。
    自夏启废禅让，家天下思维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数千年，“天下系于一人”非止一朝两朝之事，要改变谈何容易！
    况且中国的政治制度又容易走极端，像欧洲那样搞出妥协式的君主立宪制也很难——君主强势则没有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什么事，而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强势，那恐怕也不会有君主什么事了。
    可是，走极端则表示政治体制只要出现变动，就多半要经历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高务实乐意选择的路线。
    脑壳疼啊……算了，先放一放吧，我现在也还没到能考虑这件事的时候。
    再说，这个库里台大会制度也谈不上什么完美，至少从当时元朝的政治实情来看，这个制度也一样有很多问题。
    举个例子，忽必烈推行汉法期间，曾在汉人大臣的建议下，尝试建立中原王朝的储君制度，但当时库里台制度仍然与之并行不悖。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册立嫡长子真金为太子，授予皇太子宝，建立东宫，配备宫府人员。至元十六年(1279)，让皇太子参决朝政。
    然而太子真金于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病逝之后，忽必烈再未正式建储，只是于1293年将皇太子宝授予在漠北出镇的真金次子铁穆耳。
    结果到了1294年忽必烈死后，铁穆耳还是先经过库里台大会才得以继承皇位。
    也就是说，忽必烈尝试建立的储君制，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前四汗时期的大汗生前指定继承人的性质一样，被指定者依然必须经过库里台大会才能继承汗位。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祖制”形成，忽必烈之后的元朝历代大汗、新君基本都遵循祖训旧规，不管是顺利继位，还是通过武力或政变夺得大汗—皇帝之位，都要举行由蒙古宗王贵族和朝廷大臣参加的库里台大会。
    这样做的后果也很严重，导致了后来汗位继承危机的频频发生。后世就有学者认为，元朝的皇位世袭制度，实际上一开始就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库里台制度在继承问题上仍然具有干扰世袭制的顽固力量。
    世袭制在很多后人看来很是落后，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袭制也有其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确保国家的稳定。
    比如说像大明这样，在“谁会是下一任皇帝”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明确无误的，因为大明从来没有废过任何一个太子，也从来没有出现“大哥还在，二弟继位”这种事情，所以众臣也就不必分别站队，然后双方斗得你死我活，甚至搞出各种政变、兵变的乱子来——这就相当于把国家内耗降低到了最低。
    这样一看，大明的皇帝独裁也好，蒙古的库里台选君也罢，都有其优点，也都有其缺点，绝不是单纯的你好我坏，或者我好你坏就能说得清楚的。
    罢了罢了，这题对于我一个区区翰林院侍读来说，现在怕是还有点超纲，还是等将来够资格了再说吧，说不定到时候会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