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兰溪？”
    高务实是在兵部衙门得知申元辅今天的上疏的，彼时他正在和前来讨论禁卫军军饷支给问题的戚继光议事，忽然被梁梦龙请了过去，梁梦龙便告诉他申时行今天的上疏举荐一事。
    看着一脸慎重的梁梦龙，高务实忽然笑了起来。
    梁梦龙诧异道：“求真，何故发笑？”
    高务实一脸轻松地笑道：“我笑申长洲(注：申时行籍贯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病急乱投医，眼看得咱们要提前把王太仓回朝的路给截了，居然不先想着如何确保王太仓能够顺利回朝，反而‘虑胜先虑败’，打算把赵兰溪先弄回神京再说。”
    但梁梦龙还没有从中发觉申时行这个做法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这样做难道不是很稳健么？
    “虑胜先虑败，申瑶泉这个做法有何不妥？”
    高务实摇头道：“虑胜先虑败本身并无不妥，但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机去做，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如申元辅此番的时机就挑得很不恰当。”
    他稍稍一顿，道：“潘新昌此次之事，明眼人都知道是代人受过，按理说申元辅应该大力搭救才对，既可以显示他关心同僚，是一位可靠的首辅，同时又可以千金买马骨，为他心学一派乃至于他个人挣个好名声。
    可申元辅倒好，不仅没有出来申救，反而继续推行此前的计划，急于给他自己找帮手。只不过是稍稍变换了一下先后顺序，将王太仓回朝一事往后挪了挪，而将赵兰溪北调之事提前。
    如此做法，不仅会让潘新昌后悔不迭，而且难免让旁人齿冷，这对他申元辅有什么好处呢？更何况他挑的是赵兰溪，而赵兰溪此人……呵呵。”
    前面的意思，梁梦龙听懂了，不过赵志皋有什么问题？
    “赵兰溪怎么了？”他问道。
    高务实稍稍扬眉：“倘他日申长洲去位而以赵兰溪代之，则心学一派必为我实学一派力压之。”
    “哦？何以见得？”梁梦龙有些诧异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高务实当然不能告诉他说这是“历史已经证明”赵志皋这人“软而懦”，只能道：“鸣泉公在翰林院为时颇短，似乎只有馆学一段时间？”
    梁梦龙点了点头，答道：“不错，我庶吉士散馆之后便去做了兵科给事中，在翰林院的时间很短。”
    高务实笑道：“而且鸣泉公馆学颇早，是以不知赵兰溪在翰林院时，曾有人给他取过一个绰号，叫做‘赵阿婆’。”
    梁梦龙一愣，继而皱眉道：“堂堂翰林院，怎会有人如此讥讽同僚？”
    咦，你的思路有问题啊大司马！
    高务实不接这个茬，只是微笑着摇头，道：“晚生在翰林院时日也不长，为何会有此番情形，倒也不太清楚……不过，鸣泉公难道不觉得，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赵兰溪此人缺乏魄力和手腕么？”
    梁梦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高务实关注的重点是这个。
    “原来如此。”他沉吟着点了点头，缓缓地道：“常言说得好，名字或会取错，绰号却难失真。看来赵兰溪此人在外界传言中的‘老成持重’，只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辞罢了。倘是如此，让他回京倒是没什么大不了。”
    “正是。”高务实点头道：“别说他回京只不过做个吏部侍郎，就算过几年让他入阁，晚生也并不过于担心。因此申元辅此举，在晚生看来并无什么意义，反倒是可能给我等防止王太仓回朝又创造了一些机会。”
    梁梦龙暂时没接这个茬，反而笑问道：“一个吏部右侍郎让出去你或许不怕，可要是将来让他接任了吏部尚书呢？”
    高务实倒没有表示吏部尚书也无所谓——那真的有所谓，很有所谓。
    他沉吟了一下，摇头道：“吏部尚书自然不能轻易让出去，只不过那也得看情况，要看对方拿什么来换，以及是谁来做这个天官——若是让赵兰溪来做，那还是可以谈的，但倘若他们要让王太仓来做，那就没得谈了。”
    王锡爵比赵志皋硬气十倍，让他做吏部尚书，那实学派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尤其是万一还赶上京察之年，非得被王锡爵整死一大波人不可。
    梁梦龙点了点头，又道：“这么说，赵兰溪北调一事咱们可以默认了，不过说起来，我还是觉得拿一个吏部右侍郎去换刑部左侍郎……似乎并不太划算，尤其是现在的天官也不能算咱们的人。”
    “鸣泉公是担心吏部失控？”高务实问道。
    梁梦龙并不否认，微微点头：“我知杨天官历官宣、大、晋、陕多年，与凤磐公也素来交好，但是求真，今时毕竟不同往日……”
    高务实摇头道：“梦山公三辞本兼各官回乡赡养老母，前后相加足有十余年，前次若非元辅(指张四维)再三相邀，只怕他都不肯再入朝为官了。这样的人……晚生以为至少不会被人收买了去。”
    杨巍也是著名的孝子，曾经在仕途顺遂的时候三次辞官回乡照料母亲，最后其母亲以超过百岁高龄才安详离世，使他极得世人称赞。前次张四维就是因为他老母去世三年已满，才亲自修书多次与他，请他出山，他才受邀回朝出任吏部尚书的。
    高务实从各个方面——包括他的任官经历等——仔细思索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杨巍或许不是正经的实学派，但他从实际意义上来说，是免不了一个“晋党”标签的。
    既然肯定被外人划为晋党，那和直接划为实学派也就相差不大了，毕竟现在的晋党和历史上的晋党已经完全不同，算是整体加入了以高党为核心的实学派一系。
    因此，杨巍看似中立，不群不党，但其实绝对是站在实学派立场上的伪中立。
    梁梦龙是张居正的门生出身，对于晋党的这些“旧闻”不是特别了解，但既然高务实如此肯定，他也只好选择相信。
    于是他换了个话题，问道：“申长洲的这个交换，咱们可以答应下来，不过潘新昌的事接下去该怎样？要不要趁申长洲对他不管不顾的机会，再把他拉过来，也好让王太仓即便回朝，也没有机会入阁？”
    这个嘛，要做倒是可以做的，不过高务实却不打算这样办。
    高务实摇了摇头：“这次情况与过去不同，潘新昌的劾免，已经不能再回头了。”
    “为何？”梁梦龙问道。按照梁梦龙对高务实的了解，他觉得高务实在很多事情上都是用一种生意人的态度来行事，生意人是什么态度？态度就是只要利益到位，没什么不能谈的。
    打垮潘新昌或许不难，但打垮他之后，实学派似乎也未见得能捞到什么实际利益。按照梁梦龙对高务实的了解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稳住潘新昌，甚至把他拉拢过来，利益应该更大，高务实应该不会拒绝才对。
    但高务实却道：“此前晚生便说过，这一次对付潘新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让心学一派的人知道，咱们就算现在没有了首辅压阵，却也一样不可欺、不可辱。这就意味着，这一次不能随便妥协，一定要打出声威来。”
    他顿了一顿，微微眯起眼睛：“况且，我料申元辅此次之所以不救潘新昌，多半是想掂量一下我的斤两。呵呵，我这位座师倒也是个不打无准备之仗的人……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了解一下，下一次做好准备再来一战吧。”
    梁梦龙当然不会傻到把这番话完全当真，他可不信高务实真是想要把底牌都亮出来给申时行看个明白，然后跟他堂堂正正一战。
    这哪是高务实的风格？
    梁梦龙有十足的把握，高务实所谓的“让他了解一下”，绝对是计算好了的，所有能让申时行了解到的东西，都是他希望申时行能够了解的。
    这些东西，或许是真，或许是假，或许是真假参半，但那都不重要。
    至于原因，梁梦龙当然也猜不得那么具体，但大致上来说总逃不了“挖坑”二字。
    他点了点头，道：“既如此，接下去该谁来上疏论劾他了？是不是该换一位够分量的重臣了？”
    高务实笑了起来，点头道：“鸣泉公所言极是……这次论劾他的人，足够分量。”
    梁梦龙微微挑眉：“是哪位？”
    高务实道：“确庵公。”
    “呀！”梁梦龙惊讶道：“魏确庵远在南京，你这么快便联系到他，甚至能上疏论劾潘新昌了？”
    高务实心道：那当然，你该不会以为我真是等到重阳大会那天议论完，这才开始执行计划的吧？前头那段时间我难道全在睡大觉？
    他笑了笑，没有解释这其中的细节，只是道：“确庵公前次因为丁忧，回朝的时机不太好，朝中没有了空缺，只好去南京做个南京户部尚书，这次却是碰巧了。他前段时间调查应天、浙江等地的赋税情况，发现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极好，但赋税却低得让人目瞪口呆，因此就顺便查了一下当地的一些事，结果便发现了不少弊案……”
    高务实这番话，梁梦龙显然也不会全信。比如魏学曾做了南京户部尚书之后调查应天、浙江的赋税情况，这或许是真的，但他“碰巧”查到某些弊案就很不对劲——这天下哪有那么多碰巧？
    梁梦龙觉得，极有可能这“碰巧”完全就是高务实安排或者授意魏学曾的。
    至于原因么……浙江海商又不是今天才跟京华作对，包括应天的大商人们在内，他们明里暗里抵制京华的“入侵”至少得有十年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次刘守有的事情，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而江浙大商人们既然视京华为仇寇，京华又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说不定早就在搜集他们的罪证了。
    其实梁梦龙的猜想基本属实，不过他高看了高务实的精力。
    自从金榜题名以来，这几年高务实一直在忙，根本空不出手来针对东南商帮搞多少反制。
    京华真正开始调查应天、浙江等地的大商人，还是前次吴兑携其子吴逊和高务实一番谈话之后才出现的。而负责这件事的人，也正是京华宁波港同管吴逊。
    次日一早，通政司按例整理好各地、各衙门送来的奏疏递呈内阁。申时行申元辅早早就来当值，在自己的值房之中一边喝着肯定是真品的西湖龙井，一边开始审阅各类奏疏。
    看了没一会儿，写了几道票拟，翻开下一本奏疏时忽然面色一僵，随即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
    这本奏疏的抬头写着《劾大学士潘晟并请加宁波等地粮赋亦或提高商税税率疏》。
    弹劾潘晟和在宁波等地加税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申时行还没看正文就猜到这道疏文极不寻常，他立刻看了一眼上疏之人，结果赫然写着“南京户部尚书臣魏学曾”！
    申时行倒抽一口凉气——魏学曾远在南京，怎么这么快就上疏弹劾潘晟了？这不可能是凑巧啊！
    再一看正文内容，申时行的脸色越发难看，很快便面沉如水。
    魏学曾在奏疏里表示，他在调查应天、浙江等地田赋、商税等情况时发现，如宁波等地明明民间十分富庶，但田赋收得极低，而商税(不包括港口)的比例则低得可怜。
    以宁波为例，如今朝廷最大的一笔收入居然是当地的几个私港。但私港所纳的关税恐怕也有很大的问题：单个私港规模最大的京华宁波港一年上缴的关税高达两万七千两，而宁波其他几个私港加起来，论规模是京华宁波港的两倍多，可上缴的赋税反而只有一万九千多两。
    大明朝的关税，现在所执行的是当初高务实给高拱建议的那套办法，也就是不管货物，只按船只大小来论。所以京华宁波港既然规模相对其他私港的总和要小，那么按理说纳税也应该更少才对，为何现在京华每年缴税两万七千两，其他私港加起来却还比京华少了八千两？
    至于这件事怎么又和潘晟挂钩了呢？这个简单：魏学曾查到，潘晟的侄儿潘益忽然成了某处私港的大东家。
    看到此处，申时行立刻坐立不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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