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小议事堂里的会议并不对外公开，甚至连寻常时充作“书记员”的司务(从九品)都未曾被允许参加，完全是一次闭门会议。换句话说，除非今日与会的三位户部堂上官自身出现泄密，否则外界不可能得知会议内容。
    如此的保密程度，让许多早已计划好要“辗转打探”高务实动向的人颇为失望。不过幸好，来探知消息的人不止一家两家，既然现在大家都是败兴而归，比较而言倒也就没有那么失望了。
    然而，对于高务实动向的不确定，到底还是让很多人赶到不安，京师官场的气氛在隐隐约约之间总让人有些压抑。
    内阁首辅申时行今日就有些心绪不宁，他虽然尽量维持自己的宰相气度，使自己与平时看来并无二致。可是，内阁值房之中依旧格外安静，别说寻常佐吏了，即便是观政进士们也都轻手轻脚，一个个小心翼翼的，连大气都不敢多喘一口，生怕惊动了看似正常，其实明显正在走神的元辅老大人。
    “伯修，王太仓还需多久抵京？”坐在太师椅上假装认真看了一会儿奏疏的申时行忽然忍不住朝他值房中一位观政进士问道。
    被称为伯修的观政进士颇为年轻，看起来比高务实也只是略大两三岁的模样，肯定不及三旬，眉宇间清高自诩，不肯让人。
    他与其他观政进士不同，并无多少畏首畏尾之意，闻得申时行所问，平静地回答道：“元辅昨日便曾问过学生，学生对‘尚需十余日’，如此仅过一日而元辅再问，学生也只好说‘尚需十余日’。”
    申时行听得直皱眉头，不过他知道面前这位“伯修”在士林之中颇有些名声，中试又早，年轻意气在所难免。看在是南榜晚辈的份上，申时行平时也懒得计较他话语中的偶尔的冲撞。
    “呵呵，是本阁部着相了，多谢伯修提醒。”申时行到底是宰辅重臣，并不打算再说什么。
    然而“伯修”却似乎言犹未尽，闻言继续道：“此处到底是天子脚下，高司徒兵锋虽盛，元辅也不必如此失魂落魄。”
    申时行习惯性挂在脸上的笑容也不由一僵，忍不住皱眉道：“伯修此言何意，本阁部如何失魂落魄了？”
    那伯修笑了笑，伸手一指申时行桌案上的奏疏，道：“元辅，您倒持奏疏看了好一会儿，不知这其中有何深意？倘若没有，这不是失魂落魄又是什么？”
    申时行猛低头，才发现自己桌案上的奏疏居然是倒置的，不由得老脸一红，暗骂自己这次真是失了城府，居然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但很快，他又对面前这位名唤伯修的观政进士极为不满——似你这般口无遮拦，做得甚官，我看你不该字伯修，该字德祖！
    德祖者，杨修之字也。
    不过，申时行虽然恼怒，毕竟是内阁首辅，又是士林前辈，不便当场勃然作色，只是拿出寻常的模样，自嘲一笑，叹道：“伯修好眼力，本阁部忧心过甚，以至于此。”
    那伯修倒是个直肠子，见申时行不恼，反而看来愿意为其参详的模样，问道：“若元辅不弃，学生愿听听元辅之所忧。”
    申时行心中更为不喜，暗道：此子狂悖无状，若已成秉性，恐将来仕途无望，只合做个魏晋隐士。
    有了这种看法，申时行对他的拉拢之心几乎尽去，淡淡地道：“倒也无甚大事。”
    “哈哈哈哈！”伯修大笑，道：“无甚大事，元辅竟至于倒持疏文，若是传将出去，只恐天下人取笑也。”
    申时行便是脾气再好，此刻也忍不得了，收起了最后一丝笑容，语气僵硬地道：“昔日李石麓自认老妪，天下人未尝笑也，本阁部忧心朝政，天下人独笑我耶？”
    李石麓就是前首辅李春芳，“自认老妪”这件事本是因海瑞而起。当时海瑞在应天搞徐阶，搞得几乎收不了场，于是高拱拍板，将海瑞调任南京。
    这事原本是张居正收了老师的银子，在高拱面前求情之后，高拱考虑到“做官是为了做事”的原则，认为既然徐阶服软，那么自己推行的主张就应该没有大的阻碍了，于是才同意下来的。
    结果这事其他的方面都没问题，惟独对于海瑞这个人有点欠思量——海瑞上疏骂人了。
    这道疏文骂得比“盖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还狠，因为他疏文中骂道：“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就牛逼了，满朝上下衮衮诸公，被他海刚峰一句话全给打成了妇人。
    高拱当时在内阁为次辅，看了这奏疏脸都气黑了，其余阁老们也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只不过高拱脾气虽然不好，到底还是坚持“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让首辅先表态。
    结果李春芳笑了笑，自嘲一笑，道：“哈哈，既然说我们都是妇人，那我想必就是个老太婆吧。”
    这话比海瑞还“牛逼”，他堂堂首辅，居然就这么认了。
    当时高拱等人虽然错愕，但既然首辅都没有追究，他们自然也就只好跟着忍了。
    这件事当时其实是有人嘲笑的，因为从严嵩之后再到徐阶，内阁的阁权都堪称极重，完全碾压六部，李春芳以内阁首辅之尊如此“自黑”，自然被人讥讽为毫无威势。
    不过这事反转得还挺快，等到李春芳请辞回乡之后，很多人对于高拱的强势颇不习惯，尤其是高拱的考课法(在原历史先于张居正考成法提出并执行)简直成了许多官员的紧箍咒。
    一时之间，许多人开始怀念老好人首辅李春芳，连带着这件事也被说成是李春芳“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雅量。申时行此时拿李春芳举例，便是类比李春芳，言下之意就是说自己不是那种擅权之人。
    伯修有没有听懂申时行的言下之意不好说，反正伯修回答道：“李文定(注：李春芳死于万历十二年，谥文定。)忠谨平恕、寅恭匪懈，当得起‘太平宰相’之称。然则高文正锐志匡时，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不仅取代李文定而宰执天下，且得以文正极谥之终。元辅何以自比李文定而非高文正耶？”
    申时行微微眯起眼睛，不咸不淡地道：“看来伯修这进士中得早了些，若是晚几年，待高求真入了阁，你去他那儿观政，想必才得合意。”
    谁料那伯修却也大摇其头：“高求真铜臭满身，不类文正，吾不屑矣。”
    申时行颇为意外，暗道：那你可真是有本事，既恶了我，还敢恶了高务实，这朝堂怕是不想呆了？
    伯修见申时行不说话，倒也不客气，自顾自道：“高求真以六首状元闻名天下，孰料此后却并无佳作传世，整日不是操持贱业，便是纵兵杀戮，岂堪为文林表率？且以学生观之，此人匠心过重，心计更深。为独得圣眷，不惜蛊惑陛下滥用民力、巧取民财，行那好大喜功之举，实非正道。”
    申时行不禁讶然，想了想，问道：“你这番话虽然重了些，不过却也并非毫无根由，不过本阁部更想知道的是你为何说他蛊惑陛下滥用民力、巧取民财，又为何说他欲行好大喜功之举？”
    如果是高务实在这儿，他肯定知道这位“伯修”为何对他如此看法。
    事实上，这位“伯修”与高务实本就“三观不合”。
    伯修是他的字，其号玉蟠、又号石浦，湖北公安人，大名袁宗道。
    虽然在明末提及姓袁的人，大部分人第一个恐怕会想到袁崇焕，不过袁宗道与袁崇焕确实毫无关系，这位老兄的盛名也不在官场，而是在文林。
    袁宗道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在湖广公安县长安里出生。万历十四年礼部会试第一，殿试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次年也就是今年授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直接入内阁观政，且被“分配”到首辅申时行身边，可谓前途看好。
    观政嘛，某种程度上就是实习，而观政进士又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后世的领导秘书，这可不得了。
    众所周知，“领导身边的人要当领导看待”，因为很多时候想见领导并不容易，只能见到他身边的秘书。这秘书的一言一行，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领导所授意的，旁人不得而知。不得而知，那就只能通通当做领导的意思看待，否则出了事怎么办？
    官场之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不能领悟领导的意图，因此“秘书”的地位从来都是跟领导的地位直接挂钩的。
    袁宗道既然能在申时行身边观政，地位当然很独特，虽然他来申时行这里还没多久，但在外头已经被很多人看好其前途了。不过，这里要说的是袁宗道为何能来给申时行当“秘书”。
    理由有两点：其一，他是二甲第一名。由于一甲的三鼎甲去向是明确的，都是直接留在翰林院，通常一进去就会被安排事情做，所以三鼎甲很少来内阁观政，于是二甲靠前的那些庶吉士们，就成了观政的首选对象。袁宗道身为二甲第一，“分配”给申时行是合情合理的。
    其二则是袁宗道的文林地位。别看袁宗道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但他在文林的地位相当不低。缘由可能是其比较独树一帜：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在后世看来，以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
    不过那是后话，是后人的评价，在今年——万历十五年的时候，袁宗道的名声才是三兄弟之中最大的。不仅因为他是三袁之中的长兄，而且也是兄弟之中的第一个进士。
    后世名声最大的袁宏道要到万里十九年才能考中进士，而袁中道的进士之路就更加坎坷，到了万历四十四年才得以考中，而当时袁宗道都已经死了十八年了——袁宗道死得很早，万历二十八年就突然死了，据说是“惫极而卒”，终年仅四十岁。这也可能是他后世名声不及两位弟弟的原因之一。
    公安派是历史上万历年间以三袁兄弟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也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派主将还有翰林院编修曾可前、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人。
    自弘治以来，大明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而“异端思想家”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也算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人，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本来文坛风向就比较善变，高务实名动天下之后，很多人以为他会掀起文风变革，谁知道高务实对此没什么兴趣，即刚才袁宗道所说的“高求真以六首状元闻名天下，孰料此后却并无佳作传世”。
    既然最有希望一改前后七子古风风格的高务实懒得干涉，袁宗道的机会自然就来了。(注：本书的着重点不在文学史，这里就懒得分析了。)
    虽然通过批评前七子(目前对后七子的批评还不多)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但正所谓“武无第二，文无第一”，袁宗道对于高务实的态度实在好不到哪去，认为高务实对于文坛的贡献可有可无——不过搞了些蒙学读物，算什么大才？
    爱屋及乌，恨屋及乌，这种心情又让他对高务实平时的做派也不满起来。他认为高务实亲自涉商是与民争利，怂恿皇帝出兵缅甸等地是滥用民力，实学派收商税也是穷尽民财，而漠南大战乃至于西怀东制国策都属于好大喜功。
    他把这些话毫不掩饰地说给申时行听了，申元辅才知道此子虽然言出无状，但从思想上来说倒还能算是“自己人”，不由得把刚才对他的恼怒又抛开了。
    申时行微笑着鼓励道：“伯修确有见地，只不过如今实学当道，皇上也……嗯，也欲成二祖列宗之愿，我虽忧心忡忡，却也始终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方才……你也看见了。”
    袁宗道微微扬眉：“欲批判一文，则此文总需先成，否则从何批判？欲批判一人，总需此人先做其事，若无其事，则无其害，又从何批判之？”
    申时行目光一闪，沉吟道：“你是说……先静观其变？”
    袁宗道微笑道：“新郑伯侄能有今日之势，归根结底无非新政二字，其既为新政，自是要改旧法。改旧法则必有人受创，受创虽苦，然不苦何以感同身受，何以知晓元辅厚德？是故，元辅何必担忧新郑新政？依学生之见，新郑不出新政，或可维持今日威势，一旦新政出台，便是其败亡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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