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高务实按照昨日答应皇帝的话，回到户部衙门视事。昨日皇帝的圣旨虽然是一道中旨，但既然高务实已然接旨，这道旨意就要在司礼监、内阁和六科存档，而这一过程还要通过通政司，因此内容也早已传开。
    在皇帝一日三诏命高务实出而视事的前提下，高务实回到户部是没有问题的，旁人也说不出什么闲话来。真要说的话，皇帝的第三道旨意本身才是焦点，高务实接了这样的旨意要是还不肯出来，那才是大新闻了。
    户部衙门有程文和胡执礼在，这几天倒也能基本维持正常运转，虽然积压了一些需要高务实审核批准的行文，但小一点的事都处理得干干净净，省了高务实许多麻烦。
    至于需要高务实这位尚书亲笔签字用印的“部覆”级公文，一共也就七八封，都工工整整摆在了高务实的案头，甚至两位侍郎还写了条陈，对这些公文做了简单的介绍和批复建议，让高务实体验了一把看票拟的感觉。
    虽然正式出仕不过六七年，但前世的经验与做观政的经历毕竟不是白给，再加上还长期审阅京华的内部文书，使得高务实看公文的速度非常快，不到半个时辰便把这七八道公文的部覆写完。
    他正要把程文和胡执礼请来，就“两署十一司”的具体设置安排等事再商议一番，却忽然收到消息，说皇帝大清早便把内阁诸位阁老以及吏部尚书杨巍、左都御史沈鲤等重臣宣至文华殿召对。
    然后过不多时，便从宫里传出消息，丁亥京察即将开始。
    京察，是有明一朝所开创制的定期考察南、北两京官员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太祖时期即已经开始了对京察的尝试，但其施行却是根据皇帝的个人意志而时兴时废，直至英宗正统初年才形成一定的制度；经过英宗、景帝、宪宗、孝宗四帝的不断调整与尝试，最终在武宗年间形成固定的“六年一察”的固定制度。
    在京察的年份相对固定后，又有众多其它的因素对京察的具体时间产生影响，主要包括皇帝的个人意愿、天象异动、权臣涉政等方面。
    本次丁亥京察，按例应该是年初就要进行，但年初时皇帝的主要精力花在了“究竟从哪里砍开支”上。紧接着就出现了西北之乱，因此京察就耽搁了下来，直到今天忽然被皇帝提起——对于京师百官而言，这有点像是遭到了偷袭。
    京察的职责由众多部门和官员共同承担。在其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部门是吏部和都察院，吏部尚书和左(或右)都御史是负责京察的最主要官员；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和吏科(六科之一)三衙门的长官，则共同承担了京察的初审职责。
    一般而言，京察的裁决大多在初审时做出，而由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右)都御史主持堂审之时，仅对个别关系匪轻的人另行区处。换句话说，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是“掌总”的，主要针对高官或特殊官员，绝大多数的“察”，实际上是由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和吏科来完成。
    京察的施行包括堂审与自陈两个方面。堂审针对的是五品及以下的低级官员，而自陈针对的是四品以上的中高级官员。
    在堂审之前，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有时候全程耗时几近半年，因此这些工作通常会提前进行——本次丁亥京察也是一样——而真正的过堂审理仅耗时一天。中高级官员的自陈则不需要太多的准备。
    堂审和自陈后，皆需以皇帝的名义进行批复，而后科道官方可“拾遗”。待吏部对拾遗的结果进行复核并报皇帝终裁，京察便告结束。
    与其他重大事情的处理原则一样，京察的结果同样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皇帝在大明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于官员的去留、奖惩，拥有一言而决的“终审权”，在京察中当然也是如此，手握最终决定权。
    内阁作为辅政机构，自严嵩以来，阁臣迄今都凌驾于吏部之上，因此其在京察中的影响不容小觑；吏部作为官员的主管机构，又是京察的主要负责机构，对京察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都察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吏部配合抑或牵制。
    至于像高务实这样的各衙门堂上官，因为拥有填注考语之权，同样也能在京察中对本部属官给予一定程度的关照——当然你要打压的话也很“顺便”。
    高务实之所以这么早就得到消息，也正是因为他乃户部堂上官，拥有对本部属官的考评之权。不过他并不打算真的行使这项权力——原因很明显，他才上任几天就被劾闭门了，直到今天才出来视事。
    正经的说，他其实只做了五天户部尚书，所以他打算把这项权力下放到程文和胡执礼手中，他本人权当是个代笔的，照着他们二位的意见写评语就是了。
    或许是京察的消息来得太过突然，高务实出而视事就不算什么大事了，甚至连风头正劲的“正国本”事件也不得不给丁亥京察让位。
    所有人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吏部显然是暴风的风眼。
    吏部尚书天官杨巍刚回吏部打了个转，立刻借口与内阁商议本次京察之要点而再次回了宫里，去文渊阁的内阁大通房躲风去了。
    不过，他人虽然溜去了内阁看风向，但他身为实学派的旁系，能够混到吏部尚书的位置显然不是幸与。
    他去内阁，自然是去找许国、张学颜和吴兑商议行止，但这只是明面上的动作。私底下，他则立刻派了亲信家丁悄悄跑来户部求见高务实。
    说起来，杨巍对于今年的丁亥京察是早有准备的，毕竟六年一度的京察已经“著为令”数十年了，按时提前准备是每个吏部尚书应该做的。
    只不过今年的朝局不太安稳，西北之乱基本平定以来更是风云变幻。一会儿是谤君案，一会儿是正国本，真是不得消停。
    他这几日也是忙着稳定人心，希望与他相关的同年旧友、门生故吏们不要随意插手其间，一定要等局势明朗——比如高务实表态之后，再跟着上疏就好。
    如今两派之争随着王锡爵的抵京，明显出现了白热化的迹象，杨巍虽然身为天官，奈何如今是阁权压制部权的时期，再加上实学派与心学派都是政治集团这个级别的力量，他一个都惹不起，自然只好随大流。
    然而这个大流也不是很好随，他思来想去还是押宝了高务实，只是对许国那边也照样把礼仪做足，争取都两不得罪。
    杨巍虽然也不知道皇帝为何突然搞出这一手来，但身为天官，他还是很快猜测到皇帝可能是想用京察来分散百官的注意力，把“正国本”一事继续往后拖延。
    不过，不管皇帝的目的是什么，如今丁亥京察启动，吏部都是首当其冲。如何拿准这次京察的大方向，他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大方向这种事，去问许国只是做样子，问高务实才靠得住。毕竟京察这种事一不小心就可能闹大，闹大之后想要没事，很多时候都得靠着“众议汹汹”，而实学派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跟着高务实的。
    但高务实给他答复的口信很简单：“此考功司之责，天官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
    杨巍快到中午时分才收到这句口信，听完之后就放了心，马上从内阁回部，下令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员外郎及二主事一共四人全权负责此事。
    高务实不是胡说八道，这个做法本身也是没有问题的。考功司作为吏部直接负责京察的部门，“掌官吏考课、勤涉之事，以赞尚书”，其职责在于对官吏“考其功过、别其善最，奏请黜陟”，在京察中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明人对于考功司的作用向来十分重视，比如陈有年在为考功司撰写题名记时，—度将其地位推崇到“天下得之则明，失之则幽；得之则理，失之则乱”的高度。
    原历史上王锡爵在论及万历二十一年京察之时就曾说：“今年考察，系郎中赵南星专管”，此次京察因与“台省有异”而导致议论纷纭，然“本部堂上官，则以事在该司，不代为之认罪，亦或其体统当而不可深罪也”。
    时任吏部尚书的陈有年在评价万历二十一年南京考功司郎中钱士完在京察中的表现时亦说：“当事难，当任怨之事尤难。诸臣所见，士完任怨矣”。
    吏部尚书认为京察由考功司具体负其责，故造成不良之后果应由考功司官员来承担；内阁辅臣亦认为这种做法“体统当”；都察院长官也认为考功司实当任怨之事。
    可见考功司在京察中的作用之大，责任之巨，以至于朝廷上下都认为考功司是京察的“主管单位”。
    这种局面也不是只有万历朝才有，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时，薛应旅“为南京考功司郎中，主京察。大学士严嵩尝为给事中王晔所劾，嘱尚宝丞诸杰贻书应旅，令點晔”。
    连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想黜退有私怨之人，尚需嘱托考功郎来办，考功司郎中在京察中地位之重可见一斑。
    具体来说，“考功郎中每内外二计之年，其起用也，必限先一年春夏到任，馎咨公论，徐折众靖，不得她担，临期草草了事。内外察毕，功司掌印官仍宜宿部数日，查册内有议未处官，或系司府辩明，或系舆情共惜，一一手注明白，用印钤盖，亲付选司，不得溷行劣处。此举必在二月初五六日以前印官注完，呈堂简阅。”
    从这些规定和说明也可以看出，考功郎中通常需要为京察进行几乎一年的提前准备；而且即使是京察之后，考功司郎中还承担着做好京察后续工作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高务实让杨巍根据考功司的初评结果“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从道理上和习惯上来说，都是毫无问题的。
    但杨巍把这事吩咐下去之后，却丝毫没有觉得轻松，他总觉得自己似乎忽视了什么事情。
    好一会儿，已经七十二岁高龄、被皇帝强行多留任了两年的杨天官才忽然一惊：糟糕！考功司现在没有郎中啊！
    确切的说，考功司不是没有郎中，而是时任考功司郎中半个月前得了急病，这段时间一直留在家中养病，据说连床都下不了。
    现在的吏部考功清吏司缺了主官，是由次官考功员外郎负责的！
    考功员外郎是谁？顾宪成。
    杨巍想到这里，又把满心惊惶丢去了九霄云外，暗忖道：好啊好啊，高求真这小子当真是好心机啊……他这一次怕不是想借刀杀人？
    顾宪成，后世著名的“东林先生”，与高务实乃是同年，成绩也非常好，乃是二甲第二名。其人在士林间名声不小，不过此时官位不高，只是吏部考功清吏司员外郎而已，区区从五品小官。
    官职虽小，人却有名，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他虽然不是实学派的官员，但却经常抨击心学派的政见。
    这里有一点必须要说，顾宪成乃至于早期的东林党，都是自认所学乃是实学的。只不过他们其实也和心学派一样，应该归属于“道德实学”一类，与高拱一系的经世实学没有太多关系。
    既然都是“道德实学”，顾宪成又偏偏不赞同心学派的虚夸作风，那么为了“正本清源”，顾宪成抨击心学派就是很正常的表现了。
    此前杨巍自己都没有细细思考过一件事，但现在他不得不怀疑起来了：顾宪成出仕七年，又不是实学派出身，又动不动就抨击心学，凭什么现在还没丢官？甚至他还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吏部，安安稳稳地做到了考功司员外郎这种实权要职上？
    顾宪成有什么凭恃吗？士林名声肯定靠不住，申时行真要整他，随便找个茬他就滚蛋了，士林名声可救不了他。
    杨巍思来想去，发现顾宪成唯一算得上凭恃的可能只有一条：他和高务实是同年，旁人包括心学派方面都不敢确定动顾宪成会不会引起高务实的过激反应。
    杨天官忽然觉得背后有点发凉：该不会连顾宪成的职务安排，都是高求真那小子提早打好的埋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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