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如此前一般，高务实获悉辽北得胜比朝廷的官方渠道早了半日，他在当天傍晚得知消息，而官驿方面是在午夜时分把消息传送到京城。不过，由于报捷的消息不比紧急军情，所以报捷书被留在兵部衙门又躺了半宿，直到次日兵部官员们拆封，才算为朝廷所知。
    或许是朝廷这几年报捷有些多，辽北之战哪怕斩首一千六百余骑，也没怎么引起轰动，反而是随同而来的消息比报捷更加引人注目。
    随着报捷书送来的消息有两条半，一条是努尔哈赤与蒙古人有约定要入侵南关哈达部，并曾计划与图们会师；另一条是叶赫部深感大明关照之恩，正式派出了加贡使者，正往京师而来。
    第一条消息虽然让人恼怒，但说实话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事实上，在朝廷听说努尔哈赤要北上迎亲的时候，大家就都猜到其中的缘故了，现在罪证确凿也无非是给棺材板钉上钉子罢了，倒也不必震惊。
    第二条消息也是有前兆的，前几天曹簠就有上疏说这个事，而朝廷也同意了，现在叶赫的加贡使者“正式”启程，完全符合朝廷规定。至于叶赫方面希望在营口上船走海路来京，朝廷也“特批”允许。
    真正震撼的消息反倒是剩下的“半条”，曹簠在报捷书中提了几句，说他在夺回叶赫西城之后，于图们曾暂住的西城城主宅邸中发现图们未及带走的信件，从该信件中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可能牵涉到有人向蒙古人提供火药，数量甚大。
    曹簠表示，因考虑到图们或有故意设计陷害忠良之意图，故他此次暂不呈上线索、证据，等调查一番之后，自己再上疏详禀。
    这半条消息对于朝廷衮衮诸公而言，远比前两条劲爆。
    首先曹簠既然敢提出这件事来，说明他手里肯定是有“线索”的；其次曹簠既然并不隐瞒，显然这件事的牵连对象既不会是他自己，也多半不是实学派一系的官员或者将领；最后曹簠这样半说不说的“打马虎眼”，比直接捅出来还让人心神不定。因为就算不是自己做的，万一是自己的盟友，甚至是自己举荐的官员做的呢？
    若是盟友做的，出于“江湖道义”，总是要伸出援手设法搭救一下；要是自己举荐的官员所为，那就更不妙了。早些年高拱改革吏部的时候，就曾经再三强调过一个准则，既被举者因事被罚，举荐者也需要负连带责任。
    因为这一缘故，很多官员尤其是地位较高一些的官员，都开始了暗中的“自查自纠”，回忆一下自己可曾举荐谁去辽东。
    当然，还有一些人寄希望于这件事并非当地官员、将领之所为，最好是某个当地豪强因为财迷心窍或者其他什么原因选择铤而走险，那就万事大吉了。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但大明官员因为各种原因，道友和贫道之间有时候比较不好撇清，因此最好死一个不相干的人。
    但也有些聪明人，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太妙，因此开始想起他办法了。
    申时行与王锡爵显然是聪明人，从当年的考试成绩来看，这两人简直聪明绝顶：同榜的状元和榜眼嘛。
    他们两人一看消息就知道，此事多半与李成梁有关，曹簠之所以欲说还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牵涉到李成梁，现在就等于牵涉到心学派，而且李成梁情况非常特殊，心学派只要还想着在三四年后的灭元大战中分一杯羹，不让实学派专美于前，那么李成梁几乎是必保不可的人物。
    申时行主动把王锡爵请到了他的值房，两人开始商议对策。
    在高务实涉足辽东之前，李成梁控制着辽东绝大部分私市，就算没有直接参与的，也都得给他输款，大抵相当于缴纳保护费了。
    而在高务实的势力进入辽东之后，这个局面稍有扭转，京华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贸易能力，在高务实主政辽东的短短时间里发展起来，控制了四处较大规模的私市和九处规模一般但也比较重要的私市。
    虽然从私市数量上来说，京华大概只有李成梁的一半，但从贸易额来说，双方几乎平分秋色。
    李成梁从独霸辽东私市到和京华打个五五开，心中的压力显然巨大。虽说京华的进入实际上是秉承一贯的“做大蛋糕”宗旨，提高的是整个辽东的贸易额，对于李成梁的“绝对收入”影响并不大，但李成梁毕竟做惯了地头蛇，如今忽然有条强龙过来，他能有什么反应非常难讲。
    明面上和京华硬碰硬并不太合算，李成梁作为一名武将也不是很有这样的胆量。他的后台靠山申时行虽然是首辅，但近年来对高务实也显得缺乏压制力，李成梁这样的聪明人当然不会拿鸡蛋去打石头。
    在这种情况下，“开发”一些新的赚钱门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王锡爵对申时行道：“朝廷不与察哈尔贸易甚久，然察哈尔当地果无我大明货品耶？非也，察哈尔历来可以弄到各种货品，元辅难道不知？”
    申时行只能报之以苦笑，这个情况他当然是知道的。
    隆庆四年，王崇古改任总督山西宣大军务，力主与俺答议和互市。在高拱、张居正等朝廷重臣的力主之下，隆庆五年，大明册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同年开放通贡互市，张家口就成了最早对蒙古开埠的边塞贸易口岸。
    除了官市之外，王崇古还推动民间明蒙贸易，由此在明蒙议和的形势下，明朝与蒙古贸易规模越发庞大。“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由此产生的社会作用，不仅是给宣化、大同一带长期的和平环境，还出现了持续不断的人口回流——过去蒙古兵经常南下袭击，当地人都往外地跑，现在明蒙议和，不必再有兵祸之忧，边关马市的开放，又提供了做生意的机会，大家都往这里跑。
    但是由此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土默特拥有和大明进行任何贸易的权力，包括用马匹、牛羊等物换取他们想要的任何品类商品。
    土默特现在几乎已经是大明的铁杆小弟，他们可以买卖大明的产品，这是毫无问题的，也是高务实之前就一直坚持的。可是，土默特与察哈尔之间关系虽然紧张，可毕竟同根同源，双方的“大汗”还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所以对峙归对峙，要想断绝联系其实并不可能。
    尤其是商贸方面的联系，更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哪怕把汉那吉下令，也必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何况蒙古人之间要联系比大明还方便，他们之间的边境又没有多少明确分界，某些部落、将领之间悄悄交易，把汉那吉根本查都没法查清。
    这种事不仅现在有，甚至在原历史还导致了所谓“晋商卖国”的说法。
    当时建州女真在辽东崛起，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起兵反明之后，也很重视联络漠南蒙古各部。而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更通过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对蒙古采取了更积极的策略。
    为了打压建州女真，大明曾拉拢和扶植海西女真如叶赫部。但在万历四十七年，在经历了萨尔浒战败，开原、铁岭失陷，叶赫被攻灭等一系列挫败之后，大明开始转为扶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是大元皇帝、蒙古大汗亲领的汗帐。早年大明与土默特达成和议，但没有和察哈尔达成类似的封贡条款，然而彼时面对咄咄逼人之势的后金，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的原则，大明开始主动封赏察哈尔。
    察哈尔林丹汗也颇有野心，试图在漠南蒙古诸部重新确立他的大汗地位。而积极经略漠南蒙古的后金，自然与试图在漠南蒙古当中确立自己地位的察哈尔林丹汗随即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1626年的二、三月间，听说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刚被袁崇焕击退的消息，察哈尔林丹汗唆使内喀尔喀五部联兵侵扰后金。
    然而努尔哈赤虽然在宁远城下碰了袁崇焕这根钉子，但其实这件事的意义主要是袁崇焕吹嘘出来的，努尔哈赤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军力依然旺盛，因此立即对内喀尔喀发动反击，同时采取分化瓦解手段。
    这场战事非常顺利，内喀尔喀原本游牧在辽西到赤峰的西拉木伦河一点，他们被后金击溃逃散后，后金与察哈尔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直接相邻了。
    1627年，为拉拢敖汉、奈曼部，后金与察哈尔再度发生冲突。外强中干的林丹汗为了避开后金兵峰威胁，在这年做出一个举动——西迁。
    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的连锁效果就在这时出现了——后金在辽东崛起，文攻武略，向西南征服或拉拢漠南蒙古，与察哈尔部兴兵向抗；察哈尔不敌，只好也向西迁走，压迫原本在宣化和晋北边塞外的喀喇沁和土默特。
    1627~1628年初，西迁的察哈尔，与土默特喀喇沁联军，在张家口外、归化城等地多次交战。原本强大的土默特此时已经明显腐化，联军逐渐不敌。1628年二月，喀喇沁塔布囊紧急派遣使者向后金求助，希望缔结共同对抗察哈尔的同盟，请求天聪汗皇太极发兵。后金得到了再次发动西征战役的机会。
    1628年九月、1629年十月和1632年五月，后金发动三次针对察哈尔的西征。最终在1632年五月的这一次，抵达土默特部归化城(呼和浩特)。
    后金来到归化城，还获得一个意外的收获：得到了利用土默特部的名义，与大明展开马市贸易的机会。
    当年六月中旬和下旬，皇太极自归化城南下，分别向大同得胜堡和宣化张家口明朝守军致书，要求索取原先明朝给予察哈尔部的岁赏银，并按照过去与土默特的例子，开放边市贸易。
    同时，他在边墙外陈兵宣威，做出一副整兵备战、即将攻城，“要么和谈，要么开打”的样子，对这两地明军进行威慑。
    1632年是崇祯五年，大同和张家口的明朝守将，肯定早就知道明清两军在辽东和辽西一带常年的战事，但他们没有料到清军这么快来到土默特蒙古，出现在遥远的晋北和张北地区。在严重缺乏防御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大同和张家口两地明军很快都选择向清军妥协。
    “六月十四，得胜堡明军遣使十六人至营贡献，牛两只，羊八只，绸缎四匹，茶叶一百八十四包，烟叶六包，白糖三十九包，冰糖九包……”，而清军“回赠来人各羊一只”；“六月二十八，宣府守将遣使议和”。
    于是，在张家口明军守将私下与清军达成议和的局面后，明军守将纵容当地商人与清军进行马市贸易。张家口当地百姓和商人，自然是以山西人为主。明末的“晋商”就是如此和清军发生了联系。
    冒用他部名义，与大明展开马市贸易和封贡来往，一贯叫作“挟贡”、“挟赏”，这种现象在当时蒙古、女真各部里都很常见。比如说当察哈尔部与大明关系紧张时，明朝对他关闭马市。察哈尔就长期冒用内喀尔喀巴林、乌齐叶特两部的名义，到广宁挟贡，到开原马市挟赏，明廷对此也并没有过多干预。
    在鞑清入关前，清军和清军的八旗买卖人，就是借助土默特的名义，到大同和张家口来和晋商做贸易，利用的是当年隆庆和议后开边塞马市的有利条件。张家口当地一些晋商，就在明朝地方军政官员的许可下，和冒土默特之名的清军做买卖。
    至于晋商出长城，到塞外甚至后金境内去活动，包括所谓向后金“提供情报”等描述，则没有正史依据，都是无根据的传闻。
    换句话说，贸易是有的，不仅后来有，其实现在就已经有了。但要说这就是卖国，至少从大明的法律层面而言，却还谈不上。
    察哈尔现在也被禁止贸易，但察哈尔有好几个渠道可以获得大明的产出，包括与土默特某些非把汉那吉直属部落的“走私”，包括以内喀尔喀两部名义在广宁(李成梁驻地)合法私市，乃至于在东侵叶赫之前从叶赫手里获得——此前也说过，叶赫经常充当二手贩子。
    但申时行知道王锡爵这个说法是故意混淆贸易性质：察哈尔从土默特、叶赫乃至于内喀尔喀获得大明产出，都是转手买卖，相当于多了一层“经销商”，价格上肯定不那么划算。
    大明之所以此前也没怎么追究，理由也在这里：既然禁肯定禁不住，让察哈尔多花点冤枉钱也不算太亏，睁只眼闭只眼也过得去。
    然而这一次曹簠所言的情况却不同，李成梁这次恐怕是直接和察哈尔进行的交易，虽然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可想而知的是，原本那一层“经销商”的利润肯定被李成梁和察哈尔分吃了，双方都可以赚得更多。
    而这样一来，大明朝廷方面还能满意吗？显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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