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兄弟二人各守一门？”曹簠闻言哈哈大笑：“这算哪门子妙计？”
    戚金也觉得不可思议，皱眉道：“总戎言之有理，这算什么计策，依我看连正常应对都谈不上。”
    麻承勋虽然出身宣大将门，但他少年时其实是跟随马芳历练出来的，长于骑兵而非步兵作战，属于大明九边比较少见的攻击型将领，对于守城反而不那么擅长。因此他听得这番话之后不禁有些意外，问道：“这是为何？哦，我是说为何连正常应对都算不上？”
    戚金也知道麻承勋是骑将，于是回答道：“麻参戎，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既然已经颇为怀疑，但现在又不得不借重他手头的兵力来守城，那么通常而言，就更不该将舒尔哈齐单独用于一方。
    若换做我是努尔哈赤，此时此刻最应该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尽量将舒尔哈齐的兵力分散，绝不能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二是将舒尔哈齐本人牢牢栓在自己身边，不让他有单独行事的机会。
    那么具体到此次守城，则必然是我与舒尔哈齐联手坐镇赫图阿拉的中心位置，东、南二城门分别交给麾下大将额亦都与安费扬古去守。舒尔哈齐麾下亦有四员大将，分别为乌尔坤、纳齐布以及常书、扬书兄弟，则使此四人为额亦都、安费扬古之副，分别支开。
    如此，舒尔哈齐虽有三千兵马，然分驻两门，又有额亦都、安费扬古领命坐镇，虽势大，不难制也。
    而我本人则只需看住舒尔哈齐，让他无法对两门之兵传令，则乌尔坤等人既无名义作乱，又担忧其主安危，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如是，则舒尔哈齐这三千大军便如我亲掌一般，何其善耶？”
    麻承勋恍然道：“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戚参戎言之有理。”这就是进攻型骑兵将领和防守型步兵将领思维的不同。
    按照麻承勋的习惯思维，则大家麾下都是骑兵，又在野外作战，那么额亦都与安费扬古绝对看不住乌尔坤等人。
    道理很简单：乌尔坤等人若是铁了心要带着手下脱离，额亦都与安费扬古必不敢深追——曼古歹战术的特点就在这里，前面的人往背后射箭，后面的人追过去只能挨射，还手什么的纯属痴心妄想，因为根本射不到人。这是个相对速度的问题。
    戚金的思维则很符合守城的情况，这个就不必解释了。
    现在戚金把道理摊开来说明白了，曹簠便做了个总结，道：“所以简而言之，努尔哈赤这么做，要么是愚蠢少智，要么是别有居心。”
    麻承勋一想，努尔哈赤既成功伏击过自己，又使诈击败了李成梁，这么一个人，怎么也不至于愚蠢少智。换句话说，他这样做无非就是别有居心了。
    “可这消息是舒尔哈齐送来的。”麻承勋皱眉思索着道：“眼下战局分明，努尔哈赤已经是瓮中之鳖，标下很难相信此时此刻的舒尔哈齐反而打算要为努尔哈赤尽忠陪葬。”
    戚金沉吟着道：“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努尔哈赤临时许给了舒尔哈齐特别大的好处，舒尔哈齐见利忘义，又和努尔哈赤站到一边去了？”
    这次曹簠没有立刻作答，只是露出一脸深思的表情来。
    实际上曹簠自己是有这种怀疑的，然而此前高务实给他的数封密函之中所表达的意思都很明确，高务实认为舒尔哈齐不会和努尔哈赤长期同心同德，迟早是要闹翻的，而大明只要对舒尔哈齐多使点劲，这个闹翻的时间就一定会越发提前。
    高务实一贯不是靠直觉支配自己的行动，甚至未必全凭“历史证明”，他的决定必然是经过详细的推断才得出来的，有关“舒尔哈齐迟早要与努尔哈赤闹翻”这个结论也是一样，主要出自于他自己的推论。
    舒尔哈齐被努尔哈赤囚杀，这是后世中外史家基本公认的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大多认为舒尔哈齐死于与其兄努尔哈赤的权力之争。
    高务实原本也同意这个观点，但当他身处大明这么多年并且出任过一段时间的辽抚之后，却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现在认为舒尔哈齐兄弟之争，决不单是统治阶级内部规律性悲剧的重演豆箕相煎、同室操戈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场“拥明”与“叛明”两种思想碰撞下产生的政治斗争。
    由于努尔哈赤自己搞出过“七大恨”，他的叛明思想就不必细说了，因此高务实推论的第一点，是拥明派的社会基础和“舒尔哈齐拥明派”的形成。
    高务实为此仔细回忆过自己当初看过的史书，发现在努尔哈赤起兵的早期记载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间题，那就是努尔哈赤各种实录的纂修者，均浓墨重彩描绘出一幅幅“太祖”屡遭族人、仇人暗害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从其起兵后的第二个月起，到翌年五月止，暗杀事件的记载就达五起之多。后世史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女真族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固有现象。但高务实认为，此说只是注意了事物的内部发展性，而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清太祖实录的纂修者对此冠之为“忌上英武”，而回避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即六祖子孙和仇人的暗害活动，为什么恰恰发生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后？这是巧合，还是有深远的历史背景？
    《满洲实录》中作出过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万历十一年，当努尔哈赤向大明边臣索要尼堪外兰时，“明边臣日尔祖、父之死，因我兵误杀，……又赐以都督勒书，事已毕矣。今后如是，吾即助尼堪外兰筑城嘉班，令为尔满洲国主。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
    这则记载初看很平常，细看则会发现，其说明“国人信之”的是明朝的号令，国人拥戴的是明朝指定的首领。正因如此，“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尼堪外兰”。换句话说，他们都作出了与“国人”相同的政治选择。
    由此可见，大明皇帝“天下共主”的观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这种世代因袭的、传统的观念，已经成为人们思想上难于逾越的藩篱，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权威性，甚至连努尔哈赤本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敢公开打出反明的旗帜。
    其子皇太极在四十年后的天聪八年七月，在致书大明崇祯帝时，也依然承认“满洲原系属国，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尝以为非也。”这其实是大明维护全国统一的力量所在，也是努尔哈赤起兵后，女真族内部拥明派的思想基础。
    所以，当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后，颇以难觅知音为苦，政治上的盟友一经人以明廷的是非相开导，马上就是“遂背约不赴”。
    尤为“不幸”的是，努尔哈赤早期唯一的主要支持者、妹夫噶哈善，也为族人所杀。当努尔哈赤欲集众收其骸骨时，诸族昆弟竟“无一人往”，努尔哈赤成了“诸族皆仇”、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真实地反映了人心的向背，这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明朝承袭元朝在东北的统治后，在中枢与地方少民的统属关系方面，采取了“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的政策。
    这种以各部酋长统摄其族的措施，一方面能使诸部自相统属，主持本部事务、发展本部经济，收到“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的实效；另一方面却形成了“每村每寨为主，每族为长”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分散于各地的地方势力集团。
    这些集团通过获得明廷的敕书，享有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权益，于是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利益又将他们与明朝的统治紧密地连结起来，因此任何改变这种现状的努力，势必遭到激烈的反抗。
    在原历史上，史学界通常认为万历十六年的努尔哈赤已经完成了建州女真本部的统一，但从明实录有关建州女真各卫朝贡的记载情况看，其内部反对努尔哈赤的斗争并未结束。
    反对者以朝贡为纽带，继续加强与明廷的政治联系，试图凭借明廷的力量坚持与努尔哈赤抗衡。从万历十七年起至万历二十三年，明确记载建州左右卫都督和都指挥进京朝贡的达四起之多。
    更重要的是来自朝鲜的记载，申忠一在万历二十四年正月的书启中，在谈到建州女真的内部局势时，引用马臣的话说“凡卫三十，而投属者二十余卫”。可见截止万历二十三年末，努尔哈赤尚未完全控制建州女真本部。
    这就充分说明了明廷在建州女真中的政治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各卫首领与明朝统治者的根本利害的一致性，决定了反兼并战争的长期性、激烈性、复杂性。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心理，左右人心的向背，就连投奔努尔哈赤的人，也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代价。
    史载，万历十六年雅尔古部长息拉瑚来归时就先干了一件事：“杀兄弟族长”。而同年何和理率众来归时，其前妻也“扫境而出，欲与之战”。其斗争之激烈，是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也反映了是非去从的根本对立。这就是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政治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女真内部拥明派的政治基础。
    第三点则是由于女真各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以任何通过武力的兼并，必然遇到武力的反抗。十六世纪末，女真各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靠近先进的辽东地区，有些部落已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但大多数部落仍然停留在氏族公社阶段，使即先进的部落也依然顽强地保留着氏族制的残余。
    什么是氏族制的残余呢？例如万历十二年，当努尔哈赤第一次欲乘机吞并董鄂部时，诸将以“兵不可轻入他人之境”相谏，这就是当时典型的女真氏族制残余思想，即现有的社会秩序不可轻易打破。
    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在建州女真中已经出现了联合的趋势，底层民众开始有了对统一的期盼，但“统一”的思想并没有被所有人普遍接受——尤其是上层贵族，他们作为女真的统治阶级，更不会允许这种改变出现。
    正因如此，才会有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联军，对努尔哈赤实行的第一次军事打击出现。而在这次打击未能达成目的之后，同年九月，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又联合蒙古等九部之兵，对努尔哈赤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这些举动都说明了保持现有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合法性，仍是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最起码是掌握各部政权、军权的贵族们的共同目标。而这也正是女真内部拥明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战争激剧地改变了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虽畏彼不言，中心岂无怨苦？”而且广大诸申(即女真)一提起沉重的徭役负担，都“颇有怨苦之状”。
    这甚至导致在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大胜之后，局面仍是“奴中大小莫不仰望和事之成，惟以无事不战为自中大幸”。这才是女真群众及中下级首领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
    什么意思？简而言之，就是大明凭借它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力量，在女真各部的上层分子中，影响和扶持了一批特殊势力集团，这些集团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殊利益，决定了他们与明廷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加之各部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任何破坏现状的尝试都势必遭到传统势力的反抗和抵制。努尔哈赤既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起兵叛明，也就自然地造就了自己的反对派。于是，舒尔哈齐作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高务实发现，舒尔哈齐作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努尔哈赤的矛盾冲突，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的。寻其活动的轨迹，不难发现舒尔哈齐的思想具有两重性，即是进取与保守的统一体。
    当他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时，他的进取思想曾驱使他“自幼随征，无处不到”，成为努尔哈赤“复祖父之仇”的同路人，并为建州女真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之功，被努尔哈赤誉为“达尔汉巴图鲁”英雄。
    但舒尔哈齐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军事征战的胜利，舒尔哈齐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增长。原历史上的万历十五年年六月，努尔哈赤于费阿拉称王，舒尔哈齐亦同时称船将——所谓“船将”也就是俗称的“掌舵者”。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舒尔哈齐已经成为努尔哈赤政治军事集团的第二号人物。
    万历二十三年，舒尔哈齐摩下精兵已发展到五千余名，文臣宿将多达四十余人。此时，舒尔哈齐以“有战功”而闻名于诸部，因“得众心”，身望高居于诸弟子侄之上。
    随着地位的改变，进取思想和保守思想，便你抑我扬，此消彼长。万历二十三年和万历二十五年，舒尔哈齐两次进京朝贡，得到明廷的特别优抚，给予了与努尔哈赤同等的政治待遇和礼遇。
    这让舒尔哈齐事实上已经登上了大明建州卫女真的第二号首领的政治宝座，且意外地叩开了幸福之门。于是，他青年时期的昂扬斗志和进取精神便逐步退隐，各种因袭势力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则乘势而入。
    舒尔哈齐开始在现有社会秩序的格局中徘徊摸索，这就意味着他与努尔哈赤同路人的关系已宣告结束。在同努尔哈赤以及与自己的进取思想告别以后，舒尔哈齐在传统思想和现实政治外界压力的双重压力下继续后退，成了现实生活的保守者。
    为了立于不败之地，舒尔哈齐毫不动摇地称臣明廷。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在努尔哈赤“连续二年不肯进贡”的情况下，舒尔哈齐第三次入京朝贡。而明廷再次确认了他的都督、都指挥的政治身份。
    在大明的不断拉拢下，舒尔哈齐的思想也在发生激剧地变化，一种拥明自立的欲望与日俱增，对明廷的忠诚已经达到了“向来中国宣逾，无不听从”的程度。
    与此同时，舒尔哈齐还积极发展与乌拉的关系。万历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和三十一年，曾先后三次与布占泰联姻，其政治影响已逾越了部落的屏障，实力也大大加强。在建州女真内部，舒尔哈齐也因“得众心”，终于成了与努尔哈赤抗衡的一支主要力量。
    由于思想上的分歧，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的政治关系则日益紧张。“在国家大政中”不时发生激烈争吵。
    政治上的对立，必然导致军事上的不合作和对立。史载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努尔哈赤率兵征哈达。在如此重大战役中，舒尔哈齐先是“按兵不战”，继而又“填拥于前”，致使努尔哈赤陷入被动挨打之境地，“军士多被伤者”，这与其说是消极，倒不如说是对立。
    又如万历三十五年三月，努尔哈赤命舒尔哈齐等率兵取乌拉所属蜚悠城，舒尔哈齐偏袒乌拉、消极对抗的态度已十分明显，他先是欲退兵不战，后又滞留不追。
    战斗结束后，工于心计的努尔哈赤以“抗命”罪欲诛舒尔哈齐所属二臣，削其力量。舒尔哈齐则立即“摊牌”，以“诛二臣，与我死无异”的强硬态度，迫使努尔哈赤作出让步。至此，其兄弟关系终于走到势同水火的地步。
    如今这一世界里，时间还只是万历十六年年初，而且去年因为蝴蝶效应的关系，努尔哈赤先是因为与图们勾结而被大明警告，现在又因入侵董鄂部而遭到讨伐，所以并没有来得及称王，因此他们二人在女真内部依然是“宁古塔大贝勒”、“宁古塔二贝勒”的身份。
    然而，这并不妨碍舒尔哈齐思想的转变比原历史上更快。
    因何而快？当然是因为大明对他的支持远比原历史上更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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