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心忡忡的不止高务实和他身边的人，心学派、实学派、中立派，有一个算一个，都因为昨天皇帝那道“诰命”而提心吊胆，随着今日皇帝与内阁阁臣的陛见，第一支靴子已经落地了，但大家显然都在等待靴子落地的第二声。
    靴子落地是一个寓言故事，在高务实魂穿大明之前经常在各种媒体看见这个词。这个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个老人的卧室楼上住着一位年轻人，年轻人往往深夜归来。进房脱下靴子，往地下重重一扔，嘭当一声，声震全屋，把楼下老人从梦中惊醒，接着又嘭当一声，另一只靴子又重重落地，而老人这才能辗转反侧又重寻梦境。
    久而久之，老人形成了条件反射，每晚都要等到两声响过之后才能入睡。有次老人实在忍无可忍，就上楼向年轻人提出抗议。年轻人这才知道自己随心所欲的举止伤害了别人，于是满口答应今后改正。
    第二天晚上，年轻人依旧深夜回房，又是“嘭当”一声，一只靴子落地了。老人忍住怒气等待着另一只靴子落地，可是左等右等，再也没有声息，但又不敢安睡，生怕忽然“嘭当”一声不期而至。
    但这一声始终不曾想起，老人一直熬到天明，整夜失眠。当他满腹狐疑地上楼查问，才知道原来是年轻人照老习惯扔下一只靴子后忽然想起老人的抗议，赶紧把第二只靴子轻轻地放到地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却不料反而害得老人一宵失眠。
    后世，在政府很多重大决策出台以后，媒体经常使用“靴子落地”这个词来形容，它是什么意思？事实上“等待靴子落地”是一种急切、观望的心理。
    在一项新政或经济指标出台以前，人们对该项政策或业绩已经有了预期，比如说最敏感的就是表现在金融市场上，即对证券的提前买卖，造成效应的提前释放。于此以来，反而在新政正式出台后可能造成政策或经济结果与政策所依据的理论相背离的现象。
    眼下的朝廷百官就处于等待靴子落地的情况下，前前后后可以简单地捋一捋：
    最开始，就是皇帝在不经内阁的情况下，忽然以诰命形式宣布设立定南都护府。这件事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诰命本身绕过了内阁，造成内阁的巨大尴尬——请注意，这绝不只是面子上的尴尬，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内阁地位严重动摇。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理解，那就是皇权试图绕过文官集团事实上的最高议政机关直接下达顶级行政指令。
    那它如果成功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内阁被皇权彻底架空，意味着内阁所实际领导的文官集团大大小小衙门从此不再具备任何程度的“议政权”——更别提决策权了，它们将只剩下执行权。
    众所周知，文官集团在大明开国时期本没有什么议政权，几乎所有的大事都由太祖、成祖这两位强势皇帝一言而决，在经过长期时间发酵和一系列变故之后，文官集团才逐渐争取到一定的议政权，以及在极个别时期(如皇帝年幼、绝嗣等)代替皇权行使决策权的权利和地位。
    须知中国的君主制在儒家思想下从来就不是也不该是皇权操纵一切的，这个问题早已有过说明，故不赘述。简单表述就是：在儒家思想下最完美的制度，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你这皇帝不能真的去做“独夫”。
    故而，文官集团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局面出现。而这，也正是近些年来内阁头一次不分派系，全员叩阙请辞以威胁皇帝的原因所在。同样，也正是高务实连诰命都不得不坚决拒绝的原因所在。
    什么叫“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这就是了。
    你又不是皇帝，那你背叛自己的阶级去和皇帝共情，你是不是有病？但更关键的是，你有病不打紧，问题是你的所作所为如果害了你同阶级的所有人，那你这就是自绝于“人民”啊！
    因此高务实当场拒绝领旨，因此内阁集体叩阙请辞。
    定南都护府是不是该设？不重要！至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不能绕开内阁下达诰命！
    前者只不过是具体的事务，甚至还只是一件不涉及大明核心区域“两京十三省”的“番邦事务”。所以它是设立都护府也好，都统使司也罢，或者节度使什么的都无所谓，至少在“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根本大事面前，它不值一提！
    好在，皇帝虽然在当天拒绝接见内阁诸位辅臣，但到了次日，也就是今天上午，他还是接受了阁臣们的陛见，据说认真地听取了各位阁臣的谏言，并且表示愿意收回成命。
    事情这就完了吗？没有。因为皇帝也不愿意自食其言，他当时实际表达的态度是：理解内阁拒绝附署，理解六科驳回诰命。
    诶？这好像是一回事啊，不都是收回成命、诰命作废吗？
    不然，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是皇帝自己收回诰命，意味着他承认这件事是他这个皇帝彻头彻尾的做错了，所以不得不主动撤回。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表示理解内阁拒绝附署，并且暗示六科可以驳回这道诰命。这种方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皇帝还是很重视祖制的。你看，祖制允许内阁在不同意诰命时可以拒绝附署，现在内阁这么做了，朕就承认了吧？
    你看，祖制赋予了六科封驳圣旨的特权，现在六科这么做了，朕也承认了吧？
    朕是很尊重祖制的啊，是很尊重天下臣工的啊！
    这样一来，他既避免了身为皇帝却朝令夕改、自食其言、自损威望的举动，又表达了对文官集团的理解和尊重，简直完美操作。
    可是，正因为皇帝在阁臣全体叩阙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还能进行完美操作的表现，让京中百官都越发紧张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两点：一，皇帝早有预谋，早已料到内阁的反应，同时也早已有了应对之策；二，皇帝对于这些原本是文官集团最为擅长的政治手段已经炉火纯青。
    那么在这两点基础之上，再考虑一下这位皇帝的性格，百官立刻意识到：此非穆庙，此乃世庙再临也。
    先帝隆庆是个“好欺负”的皇帝，虽然他在位期间奠定了很多大事的基础，完成了诸如俺答封贡、开海开关之类的壮举。然而单从他的统治风格而言，他是个“好欺负”的，文官集团从来没有认为他对自己造成了什么威胁。
    没错，他是很依赖实学派、依赖高拱，可实学派也好，高拱也罢，那也是文官集团的一个部分啊！穆庙依然是按照文官集团所希望的那样放权给文官集团在统治啊！
    但今上现在的表现却不同了，他搞出“设立定南都护府”一事，连预定的都护高务实本人都不知道消息，而且还把内阁及高务实本人的反应早已预计好了，不慌不忙地接下了大臣们随之而来的招式，并且在此过程中达成了他想要达成的全部目的。
    他不是真的打算现在就设立定南都护府，结果定南都护府果然没成，而他却通过此事明确地在全天下面前为高务实画了个饼。
    这个饼在理论上绝对符合文官集团的理想：功懋懋赏。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文官集团在面临皇权威压时的确团结一致，但在皇帝偏向某一方进行恩赐之时，却是会引起其他人嫉妒的。因为嫉妒，就会反对，哪怕反对不成，也会时刻盯着，准备挑错。
    换句话说，皇帝这样来一手之后，所有人都知道皇帝要把南疆整个“赐封”给高务实了。这个情况，实学派其他人怎么想还不好说，但很显然心学派绝对不会高兴，其他中立派没准也开心不到哪去。
    不高兴，不开心，那就要挑刺啊，要找麻烦啊，而这些的前提都是要对高务实的一举一动实行更严密的监视，甚至对南疆的一举一动也要加强监视，争取发现问题。
    这样一来，高务实就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南疆也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而皇帝不费一兵一卒就完成了对大局的掌控。
    与此同时，他以完全符合祖制的方式“收回成命”，把自己的威望损失降低到最低——其实甚至没有降低，因为大明朝的皇帝连被喷都是常事，除了“二祖”之外，有几个皇帝不曾被内阁、六科等封驳过圣意？
    但他这么做，偏偏又绕回去解决了内阁要挟他的根本理由，即皇帝不遵祖制，无视内阁等等。
    这位皇帝已经拥有了世宗嘉靖帝一般的权谋手腕，且他手里的牌远远超过继位初期的嘉靖帝。这个威胁对于文官集团而言有多大？
    难以估量，但至少王锡爵认为，皇帝不会虎头蛇尾，这一次权谋的应用必定还有一个更明显、更一目了然的直接结果，而这个结果……他认为多半会落到自己头上，或者说心学派头上。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皇帝不肯“早正国本”，而心学派偏偏是号召“早正国本”的主力，所以在这件事上，皇帝对心学派肯定是不满的。
    固然，王锡爵很清楚，在实学派——尤其是实学派高党——掌握着朝廷大多数重要事权之时，皇帝几乎不可能把心学派打压到底，而一定会保留着心学派的架子，交于他们一些重要的监督权，以确保实学派不失控、朝廷不会变成实学派一言堂。
    然而，作为心学派的两大柱石之一，他还是要不断的试探皇帝的底线，即皇帝心目中对于“朝中平衡”的判断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心学派取得更多的权利。
    至于他坚持早正国本，这件事倒不只是郑皇贵妃之流所想的那般肤浅。早正国本这事其实对王锡爵而言，个人利益并不大，了不起就是当时取得一些声望。
    他这么做真正的原因，是满足心学派的政治需要：心学是道德实学，若不坚持道德正确，那就完蛋了啊！根子都烂掉的树木还能存活吗？
    这就好比实学派若是不能做事，或是做出的事情什么都改变不了，朝廷该穷还是穷，该打败仗还是打败仗，那它实学派不也得完蛋吗？
    什么叫政治正确？这就是了。政治正确古往今来任何时期都有，绝非后世专享。
    米帝白左难道不知道纵容某些族群会导致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么？他们当然知道，但是他们如果不继续坚持白左、坚持圣母下去，他们自己搞不好就先完蛋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啊，对立党派的威胁可比国家衰败的威胁大了去了——这个道理看看明末的东林党就知道。
    一个即将没落的政权从来都有相似的麻烦，即“我知道问题在哪，但我不能去改变，因为我一旦去改变，首先我自己就完蛋了”。
    这个道理，后世有学者总结为利益集团纠缠压制下的“不可作为”。就好比原历史上明末的“江南士绅抗税(不一定都是暴力抗税)”，明末根本解决不了，因为大量当权派都是江南利益集团的人。
    到了鞑清初年，这件事得到了暂时的结果，但原因是当时的鞑清上层统治阶级与江南士绅没有多少利益纠葛，江南不交税损失的是他们的利益，故他们能毫不客气地打压。某位榜眼仅仅因为一文钱的欠税没有补齐，就被革去功名，以至于世人言“榜眼不值一文”。
    然后呢？到了鞑清中后期，江南抗税再次成为主流，并且宣告抢救无效：因为那个时候的上层统治阶级和江南士绅的利益已经捆绑住了，不可能对自己动刀。
    实学派之所以能强行在江南清丈田亩，一方面是托了海瑞的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拱不是江南出身的首辅。之所以能在江南征收商税也是同样的道理——高务实领导的是北方商业联盟，又不是南方商业联盟，他压制南方豪绅富商毫无心理压力。
    而且本身高务实作为一个在此时代归属感比较有限的穿越者，他对于国家利益的看重远高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人，因此他带头缴纳了大量税收。
    北方商业其他巨头们衡量利弊之后发现，即便缴税也还是跟着高务实赚得更多，于是也只好认可了缴税。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商帮拒绝缴税的合法性也几乎消失殆尽。
    所以，能在大明已经建国两百多年、各种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完成这么多改革，不客气的说，无论是历史上的高拱、张居正，还是这个时代的高拱他们那一辈，都只能开个头，多半不可能彻底。
    只有高务实才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既可以带领旁人创造和收获更多财富，又能够以超脱时代局限的层次来放弃一部分原本可以自己获取的利益。换了旁人，这两点总有一点做不到，然后就只能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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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这半个月仔细研究了一些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经济史以及米帝搞成现在这副局面的历史发展过程，以至于这一章写着写着差点跑题了……不过说实话，米帝现在的局面和明末真的非常像，我个人浅见是他们基本没救了(本章中其实已经暗喻)——别看他们现在还很强，但萨尔浒之前的大明谁又觉得不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