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崐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篾等数千艘，**、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艚、八棹、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虽然《资治通鉴》一书对于杨广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劣迹”有着夸张放大的习惯，但是也能说明一点就是杨广的巡视排场确实蛮大的。
龙舟船队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规制特别，用工精致，各色船只如舟、航、舫、舸、船、艙、艚等在形制、功用、大小、花色方面均有明显区别。舟和船是古代对水上航运工具的通称，但一般来说，舟乃尊称，船乃俗称。龙舟船队中冠以舟者，都是皇帝、皇后、妃嫔、贵人、美女、夫人乘坐之船；而冠以船者，则为一般官吏士兵所乘，其规制有明显的不同。航，一般指方形的船，或两船相并而行之船。舫，原指竹木筏，后用以称呼船，一般也指两船相并。舸，一般指大船，但后来可用来称呼小船。艙，也是一种大船，杨广船队中的艙是用来装载“羽仪服饰、百民供奉之物”的，则其规制当然不会小。艚，既用来称呼货船，也指一般战船。艨艟又称“蒙冲斗舰”，则是一种典型的战船，其形制外狭而长，用以冲突撞击敌船。舴艋是一种小船，形似蚱蜢之状，也用以作战。杨广为巡游江都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制造了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多种类的船只，龙舟凤艏货船战舰，琳琅满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制作之速，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上，实属罕见，这也显示当时造船工人的聪明才智和当时造船业的高超水平。当然，船工劳役之苦，亦可想见。
杨广乘坐的龙舟，规制巨大，豪华至极，堪称水上宫殿。但是绝对没有《大业杂记》与《资治通鉴》中记载的那么庞大，甚至豪华。《大业杂记》关于龙舟记载：“其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
其实《资治通鉴》关于这个的记载全都是以《大业杂记》为原本的，只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比编《大业杂记》杜宝更为仔细罢了，也可以认为杜宝没有学好数学。司马光他在看到杜宝记载的这一组数据时便发现了问题：长200尺，相当于现今60米，阔50尺，相当于现今15米，就算没有走廊之类的，总共也只有900平方米面积，中间两重160间房，平均面积也只有11.25平米，如果减掉一些走廊之类的什么多余空间，这样房子就有点小了，不是吗。于是发现问题的司马光在偷笑之余果断地在到《资治通鉴》编纂的时候，把数据改为：长二百丈，房百二十间。他们之间的数据的随意编写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实际上的数据，只能通过想象他们心目中的昏君杨广来想象龙舟的大小，这样他们不同的人造出来的数据都存在着矛盾，而且还相互矛盾。
至于杨广当时龙舟的大小是可以根据当时杨广南下的河流宽度能推测出一二来。当时杨广南下的专用水道的瘦西湖是只有八九米宽的样子，如果龙舟要在水面上行动自如的话，那么龙舟的宽度只能在六七米的样子。这只能说是前无故人但绝不能说是后后无来者的。
话说杨广南下的队伍在通济渠上，“舳舻相接二万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杨广命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负责沿途保护船队，河道上千舸竞发，两岸彩旗招展，这一幕与千年前杨广的偶像秦始皇的南巡队伍一样威武雄壮至极。南巡船队和两岸士兵总计有二三十万人，他们像一股洪流滚滚而来，沿新修的运河徐徐东南行，为供给这么多人的食宿生活，沿途民众苦不堪言，据记载杨广命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辇”，极水陆珍奇，劳民伤财。佳肴丰盛，“**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浪费极大，献食从役者每天都在十数万众，以致沿途骚然，农事抛荒，民不得安居。这虽然有很大的部分是夸大之辞，但是几十万人的队伍突然出现对当地来说影响肯定是蛮大的。
站在船头的杨广某天突然诗心大发，写下《泛龙舟》描述其巡行船队：
舳胪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
侍臣虞世基及其弟虞世南亦写有《奉和幸江都应诏诗》，虞世基诗有“泽国翔宸驾，水府泛楼船”诗句，虞世南诗有“安流进玉舳，戒道翼金吾”等诗句，都是描述巡游队伍的。当时隋君臣上下对巡游尽是一片赞扬之声，根本不像后来的一片谩骂之声。这也难怪，中国文人嘛历来都是一个应景的。
就像后来的唐人对于杨广的南巡人亦有大量诗篇进行着力的描绘，但是唐人与隋人不同，唐诗并不是赞美龙舟船队的壮丽，而是惋惜与批判杨广此行的荒唐。写的最著名的是大诗人白居易的《隋堤柳》，可谓传诵一时。当然，白居易指斥杨广巡游江南不只是指大业元年(605)这次，而足三次南巡江都合在一起批。请看：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诗中，白居易极尽渲染，将前朝大兴土木修凿大运河，在运河两畔广植柳树，夹岸柳绿桃红的旖旎之景象发挥到极至。用一句“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淋漓尽致地把杨广奴役民众、挥霍财富的骄横，以及百姓哀号遍地、民不聊生的苦难烘托出来。诗句义正辞严，发人深省。在诗人笔下，“大业年中炀天子”成了个彻彻底底的大昏君。
细细想来，历史是神奇的，杨广他一生只下了三次江南，就被后世多少代多少人说成骄奢淫逸，祸国殃民；而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却是风流倜傥的楷模，留下无数逸闻故事娱乐民间，更是两岸四地影视作品的大热门，且屡演屡赢，屡赢屡演。如果诗人白居易出生在乾隆朝以后，不知道他对于与杨广南下相比有过之而不及的乾隆南巡是像清朝诗人汪沆的“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的献媚还是一样义正言辞呢？这不仅仅是白居易与汪沆的悲哀，而是中国人的悲哀。因为中国人都是以最后的成败去讨论某个人的过去，于是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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