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廷拱拱手走了，他之前对赫德的印象并不坏，但也算不上好，因为赫德是个洋人，但是这次之后，赫德给他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

    首先赫德本人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历史上他能在英国和中国之间，尤其是能在满清的八旗权贵和汉人权臣之中游刃有余，这一点很多中国官场的官员都做不到，现在他同样能够在大明的官员中处理的相当得体，他说话的方式就让陈芝廷很容易接受，处处透着对陈芝廷这个宰相的尊敬，丝毫没有其他洋人身上的那种傲慢。

    其次，赫德在给陈之庭出谋划策之时，除了语言上比较含蓄，甚至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另外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完全站在大明的立场上的，这一点让陈芝廷尤为满意，不经意间就认同了赫德是一个合格的客卿，慢慢打消了对他的戒备之心。

    但陈芝廷却没想过，如果赫德是一个中国人的话，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给敌人出谋划策，他都绝对不能接受，哪怕是满清的官员投降了大明，陈芝廷心中都认为那个人的品节上有污点，而赫德这个英国人给他出谋划策对付英国人的方法，他却完全觉得理所应当，好像夷人心向华夏本就该如此一样。

    由于赫德说话口气的方法，陈芝廷几乎是完全接受了赫德的主要建议，很快他就让户部制定针对鴉片贸易的超额税率，这么多年的锻炼，陈芝廷对商务还算是有相当了解的，他甚至还考虑到一旦加税，走私就会泛滥，还向刑部强调了加大打击鴉片走私力度的必要。

    果不出所料，作为鴉片主要销售渠道的烟馆的交易税一下子被提高到了百分之三百后，洋人第一个就坐不住了，尤其是以经营鴉片起家的那些大洋行，怡和洋行、旗昌洋行等联合向香港总督施压，同时也开始游说大明官方，赫德是他们重点攻关的对象，他们认为赫德作为在大明官场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是最好的桥梁。

    但是他们忽视了赫德本人一向都是一个禁烟主义者，历史上，赫德也向恭亲王奕欣建议过开征鴉片捐税的建议，并且用这笔捐税建设海军，奕欣有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不清楚，但是李鸿章等洋务大臣后来确实用了这个方法，比如张之洞等人办洋务的经费，很大一部分都出自鴉片厘金。

    赫德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他不但不答应洋人请他出面直接跟大明皇帝请愿的要求，反而正大光明的向外界表明他的态度，他高调的在报纸上抨击鴉片贸易和苦力贸易的黑暗，这是他在向大明表明他的立场，告诉大明官员和百姓，他虽然是一个英国人，但他是站在大明一边的。

    赫德的态度到底惹来了多少洋人的咒骂没人知道，但一时间确实赢得了很多大明人的好感，尤其是一些原本看他不顺眼的大明官员，最近跟他交往的也开始密切了。

    在利益面前，商人是最难妥协的一群人，尤其是来东方冒险的这些鴉片贩子，他们不断地给香港政府施压的同时，也给他们的大使施压。

    可是大明寸步不让，打击苦力和鴉片贸易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在香港政府拒绝引渡逃到香港的苦力贩子的时候，大明海军终于行动了。

    开始拦截每一艘驶出香港的商船，要求进行检查，一旦在船舱中发现有苦力，立马就对该船进行扣押。罗便臣此时骑虎难下，但他又不能认输，面子上下不来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抵受不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压力，他知道一个处理不当，他的政治生涯就要结束了。更重要的是，这还事关大英帝国的尊严，所以他针锋相对的派出香港舰队给商船护航。

    一时间因为苦力贸易引起的纠纷，不但很快就影响到了英国鴉片的出口，而且很快就上升到了军事冲突的边缘。

    报纸上纷纷报道相关事件，很多人担忧会再次爆发战争，毕竟这几年中国的战争太频繁了，不利的消息让交易所一时之间沸汤了起来，不是买卖多了，而是恐慌之下，很多人开始抛售跟大明有关的票据，不管是为数不多的股票，还是大明的国债，价格都开始下跌。

    驻广州的英国公使是威妥玛，他的态度要比港督罗便臣要柔和的多，他更希望和平，于是多次跟洋务司交涉，但可惜的是洋务司倒是耐心的接待他，可对他要面见皇帝的要求，一概拒绝，连尚书令陈芝廷他都见不到。

    显然大明政府在用一种不太积极地态度应付他，应付他的目的要么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要么就是故意拖延时间。

    此时英国人不知道的是一个专门的特别团队，已经出发前往伦敦，他们背负的特别使命非常简单，就是要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报道，必要的时候，他们会用钱收买，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英国制造一股英国商人在中国长期从事不名誉贸易的舆论，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在保护这些商人利益的时候，不得不有所顾忌。

    软文早就写好了，一些内容是赫德亲自操刀，一些则是请一些其他洋人操刀，用洋人的视角来批判鴉片贸易和苦力贸易，鴉片贸易不用说了，英国国内就有很强的反鴉片贸易的声音，鴉片贸易早就被精英阶层所鄙弃，但是在赫德的笔下，他将苦力贸易直接跟奴隶贸易进行对比，认为两种贸易在性质上是一样的，而英国正是推动世界废除奴隶贸易最大的一股势力，美国内战期间，林肯一宣布解放奴隶宣言，立刻就得到了英国舆论界的支持，让英国政府支持南方的态度，立马不敢再提。

    当特别团队在三个月后悄然登陆伦敦的时候，英明关系已经相当紧张，英国政府也已经收到了香港总督和大明公使的报告，了解到了大明出现的状况，他们判断局势非常紧张，内阁已经召开了好几次会议，甚至正式讨论过战争的可能。

    而在香港，局势持续的紧张，明英舰队已经多次对峙，几次险些擦枪走火，最后大明海军保持了克制，没有强行搜查英国海军护航的商船，但是对这些商船进行跟踪，迫使英国舰队必须一直护航到新加坡为止，这大大增加了香港英国舰队的财政支出，更是让财政捉襟见肘的香港政府财政困难，要知道这段时间爆跌的可不止有大明债券，香港政府发行的债券，也是不断爆跌，这严重影响了香港政府的融资能力。

    这种局面，对英国政府来说，经营香港越发变成了一种没有利益的行为。

    就在这时，英国一些报纸开始密集的报道关于苦力贸易和鴉片贸易的消息，他们按照赫德的调门进行报道，而且很多英国记者还进行了自己的加工，将其绘声绘色的进行描述，仿佛自己亲眼所见一般，将中国的苦力在运输途中遇到的苦难，以及在殖民地的矿井和庄园中遭受的待遇进行了夸张地描述，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苦力比过去的黑人奴隶遇到了更非人的对待，这不是一个文明世界的人该做的事情。

    这些报道最致命之处在于，虽然有些报道有所夸张，但他们报道的基本都是事实，是经得起调查的，于是很快就引起了一股舆论热潮，伴随着东方局势的紧张，政府战争的讨论，在英国持续不断地发热，很快就引起了一场大讨论。

    大明政府派去的特别团队很得力，因为大部分都是商人，而且他们中还有大量的西方顾问跟随，让他们有手段，也有经验明白如何操纵舆论。英国政府即便知道中国人在背后捣鬼，但是他们也无法阻止，因为他们是言论自由的国家，打击报纸第一个反对的不是别人，就是报业协会本身。他们倒是针锋相对的进行过舆论战，可是亲政府的报纸报道出来的消息，很快就淹没在批判的舆论之中，毕竟英国人都知道在中国那些商人做的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那些人在英国的名声本来就不怎样。

    大英帝国的精英们，大部分还是以绅士自居的人物，一些社会名流很快也就站了出来，告诫政府，如果一直保护英国商人在东方的不荣誉贸易，会影响到国家名誉。巴林银行早期也从事鴉片贸易，但是很快他们就退居幕后，就是担心鴉片贸易，影响到巴林家族的名誉。

    因此大多数绅士阶层还是明是非的，在他们主持正义一般的心态下，政府越来越压制不住不利的舆论，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大英帝国坚决保护合法贸易的态度，但是目前暂时不考虑采用战争的手段，他们将跟大明政府采取友好的协商，以求能在保护英国商人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苦力贸易中存在的非人道现象。

    至于鴉片贸易问题，英国政府没有回应，因为作为一项每年为英国赚取数千万两白银外汇的贸易，一旦禁绝的话，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无法平衡，他们又不得不回到过去那种运输成船的白银来换取中国茶叶的地步，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鴉片对他们来说，并不仅仅是一项生意，而是一种贸易平衡的必须品。

    这就是英国人为什么为了鴉片跟满清王朝打了一仗，但是却从不承认他们是为鴉片打的这一仗，始终坚持他们是为了贸易，而当时他们的贸易物品基本上就自由鴉片一项。

    因为鴉片贸易不好听，却对英国有战略意义，正是因为鴉片贸易平衡了贸易收支，才得以让英国人一步一步垄断了东方贸易，将过去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后起之秀瑞典和丹麦人，以及始终对英国不服气的法国人全都压了过去的原因。

    也是英国人现在难以割舍鴉片贸易的最根本原因。

    但朱敬伦现在却动了这个逆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