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教育变革，是从朱敬伦还没扯旗造反，英法联军也还没攻入北京之前开始的。

    一开始几年是最困难，但也是进展最快速的时候，几乎到了三年前，大明国的入学率就已经达到了三成，可是之后三年几乎一直停滞不前。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大明的乡村教育太过于依赖之前的乡下私塾和学堂了。

    这些私塾和学堂往往掌握在宗族势力、乡下地主乡绅的手中，官府通过一定的补贴，让他们不限制的招收适龄学童入学，一开始这些势力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拿着官府给的钱，他们新建扩建了不少学堂。

    可是几年之后，一股反勭的力量就涌现出来，当看到自家子弟考取功名的名额不断的被一些贫寒子弟挤占，一些乡绅家族，宗族势力开始不满了。

    他们通过各种办法限制非自家子弟的如学，比如明里暗里向穷人家庭所需束修，说这是应有的礼数，不缴纳的学生会受到排挤，另外还在宣扬读书无用论的舆论，他们告诉那些穷人说，即便花费了十年光阴也不一定能考中个一官半职，还不如让孩子早早挣钱去，他们很乐意介绍这些孩子去城里的作坊里、商铺里当学徒。

    这几种手段确实限制住了很多寒门子弟，一些家长付不起给老夫子的束修，而不能够进入学堂，有的则是真的相信读书没什么鸟用的舆论，让孩子早早出去谋生了。

    看到这种情况，官府当然是不满意的，礼部就靠着入学率捞政绩了，但这时候乡下势力们又用一种离奇的论调忽悠官府，他们告诉礼部管教育的各级官员说，如果穷人子弟都去读书去了，以后所有人都是读书人，那还有谁去做挑粪喂马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做，他们这些体面人怎么生活，如果去做了，他们这些读书人同样脸上无光，因为一个读书人去做那些伙计，岂不是给所有读书人脸上抹黑吗？

    这种论调还真的很是流行了一段时间，因为连那些通过科举成为礼部小官吏的人，他们也是文化垄断的既得利益者，既然他们已经成功通过读书科举鲤鱼跳龙门了，那么这个门越小当然也就越好了。

    说起来出现这么多问题，还是离不开一个文化垄断在里面。

    这种垄断的思想是那么的根深蒂固，而且严重到朱敬伦不敢强制干涉的程度，因为他很清楚，无坑地区长达十多年的土客械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学额，广府人和客家人两大族群为了争夺进学的名额，不惜为此血腥厮杀，现在庞大的乡下文化人希望自己的家族继续垄断文化，他们能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都不值得奇怪了。

    至于孔夫子那面有教无类的大旗，哼哼，有用的时候他们才会去打，没用的时候，有几个人真的是孔教的虔诚信仰者？

    这种情况僵持了三年，朱敬伦都没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他知道这是他取巧的结果，一开始依赖了乡下文化阶层推广教育，现在这些人在教育中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后，官府在想插入进去，比过去更难了。

    但对教育的普及朱敬伦十分坚决，一开始他试着派监督员去乡下，可是这些人的工作根本就无法展开，要么看到不合适的去阻止，却被各种刁难，甚至出现过刺伤人的情况，当文化垄断集团拧成一股绳阻碍文化传播的时候，总不能直接派军队去镇压吧，那些大头兵怎么可能懂得推广教育，更何况教育不是用刺刀来推广的。

    朱敬伦选择在乡下势力较弱的城市中推广普及教育，这次倒是取得了一定的紧张，官府出面建立大量的公学，这回倒是招募到了大量的学生，甚至就连在农村中心的集镇上，也可以成功建立学校。

    但在一个城市化率还不足百分之十的国家里，光在城市建立学校，哪怕普及到每个人，对全民的教育普及也没多大的意义。事实上在九龙港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八成的入学率，但总体的入学率依然保持在三成。

    而且政府直接推动，投入的资源实在是难以承受，光是在这几年在城市建学校请老师，每年就要花费上千万两，平均下来解决一个城市学生的学习的成本，能够让十个乡村学生进入学堂。

    事实上，乡村教育之所以掌握在乡下文化人手中，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投入了大量资源在里面，政府的补贴只占一点投入而已，他们承担了责任，所以享有了大量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权利义务法则在起作用。

    让人欣喜的是，乡下文化阶层对舆论的控制最近开始降低了，最大的一股势力是报纸的发展，愿意办报纸的人往往都是比较开明的，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同样他们接受的信息也比较新，他们知道很多西方国家的教育，已经远远把大明落在了后面，心中的紧迫感让他们在报纸上大肆呼吁。

    同时他们也对乡下文化势力的文化垄断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这种舆论的变化是朱敬伦乐于看到的，但这还只是小部分有识之士的呼吁，他想看到利益阶层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不知道要过多少年呢，或许得等到真正的一代寒门力量崛起之后，才能看到。

    可现在寒门还只是处于被欺压阶层，还不可能跟这些强大的顽固势力对抗，官府又主要因为财政压力，对这些顽固势力是即恼恨又不能离开他们的支持，否则三成可能都保不住，因此只能通过各种方式，希望慢慢改变这些顽固派的思想。

    但改变思想这种事，朱敬伦真的没什么好办法，官方进行大范围舆论宣传的方法，共和国时代用过，能收到短期效果，可是长期的副作用太大。

    因此他才随口说让大家听听曾国藩的意见，也是病急乱投医，自己也不是十分期待。

    结束九龙之行后不久，朱敬伦就准备要出访法国，因此他根本没时间去跟踪这件事。

    这次出访的意义很大，乃至朱敬伦准备了许久。之前之所以尽力将政务都交付陈芝廷，都可以看作是为这次出访做准备，他必须在他出国之后，国家不出问题。一个现代国家，元首进行外事活动，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情况下，只有极个别国家的领袖不会进行这种活动，比如朝鲜。

    大明虽然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政权还谈不上固若金汤，因为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可以说朱敬伦如果突然死了，必然出现大乱。但如果他活着，无论他在哪里，都不一定会出现问题。

    上次张千山的问题是非常有偶然性的，首先张千山这种极其没有自知之明却高度理想化的枭雄就不常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朱敬伦在美国卷入了刺杀。

    除此之外，朱敬伦看不到任何可能发生的变乱苗头。首先大明是一个国势日上的国家，带有一股新生国家旭日东升的彭博气象，中国人管这叫国运。虽然是初建，但辅以建立，就攻占了满清的京师，如此隆隆气势，老百姓心里非常踏实。

    在权力构成上，陈芝廷为首的文官集团，并没有特别野心勃勃之辈，最重要的是文官集团没有一个人拥有动乱的威望。军事集团中，打击了侯进之后，黑狗成为权威最重的将领，但他的威望也不足以服众，至少以文鸢为代表的新安派军事力量，还在黑狗带领的五坑系军事集团之上。

    势力较强的新安派少壮派军官们，却个人威望更加不足，陈芝廷又能通过他新安望族和乡绅领袖的身份，稳住这股势力。因此各派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当然最重要的是，朱敬伦的威望足以服众，只要他不死，没有人任何不该有的念头。

    加上这次去法国，政治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首先法国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强国，始终不跟法国建立关系，对大明在世界上立足很不利。其次此次去法国，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国，这段时间大明兴起速度过快，跟英国、俄国都产生过一些特别的冲突，朱敬伦打算用这次法国之行，秀一秀肌肉，让大家知道，大明也不是好惹的。

    当然，这种秀肌肉，更是一种色厉内荏的表现，算是某些无害昆虫的警告色一样，只是打消一些国家对大明的轻视，让他们没事不要招惹大明，给大明争取几年发展时间，从而真正锻炼出肌肉来。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目的，则是朱敬伦打算通过这次法国之行，再次带领一些国内的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的精英去见一见世面。

    这些精英是从各个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三分之一是政府的年轻官员，带他们开开眼界，同时希望安排他们进入西方国家对等的政府部门进行交流学习。

    三分之一是商人子弟，上次派大批商人子弟周游列国，最后得到陈启沅这个意外收获就物超所值，如果这次受到启发，再次出现一个陈启沅这样的能够带动一个产业发展的精英，那一切就都值了。

    最后三分之一则主要出自最保守的乡绅阶层，一群老夫子，带他们去看看人家西方的义务教育，主要是西北欧国家的教育，看看是否能够让他们在危机之下改变一下思想。

    这一切工作早就在进行中，因此当铁甲舰完成试航后，朱敬伦立刻就决定出航，这时候已经到了二月多，中国农历新年都已经过去了，预计到法国的时候，已经是四五月间，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