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战争如期爆发了。

    战争的过程跟历史上一样，教科书上一般只会解释说是俾斯麦改动德皇的电报，激怒了法国皇帝。

    事实绝对没有这么简单，俾斯麦确实改动电报了，但是电报的内容并没有扭曲，只是改动了几个词汇而已，可是这样一改，不但激怒了法国人，也激怒了德国人，不止是普鲁士的德国人，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包括那些一贯跟普鲁士不对付的公国、王国也都纷纷出兵。

    为什么会这样，朱敬伦觉得主要还得怪法国人。

    他们骄傲自大惯了，从路易时代起，法国就成为了欧洲中心，哪怕后来英国在经济上笑傲全球，可法国依然是欧洲文化的代表，各国宫廷所用的语言，基本都是法语，就好像东亚几个国家，上层精英往往懂汉字一样。

    路易十四时代、拿破仑时代，法国人太辉煌了，因此早就产生了一种骄傲自大的情绪，他们可以欺负人，但是绝对不能吃亏。

    这几年法国人对普鲁士的印象越来越差，因为报纸上不时就有人跳出来，让法国人注意普鲁士，认为先后击败了丹麦和奥地利，取得了德意志地区霸权的普鲁士，已经对法国产生了严重威胁。

    有威胁也未必意味着战争，有威胁，也不一定能够挑起全民的情绪。

    前几年打奥地利的时候，俾斯麦暗示法国皇帝，愿意支持法国兼并卢森堡甚至比利时，换取法国中立，战后法国皇帝希望普鲁士履行诺言，俾斯麦却将给法国皇帝的迷信公开了，结果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法国只得解释自己没有吞并比利时的打算。

    法国皇帝是被俾斯麦玩弄了，是被俾斯麦羞辱了，但却没有引起整个法国人的愤怒。

    这就是真正的原因，皇帝的威望严重不足，新兴资本家控制的舆论与皇权严重对立。

    这就是法国的现状。

    法国资产阶级不在乎自己的皇帝受辱，但是却不能接受一个普鲁士王室家族成员，成为西班牙的国王，因为这样普鲁士就能跟西班牙对法国形成夹击之势。

    于是当西班牙爆发了政变，赶走了老国王，选举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做西班牙国王的时候，整个资产阶级精英控制的报纸马上就不干了，整天给政府施压，批评皇帝的软弱，批评政府的无能。

    拿破仑三世本人也不能接受普鲁士跟西班牙建立某种紧密关系，于是派人去找普鲁士国王，让利奥波德亲王放弃西班牙王位。

    普鲁士国王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国王，而且历史上的经验，让普鲁士面对法国习惯了示弱，国王威廉答应了法国人的要求，劝说弟弟放弃了西班牙王位。这个表态应该说是做出了巨大的让步的，法国人的要求得到完全的满足。

    但是舆论还是不满意，反而有一群人向公众灌输一种要长远打算的思想，他们认为最好让普鲁士永远不能有控制西班牙的打算，这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麻烦。

    法国人信服了这种观点，继续给皇帝施压。

    拿破仑三世的威望一直不高，导致他从来都不敢跟舆论对着干，总是顺从于民意。于是他再次派人去普鲁士，找普鲁士国王，要求国王发声明，保证霍亨索伦家族永久放弃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

    普鲁士国王认为这个要求很无理，就客气的拒绝了这个要求，表示西班牙问题已经解决，没有必要在谈了，并且将自己的态度发回政府，让外交部答复法国人。

    俾斯麦篡改的就是这份电报，他把电文改为，国王拒绝就此问题再次跟法国进行磋商。

    这是事实，确实是威廉国王的态度，他确实认为此事结束了。

    但是这封电报让法国人和德国人都不满意，法国人认为普鲁士根本就没有资格拒绝法国的要求，认为他们的拒绝就是对法国的无理；而德国人则认为他们的国王受辱了，认为法国人对德国人太过咄咄逼人。

    就这样，一封电文，将两大民族的民族情绪都挑动起来了。本来两大民族就仇怨颇深，尤其是进入中世纪后，德国一直四分五裂，法国较早统一起来，因此总是法国在欺负德国，这导致德意志民族始终对法兰西人有一种仇视和受害者心理。

    法国人则有一种优越感，面对一个历史上自己想怎么揉搓就怎么揉搓的弱小民族，他们有理由傲慢。

    这就好像后世很多中国人看不起韩国人和越南人，而韩国人和越南人则仇视中国人是一个道理，相近的民族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

    最后还是法国人先动手，因为法国人情绪更激动，他们觉得受辱了，小小的普鲁士竟然敢拒绝强大的法兰西，于是人们走上了街道抗议。

    拿破仑三世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一旦法国人走上街头，法国的统治者们往往就要颤抖，深刻的历史教训让他没有勇气对自己的民众说不。

    于是法国人率先宣战。

    因为法国人先宣战，给了俾斯麦最好的理由，他用这个理由，在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联邦会议上，说服了南德意志邦国站在普鲁士一边参战，要知道几年前普鲁士打奥地利的时候，这些邦国可是跟普鲁士开过战的。

    俾斯麦争取到了所有能争取的力量，还利用英国人对拿破仑三世扩张的忧虑，说服了英国置身事外，利用几年前对奥地利的宽容，争取到了奥地利的中立，利用十几年前法国干涉俄国克里米亚战争的旧怨，争取到了俄国的中立，总之他给普鲁士营造了一个完美的外部条件，只需要跟法国一个国家决斗，而他却争取到了几十个邦国的支持。

    得到这些邦国的支持不仅是力量上的，更有一种政治意义，向外界营造出了一种这是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之间的民族战争的印象，极大的挑动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情绪，并且用这次战争，将整个名族团结了起来。

    如果真的靠战争一个个公国的去吞并，恐怕十个俾斯麦也无法统一德国。

    战争的结果也没有任何变化，以法国惨败收场。

    但是战争的影响却不同了，至少是对东方国家的影响，跟历史上完全不同，因为这个时代东方的形势跟历史上本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实清廷那边，法国的失败对他们是有利的。

    丁日常安抚住了洋人，但却引起了整个清流和保守势力的敌对，加上丁日常的威望实在不足，慈禧保不住他，然后就将处理天津教案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汉人大臣李鸿章。

    而清廷也没有放弃被天下读书人痛骂的曾国藩，反而重新重用曾国藩，直接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让他南下负责节制整个长江沿线的清军，负责应付太平天国肯的攻势。

    如果曾国藩的名望没有在这次教案中受损，清廷反而不敢用他，现在曾国藩名声臭了，清廷反而要大胆用他，这就是政治。

    曾国藩南下之前，跟李鸿章进行交接，问李鸿章打算如何处理教案问题。

    李鸿章告诉曾国藩，他打算跟洋人打痞子腔。通俗点就是忽悠，就是应付，嘴里尽量往好了说，到最后敷衍过去，能不兑现就不兑现。

    这就是李鸿章跟曾国藩的不同，曾国藩诚，李鸿章诈，曾国藩还劝李鸿章说，也不能信口开河，要量力而行，答应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是给日后留麻烦。

    李鸿章有没有吸取曾国藩的建议不知道，反正李鸿章此时面对的局面，比曾国藩之前好了太多。

    第一曾国藩已经吸引了所有清流、顽固派和读书人的火力，接着丁日昌又安抚了洋人，丁日昌是李鸿章保举的，俩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协议不好说，但之后李鸿章的做法，显然借用了丁日昌的工作效果。

    曾国藩吸引了所有的骂名，丁日昌安抚住了洋人，现在李鸿章只需要给国人一个台阶，就能让双方都接受。

    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来天津的时候，法国忙着打仗，已经顾及不到天津了。

    尽管法国因为是保教国加上死人多，面子上过不去，但此时法国已经不是主要问题。

    李鸿章集中精力公关俄国，他告诉俄国人说，你们如果长远的利益考虑，最好不要引起中国的民怨，他表示清廷愿意出丰厚的抚恤给俄国死者，同时也愿意在法律上给俄国人一个交代。

    对外，李鸿章跟俄国人呢达成了私下的协议，答应了道歉，赔款等洋人最看重的条件，首先说服了唯一有可能真正跟清廷动武的国家俄国。

    之后李鸿章去死囚牢中，找到一些死囚，告诉他们说反正你们都要死，不如为国而死，认下天津教案，李鸿章用自己的钱，给死囚的家属两万多两的抚恤金，安抚住死囚的家属，让他们不闹事，同时对那些在这次教案中的焦点人物，比如县令刘杰等官员，他基本上没有惩处，甚至连那些被抓起来的真正杀洋人的罪犯，他也不动，因为这些人此时已经成了某些人眼里的英雄。

    在内，李鸿章用各种手段，化解了民意的反击。不管是死囚的家属，还是真正的犯人的家属都不闹事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就不会持续扩大。

    最后给了俄国人十几万两银子，杀了十几个死囚，俄国人表示接受。法国人见俄国人接受了，也只能表示接受，按照基本相同的条件，跟李鸿章达成了协议。英美都没有死人，加上本来他们是清教国家，之所以介入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的贸易利益，因此也痛快接受了。

    清流们看到李鸿章释放了很多涉案人员，他们也没有揪住李鸿章不放，事件的结果，反倒成了曾国藩背了所有黑锅，而李鸿章捞到了所有功劳，连他自己给慈禧的奏章中，都有些洋洋自得，对自己的处理手段非常满意。

    清廷当然也满意，李鸿章因此功，清廷提升他为直隶总督，毫无疑问李鸿章用痞子手段成为天津教案最大的受益者，而以诚示人，比较有原则的曾国藩，成了最大的失败者。

    俄国人、法国人心不甘情不愿的忍了一口气，美国人见好就收，就是本来试图左右局势的大英帝国，难免有些失落，他们发现到最后，英国其实被排斥在中国事务之外，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一开始就被大明挤到了一旁，接着看着一群中国大员翻云覆雨，他们对这个老大帝国毫无办法，更让他们感到无力的，则是太平军把英国势力彻底赶出了上海，这让英国人觉得，他们在东方的力量实在太弱，他们迫切需要增强在远东的力量，保持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天津教案已经就这样了，下一步，也是跟实际利益相关的，还是上海问题，大英帝国此时还是得依靠大明的力量，好在大明确实很帮忙，派出了洋务大员徐荣村亲赴上海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