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最先转变过来的一群人有很多，而大明的官府竟然就位列其中，原因很简单，官员们看到采用了新的生产方式让国库丰盈，使用新的征税方式竟能废除两税，总之一句话，用新的东西让国家强大了。

    哪怕从个人角度来讲，官员们也发现，鼓励发展工业，是最快速，最没有危险的一种捞政绩的方法。当自己的辖地，在短短几年之间，税赋增加一倍的话，而百姓却没有被盘剥，这怎么说都是一种政绩。

    所以官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打算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强硬的解决问题，方法就是尽快进行审判，然后将几个烧窑工流放。

    他们之所以决定快，那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一股**的舆论正在形成，这股舆论甚至比上次锦纶堂事件还要大。

    锦纶堂那次毕竟是商人在闹事，直接闹事的人并不是工人，而是一群见不得人的流氓，因此尽管那次事件牵扯到的工人数量几十万人，可舆论上多少还是两边倒。

    但这次不一样了，根据刑部的审讯，这些人真的就是一群烧窑工。人数倒是不多，只有三十多个，是附近时代烧窑为生的一个大宗族。

    他们家从明代起就开始烧窑了，他们的老窑口在新安的鹰嘴山下，烧制的青砖过去行销新安、东莞两地，养活了全族上下三百多口人。

    但现在生计日蹙，年关将近，可是窑场一年来就没开过几次火。一群苦闷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多喝了几杯，壮了胆子，来了脾气，越说越气，就有人提议要砸砖厂，就这么来了。

    他们的境遇是值得同情的，可是他们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有锦纶堂前例在，官府认为向公堂诉告他们，很容易就能结案。

    但社会舆论起来了。

    尤其是几个月前，在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中精神信仰崩塌的一群老夫子，突然好像找到了共识一样，他们第一批站出来为烧窑工说话。哪怕有人认为烧窑工做的不对的，此时也不敢站出来说话。因此舆论竟然出现了一边倒的支持烧窑工的声音。

    这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舆论一边倒的**言论，陈芝廷都慌了神了，这时代的官员，谁不在意名声呢？曾国藩那样休养极深的大儒，都会因为天下人的漫骂而病倒，陈芝廷的养气功夫远不如曾国藩，他有点无法决断的感觉。

    他习惯在无法决断的时候来找朱敬伦，他本就不是一个强硬的官员，甚至远远比不上丁日昌这样的满清官员。

    “他们犯法了对吗？”

    朱敬伦问他。

    陈芝廷点点头。

    “那关你什么事？”

    陈芝廷马上不懂了，皇帝这是什么意思。

    朱敬伦叹道：“他们犯法了，自然有司法程序，你操那么多心有用吗？你想干涉司法吗？法院归你管吗？”

    连声质问让陈芝廷如同醍醐灌顶，是啊，这些事不归他管啊，抓人、审人，那是刑部的事情，确实还算六部分内之事，可是法院并不归六部，朱敬伦当初直接划到了门下省，算是监察部门。

    可问题是天下人现在骂的是官府，说的是官府昏庸无能，说的是奸佞当道，他陈芝廷是尚书令，他是宰相啊，骂官府不就是骂他，而且真的有人指名道姓骂的。

    “你这城府还真是太欠了，当官哪有不挨骂的。只要他没有指着你的鼻子骂你，就当没听见吧。骂我的比骂你的多多了，我要是天天想这事，还活不活了？”

    朱敬伦没说谎，骂朱敬伦的多了去了，但大多是大明之外的读书人，对那些人来说，朱敬伦现在就是逆贼。

    陈芝廷叹口气：“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他真的不想挨骂了。

    朱敬伦叹道：“给那些家属一些照看吧。不能让孤寡坐困，让贫弱待死啊。”

    陈芝廷点点头，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不清楚的地方报纸也早就讲清楚了，那些人真的是穷苦的烧窑工，真的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一年来大多数人都是靠着打零工为生，明明是手艺人却不能用手艺吃饭，才做下这等错事。按现在的法律，他们流放无疑了，可他们的儿子怎么办，妻子怎么办，还有老父母怎么办。其中大半人正是生活压力最大的那批人，家庭情况也是最差的。稍微好一些的，也不至于愤怒到这种地步。

    可是陈芝廷有一个顾虑：“如果犯人的家眷反而得到政府照看的话，这不是助长犯罪吗？”

    这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了。按照故老相传的做法，中国法律讲株连，而不是抚慰。

    朱敬伦则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犯人也是我们的子民，他们一时犯错，家人却是无辜的。我相信他们知错能改，流放几年后还能回来过日子。”

    陈芝廷理性觉得这么做恐怕会有无穷的麻烦，但感性上他也觉得舒服很多，另外一点，如果官府这么做了，官府受到的苛责会变小。

    陈芝廷点点头。

    朱敬伦接着道：“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这次的事情得让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警醒。不要为了这一次的事情就瞻前顾后，以后类似的事情还会一次一次的发生，可能二三十年都会如此。这一次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孤例，但告诉我们一件事——老百姓有怨！”

    陈芝廷神色凝重起来，老百姓有怨这是大事，有怨不能平是要出大事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大案，不都是这样出现的吗。

    “这几年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日子比以前艰难了，但还没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这样的苦恐怕还得再吃几年，也许整整一代人都得吃苦。”

    工业化的转型期，没有一代人是很难完成的，也必须在一代人中完成，否则有可能就完不成了，很多人讨论阿根廷为什么从一个世界级富国，突然停滞不前，有从经济学分析的，有从政治角度解读的，但很少有人从人性上来解释。

    朱敬伦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响亮的口号，无论对么伟大的目标，最多你只能鼓动一代人牺牲奉献，从没有人能让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持续几代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而牺牲。

    阿根廷人没有在一代人中完成工业化，那就彻底的失去了机会，日后的一代又一代，他们只能接受享乐，受苦他们绝对不干，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干过，没有什么结果，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这一代再干这种蠢事呢？

    一代人受苦，怎么也得二三十年，这一代人不受苦，落下的差距，日后总会要另一代人来追赶的，他们只能追赶的更辛苦，更累。

    朱敬伦绝对不愿意将这种责任推给后代的，事实上现在他也可以选**生多一些，他完全可以限制大茶园的发展，让那些小茶园在享受一二十年垄断的福利，可是之后呢，印度茶上来了，他们还是要破产，二十年之后的差距，可就真的赶不上了，这种时间成本往往是最大的机会成本，用中国人的观念来说，就是气运，你失去了那个大气运，再想遇到，没那么好的事情，除非你是上帝的私生子。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就不可能让他们心里没怨恨，可是我们得让他们有怨能平，得让他们有说理的地方。公堂本来就是一个说理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让公堂敢说话。谁都不能干涉公堂断案。只是现在老百姓还不太爱打官司，否则他们也不至于用刀子说话。都是一群文盲，但也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说理的地方。我想了很久，似乎我们现在可以做点事了。官府现在把学堂都管上了，小学也教了数学，但还缺了一门课，法律！”

    教育肯定是必须的，现代教育的目的，中国人长期走了弯路，新中国后一直以为国家培养最急需的人才为目的，大肆强调数理化的重要性，试图补上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科学这门功课的严重缺失，但是矫枉过正，反而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浓厚的人文气息。

    西方人教育的目的是给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至于人才，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而不是国家的义务。结果西方人的世界观反而比较正常，没有那么多的功利。

    但中国传统中缺少法律的教育，传统教育中对待法律的看法往往比较负面，爱打官司的人是不道德的，息讼的结果是让法律没有成为保证公道的最后一道屏障。加上官员的渎职，法律确实也不公道，最后更没人相信法律了。

    有什么办法能比从小就教育孩子的法律意识好呢。

    “这事礼部跟刑部合议吧。”

    礼部管教育，刑部管司法，法律教育的问题，当然就这两部共同协议出一个方案最好。

    “这是长久的事情，下一代人才能起到效果，这一代人是要吃苦的。但是让他们吃苦，也得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吃苦，得让他们知道他们吃苦是有结果的。得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现在吃苦，下一代就不会在吃苦了。现在工部力推兴业大计，不就是用富民来说事吗，让工部牵头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发告示也好，打广告也好，让大家有个盼头，不绝望是正理。”

    不让人绝望，人就不会不顾一切，这是朱敬伦从那种明明大大减少了数量，反而安定了人心的移民现象，哪里领悟到的，因为他给人了最后一点希望。

    陈芝廷回去后立刻遵照朱敬伦的指示，让刑部和礼部合议推广法制观念的问题，一定要让老百姓知道公堂是最后说理的地方这个道理；让工部出面宣传工业的最终目的是富民这一个理念，为此每年拨出十万两给工部作为宣传费用。

    关于这次砸砖厂的问题处理，那几个激愤闹事的烧窑工依然是被判流放了，流放到了阿拉斯加，但因为他们这次事件中没有死人，因此流放期限只有三年，官府保证给予他们家人以照顾，清醒过来的烧窑工都认罪了。

    当然该挨的骂还是少不了，就有一群自认为为国家考虑的精英，批评官府这种做法，是在助长暴民犯法的行为，也有骂官府不过是出事了才知道收买人心，早干什么去了。

    但陈芝廷知道，官府出面照顾那些老弱，不过是出于仁道考虑，只是因为他们少了家里的顶梁柱活不下去，而不是因为其他什么政治考量，这件事他做的问心无愧，突然感觉到，那些骂声似乎根本不值得关心了。

    国内的问题很麻烦，国外的问题也一团乱麻，最麻烦的是法国人。

    德意志邦国联军在法国政府倒台期间，如入无人之地一般攻打到了巴黎，包围了巴黎，整个欧洲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