缫丝业遭遇的危机，让政府极为紧张，尤其是工部，这几年陈启沅力推缫丝业，为此甚至跟好几个部门闹的不愉快，跟兵部争夺兵工厂，是为了给缫丝业提供技术支持，跟刑部争夺邮传部是为了得到铁路控制权，给生丝运输提供保障，当然这都是借口，其他部门都认为这是工部这个清水衙门在争权，所以对工部很不满。

    以前没办法说，上面有皇帝的支持，现实中工部的产业也大幅度提高了财政收入，所以他们没有打击的理由。现在缫丝业危机，他们就可以借题发挥了。这让陈启沅感到异乎寻常的压力。因为在他心里，果然还是当官更重要，他对政治前途的看重，远在经营产业之上，甚至现在经营产业，已经彻底沦为他获取政绩的途径。

    因此看到缫丝业危机，他第一时间就开始寻求各种支持，动员工部能动员的一切力量，他先是得到了尚书令和皇帝的支持，为缫丝业求到了一年的免税待遇。还得到了政府融资，为陷入困境的缫丝业提供紧急贷款。

    在工部想尽办法的帮助之下，缫丝行业经过痛苦的调整，三个月后才摆脱了危机。

    这时候国际丝价有所恢复，从一开始的爆跌三成以上，变为下跌一成。最关键的是，丝绸出口市场的重新恢复。

    法国卷入战争，尤其是一个月之内就遭遇了参拜，普鲁士軍队大举入境，大军逼近里昂，里昂全城百姓不断祈祷，奇迹发生了，普军没有攻击里昂，而是转移了。但是普鲁士軍队入境，对里昂的丝织业打击巨大，一时半会不可能恢复。

    由于法国丝绸生产的瞬间停顿，造成了广東生丝的大量积压。但经济市场是有弹性的，法国丝绸生产限于停顿后，大明的丝绸生产都在扩大，更不用说本来就拥有机器织稠产业的西方国家了。英国、美国的丝绸业在高昂价格的刺激下，开始扩大规模，工人加班加点，他们大肆吞并法国的丝绸市场份额，同时也吸纳了法国之前的生丝进口份额，因此国际生丝市场再次恢复，只不过从法国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英美是最大客户，另外比利时、荷兰甚至俄国都扩大了进口。

    而大明的缫丝业也完成了调整，大批过去财务制度混乱的缫丝厂，都整顿了他们的财务，请了专业的帐房，而不是数学本来就不精通的乡绅自己管账。另外也采取了削减工资，压低蚕茧收购价格，以及降低产量的方式。这才终于度过了难关。

    总的来说，这不是一次度不过去的经济危机，只是一场人为造成的市场波动而已。而且法国丝绸出口和生丝进口，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并不相同。

    不像丝绸生产，法国是统治级的，生丝进口法国虽然也是第一大国，但是并不比英国大太多，因为法国本身就是一个生丝生产大国，所以他们对进口原料的依赖性没有那么大，同时对国际丝价影响也就没那么大，所以才让大明缫丝业避免了崩溃的命运。

    另一方面则是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丝绸生产的扩大，吸纳了大量的生丝原料。甚至大明飞速扩张的丝绸业，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飞速发展的丝绸业，反过来稳定住了本土生丝价格的下降后，同时由于白银汇率偏低，人工工资偏低等带来的红利，即便生丝价格下跌一成，企业主发现，生丝业依然有利可图，蚕农发现，植桑养蚕依然比种地划算，一亩桑园的收益相当于三亩稻田，因此从蚕农到缫丝厂在进过短暂的打击之后，去年下半年再次开始扩张。

    缫丝工厂自不用说，现在已经是一项广为人知的技术，没有什么神秘性了。

    值得一说的是，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开始不断的开辟新的桑基鱼塘，而且桑基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过去往往是六分水塘，四分桑基，现在大家有意的扩大鱼塘堤岸，将桑基比例提高到了一半甚至六成，这已经是极限了，再高的话，鱼塘里挖出来的塘泥，就无法满足给桑基施肥的肥力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辟桑基鱼塘，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放弃稻田，在珠三角一带，普遍形成了弃稻种桑的现象，最普通的农民往往最为现实，跟那些乡绅相比，怎么能够吃得饱饭才是他们迫切需求的，因此他们为了多赚钱，乐意改变。

    短短几年间，广州府一带的桑园面积，就超过了百万亩，比过去翻了一番。而且比较贫穷的粤西地区，也开始了弃稻种桑的情况，尤其是阳县一带，增长速度尤甚。哪里的百姓相对更穷，又经过农民起义的破坏，乡绅阶层势力相对弱一些，因此阻力更小，所以发展反而更快。

    之所以会产生弃稻种桑这种现象，根本原因肯定是因为缫丝业带动的，这几年，大量的缫丝厂密集开工，以出口为主的机器缫丝业，去年新开工的缫丝厂就有一千家，总数更是高达三千多家，而且依然不断有资本涌入这个行业，广東缫丝业已经开始变成一个优势产业，开始在国际上形成竞争力。

    另一个原因则是生丝价格稳定，广州开始机器缫丝之前，中国最好的生丝，从上海出口的辑里湖丝海关标准包1包不过200多两银子，最低时甚至只有140两左右（1包折合海关担0.8担）。

    可是自从广東兴起机器缫丝之后，丝价竟然开始上扬，最初是因为机器缫丝提高了质量，后来则是国际丝价普遍的上涨所致，因为欧洲桑蚕遭遇了蚕微粒子病的流行，整个地中海区域桑蚕都连年减产。

    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实行金本位之后，国际白银价格连年下跌，白银价格只是二十年前的一半。但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却变化不大，这意味着对英国来说，进口中国生丝比过去划算的多。

    由于汇率变化等原因，导致生丝价格上涨。从过去的200两，提高到了300两左右，可中国以白银计价的物价跟二十年前相比，变化却不大，因此在这个价格上，大明缫丝业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价格下跌，并且在价格下跌之后，依然有利可图。

    所以今年虽然比较困难，但依然有四千万两的出口额，而且在年底前有可能还会增加一大块，因为谁都不认为年底前生丝价格会降，甚至有进一步抬高的可能，因为广東商人早就摸清了一条规律，每年秋季过后，丝价往往都要上升。因为对大部分地区来说，冬季是不可能出产蚕茧的。

    但是对于广東来说，这简直是最大的利好，因为广東地区，几乎是全世界这个季度，还能大规模生产生丝的地区。这个时代，印度的生丝主要是榨蚕丝，产量相对稀少，无法大规模生产，对桑蚕不构成影响。因此作为一个亚热带地区的桑蚕区，广東就具有了极大的生产期优势。

    桑蚕本是一种季节性的生物，江南一带的桑蚕，一般只有春夏两季能够生产，这是千年以来形成的生物规律，桑树秋季落叶，蚕种也在那个时候进入了休眠。可桑蚕传到广東地区之后，根据本地的情况，发生了适应，岭南地区桑树常年长叶，广東的桑蚕适应了这个规律，也几乎是常年都在生长。

    跟江南相比，太湖一带的桑蚕每年只能产两造丝，而广東的桑蚕每年却能产七八造，甚至十造丝。

    当然，生物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生长期越长的，往往越优质。所以江南的丝往往质量最好，历史上，基本上手工生产的辑里湖丝一去世界博览会，都往往能拿到金奖。直到20世纪初期，这个地区的生丝价格，依然是世界一流，能跟意大利生产的优质生丝相比，而日本产的生丝，却要低三分之一左右。

    物种是很难改变的，优质蚕种的培养，优质桑树的培育，这都需要时间。欧洲人用了几个世纪的科学育种，才在工业革命之后，能跟江南手工产品相比，而他们在产量上，几乎永远无法跟两广地区相比。

    这些情况，工部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他们还从法国、意大利聘请了不少桑蚕专家，建立了专门的育种工厂，希望培育出适合广东地区的优质桑蚕，不过目前还没有什么紧张。

    但以目前的优势，广東生丝也能在世界上立足。质量上不可能跟江南比，因为那地方得天独厚，几千年来形成的优势，不可能短期内动摇。

    国际分类中，江南丝的特点是白净透亮光泽圆润，是蚕丝中的上品。日本丝相比发灰，广東丝则是发黄，印度丝直接就是黄色。唯一能跟江南丝相比的，就是意大利个别地区生产的上等生丝。

    这是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中国人大概还能吃个几十年。而在享受完几十年祖宗红利之前，工部希望必须培养出自己独特的优势来。

    工部聘请的法国、意大利专家，不但帮忙建立了育种工厂，从江南、广東、广西等地找来各种不同的蚕种进行杂交繁育，欧洲的桑蚕是不敢引入的，担心病毒进入。尽管已经引入了显微镜进行镜检，但大家普遍不放心。

    同时，这些专家根据欧洲的经验，结合广東本地的桑蚕传统技术，规范性生产，科学化施肥、剪枝等技术，将广東蚕农的产丝次数统一提高到十造。

    只是欧洲专家建议的规模性养蚕，目前实现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意味着要跟几百万小蚕农抢饭吃，已经被锦纶堂事件吓怕了的工部，目前不敢推广这项技术。他们只是在小农户养蚕基础上，进行改进，并将改进的技术交给蚕农。

    不过工部决定在广西进行示范，广西经过战乱之后，人口从700多万降低到了500万，有大量的抛荒土地，工部在哪里购买了几百亩土地，办了一个养蚕示范工厂，修建了统一的厂房，通风设备，温控设施，目前已经产出了一大批优质蚕茧。

    他们希望先在广西推广，至于江南地区的桑葚鱼塘，实在是不敢动。

    有丝茶两大支出产业，工部认定，未来几年大明产出还将继续扩大，尤其是生丝产业，法国的桑蚕业在未来几年内都不太容易恢复过来，大明还将继续享受这个红利，加上自身优势的不断扩大，广西桑产业的发展，缫丝业还将继续快速的发展。

    至此，大明已经垄断了茶叶这个传统行业，并且在生丝产业取得优势地位，新的产业织稠业在快速发展，同时物价变动却不大，接连几年超过千万白银的顺差，竟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这本身就说明资金没有流入消费领域，而是变成了老百姓的储蓄，变成了资本家的投资，用后世的理论来说，那就是大明经济正在享受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好时代。

    怎么看这个美好时代短期内都不可能结束，于是在缫丝业度过危机之后，朱敬伦决定启动下一轮改革，历史上的改革往往都发生在社会危机的时候，可朱敬伦觉得，那只是被动的适应，不是真正的变革，真正的变革，应该主动一些。

    朱敬伦决定主动出击的攻势变革，在最好的时候进行变革，而不是等到过不下去的时候才变，不能穷则变，而要富则变。

    一个国家在发展最好的时候，往往也是矛盾积累的时候，但是高增长往往能够遮盖这些问题，所以大多数国家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往往不乐意变革，甚至觉得自己的体制就是最好的，不需要变革。

    可是一旦增长结束，遇到困境的时候，这些矛盾就一下子暴露出来，这时候想变革了，却发现问题已经积累的很深，有的国家经过痛苦的改革，成功的挺了过去，有的国家则永远的倒下了。

    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显然古人也是这个思路，山穷水尽才会想到变革。

    朱敬伦始终看到了那些问题所在，但是由于反对的力量太强，他只能按兵不动，但现在社会开始了快速发展，他反而认为改变的时机到了，不是他不顾虑那些反对力量了，而是他知道，一个国家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往往更能承受压力，这时候变革的成本其实是最低的。

    退一万步讲，这时候变革风险也是最低的，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他的高速增长的时候崩溃的。

    朱敬伦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将以前想做不敢坐，必须做却不能做的事情做了，他这次要深入这个古老国家最根本、最敏感也最稳固的核心：

    那就中国的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