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北伐的起源地，当初这里可以说是革命的圣地，国共两党在这里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在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下，建立黄浦军校，起兵北伐，攻无不克。
    然革命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自中山舰事件后，蒋公“四一二”清党，国共两党彻底分道扬镳，广州已经失去了以往革命的风采。
    肇和路51号，维多利亚大酒店（50年代改名为胜利宾馆），这是这时华南地区最大的宾馆之一，楼高七层，左边是汇丰银行的分行，对面是先施公司的百货大楼，虽然现在已是下午六点过，这里依旧是车水马龙，一派热闹景象。
    顾杰等六人从两辆黑色轿车上下了车，早有印度阿三waiter接过他们手里面的行李箱，将他们迎进了宾馆。
    这是英国人的产业，所以有一些印籍职员在这里工作，前台的经理是一名英国金发姑娘，顾杰用熟练的英语说出了预订的三个房间后，拿到了房间钥匙后，便乘宾馆的简易电梯上楼。
    508，510，527，这是事先订好的三个房间。
    先前那名司机跟着吴默君进了527号房间，关上了门，吴默君检查了一遍房间里的设施后，这才向两人示意，表明没有窃听器。
    “吴组长，顾处长，我是广州站站长郑鹤民，两位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
    顾杰看了一眼面前的郑鹤民，胡子拉叉，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风衣，这形象真跟司机差不多。
    “郑站长，怎么我看你这样子是在潜伏吧，广州是国府治下，不至于这样子吧？”顾杰调侃道。
    郑鹤民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眼神中却满含杀机，“吴组长、顾处长你们有所不知，我们广州站本来就处于半公开状态，没想到特务一处那帮混蛋，他们控制的省党部同陈济棠一个鼻孔出气，将我们的几处安全屋泄露给省警察厅，我们广州站现在都还有二十多人关在警察局，这二十多人全部是行动队的成员，还死了三个，要不然，我就是拼着老命也要完成任务，就不需两位亲自出马了。
    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这帮混蛋，这是励进社再次残杀我们复兴社的罪证，两位回南京后，还是将这里的实情告之先生，让先生早有应对。”
    吴默君从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拿出了四根金条，“临走时戴先生交待，郑站长劳苦功高，这些金条作为营救广州站成员的经费，适当时机再招募人手，先生说了，广州是委员长的龙兴之地，一个乙种站的站长委曲了郑站长，望同志克服困难，打开工作局面。”
    郑鹤民接过金条，热泪溢在眼眶，“请吴组长上覆先生，效忠党国最重要的是效忠长官，鹤民愿为先生赴汤蹈火。”
    此时，顾杰不得佩服戴先生御下的本事，郑鹤民交待了一些具体事项后，便告辞离开。
    现在的粤省政府，军政警宪完全控制在陈济棠的手里，这位北伐时第四军的军长、黄浦军校的副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委，此刻在国民党内的威望，并不比蒋公差多少。
    粤省政府，此时名义上归中央政府领导，实际上自成一体，陈济棠号南天王，此刻任赣、粤，闽、湘边区“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为蒋公），可见在国民党内地位不一般。
    这种现实也造成了特务二处在广州的行动能力较弱，特务一处利用其省党部的机构，乘机在广州占地盘、抢广州站原来缉私这一块的特权。
    ......
    晚上10点，出去打探消息的吴仕龙、陈航一组带回了第一手的情报，六人齐聚527房间，看着眼前的地图和资料，大家当场就傻了眼，这郑鹤民简直阴险歹毒至极。
    一方面给戴先生的电文里说明广州站行动队队员全体被粤省警察厅关押，站里面只剩下电讯、总务等后勤人员，广州站丧失行动能力。一方面却将情报报给总部，故意报低樵先生的保卫极别。
    这个樵先生是住在德式别墅公馆不假，可这一个德式公馆里面光保卫人员就达到二十名，而且这位樵先生出行，坐的是香港葛总督送的英国最先进的防弹车，出行时，基本上是五辆车组成车队出行，而且自从腊月二十三小年以后一直就住在公馆里，从来没出过门。
    距离公馆不到三百米就是许高地警暑，每天警暑都会派五名警察两班倒到公馆门前执勤。
    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得知樵先生在广州，从沪上、广州自发赶来的皖省籍码头工人就达两百名之众，这些人都被樵先生让人配备了短枪。
    这些码关工人长期在基层生活，却不用长枪，每人持一把短柄利斧，广州站的那二十多名行动队员其实就是被那帮码头工人缴了械，有三名被当场乱斧砍死。
    看到桌上的公馆草图，吴默君勃然大怒，“郑鹤民欺上瞒下，误党误国，大家先回房间，我和顾处长先商量一个妥当的方案。肖敏，你将这里的情况向戴先生发报汇报，请示是否进行下一步行动，樵先生公馆电话现在能够监听吗？”
    “是，吴组长，我们由于有自已带的交换机，电话局内线已经将我们宾馆房间的这条线直接同樵先生公馆串联，他那里一旦接听电话，我们都可以监听。不过内线只能保证他年前值班时不会出现差错，如果出现倒班，他必须将线重新接回去，这样才能保证他不会暴露。”
    “好，就监控到大年三十晚上。”
    “你们回去吧，晚上注意安全，我刚才看了，一旦有变，直接通过楼梯上天台，那里有一把梯子，长度足可以搭到另一栋楼上，我们可以迅速撤离，你们两人一组，睡觉时必须有人值守。”
    “是。”
    四人出门而去。
    顾杰倒了一杯水递给吴默君，“吴组长，这樵先生是何方神圣，竟能使委员长大动干戈？”
    吴默君接过水杯，吹着杯壁上的雾气，“樵先生又称九先生，武昌革命时，响应中山先生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在皖省宣布独立，成立了军政府，是同盟会元老。
    先生幼时秉性倔强，嫉恶如仇，邻里友人多赞樵先生有古烈士风，后与友人组织“正气学社”，常一边饮酒，一边高声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动情之处，号啕大哭，真是个性情中人。
    南京奠都大会上发表演说，斥委员长“四一二”清党，致使北伐半途而废，从此跟委员长形同陌路。
    九一八后，在沪上成立斧头帮，专杀汉奸和鬼子，得到了皖省籍的十万码头工人的支持，今年一二八日军进攻沪上，樵先生组织了十个别动队参加抗战，在沪上成为风云人物。
    也是今年，他组织了对委员长的刺杀，当时委员长临时有事才幸免于难，不过汪先生却身受重伤。”
    顾杰一竖大拇指，“默君姐，这位樵先生够爷们，我们执行这样的任务憋屈，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之所以如此说，顾杰看到吴默君说这番话时眼里满是钦佩的神色。
    的确，樵先生可以说是一位民族斗士，也许他的行为有一种无政府主义趋向，但是就在日军正计划全面占领我中华国土之际，他的行为无疑是对国人的一种警醒，对疯狂日寇的惩戒，他是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民族英雄。
    至少，顾杰是这样认为的。
    “吴组长，你还是早些歇息吧，我睡沙发，明天等总部的回电再说，我相信广州站的能力，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安全的。”
    顾杰道了声晚安后，便躺在沙发上，可一直无法入睡，自己怎么能对樵先生开枪呢，况且，照现在这种情况，去刺杀樵先生无疑是自投罗网。
    终于，他翻了一个身，沉沉的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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