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需要说明一下，如果非要刨根究底的话，其实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报纸雏形应该是出现在唐朝。
    因为唐朝有一种叫做“开元杂报”的东西，十分类似报纸。
    如晚唐孙樵《经纬集》里的“读开元杂报”条就写得十分明白。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
    由此可见，《开元杂报》是记载开元年间唐玄宗日常杂事报告的书籍，比较类似现代报纸，故名“开元杂报”。
    同时唐朝还有一种叫做邸报的公函，不过因其属于官文书，不是公开发行，而且带有相当程度的机密性，受众面比较小，只有各个藩镇的头头作为少量读者。
    当然，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其不是印刷品，因为由于唐代印刷技术极其落后，所以唐人始终没有把印刷技术用于传播文化知识，而只是用于印制佛经。
    所以唐代二百年来的书籍大部分都是手抄的，而且是卷轴的，像画一样，根本就没有像宋代那样的折叠书，所以唐人称书一般都称为一幅书而不是一本书。
    到了宋代，这一情况才明显改观了许多，因为宋朝经济发达，文化先进，而且有了更加高明的印刷术，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闻名词，如邸报、朝报、小报、新闻等。
    其中邸报、朝报一般都是指由官方发行天下的报纸，小报、新闻则是指民间发行的报纸。
    但民间私自发行的报纸最初因为是新鲜事物，所以开始一直没有新的称谓，还是被称之为邸报、朝报，直到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出现小报、新闻等崭新独立的名词。
    而且宋代的邸报是不同于唐代的邸报的，宋代邸报内容丰富，涵盖很广，读阅人群面也更为广泛，如戴复古诗曰：“时于邸报上，屡见得祠官。”
    还有《宋史，李师中传》记载：“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
    包括苏轼《与工兀直书》曰：“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每见一邸报，须数人卜狱得罪。”
    以及苏轼有诗曰：“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其自注道：“是日坐中观邸报，云迂叟已押入门下省。”
    迂叟即司马光，说的是苏轼在黄州至汝州的途中从邸报上就得知了司马光成为宰相的消息。
    还有宋伯仁《看邸报》诗曰：“朝家日日有迁除，休说人才愧国初。”
    洪咨夔诗曰：“昨朝忽见邸状报，诏答丞相辞公师。”
    可见宋代的报纸就已经开始刊登及各地官员升迁、得罪、免职的消息了，并不是什么不能对外说的秘密。
    还包括姜特立《邸报京丞相薨背》诗曰：“丞相今朝薨相位，衣冠赠典一番新。作场好梦归乡去，仰羡无非梦里人。”
    王十朋《哭陈阜卿》诗曰：“邸报知凶讣，伤心不忍言。图犹对徐孺，人已丧陈蕃。”
    可见宋代报纸还刊登名人去世的消息。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代官办报纸的“编辑部”在皇宫内，“编辑”在那时叫做进奏官，负责向地方各州通报朝廷的各种动态。
    早在宋代初年，进奏官是由各州派驻京城的，各自有独立的办公地点，进奏官负责向皇帝进呈地方大员的奏章，又把皇帝的批复以及朝廷的各种动态定时编写成文，通过驿站送回地方，按官员级别发行传阅。
    这种文件被称作“进奏院朝报”，也称为“朝报”或“邸报”，这种报纸被一些新闻史学家称为现代报纸的古代祖先，而不承认唐朝那种不公开发行，不是印刷品的报纸。
    一直到后来，宋太宗觉得一百多个进奏官，分散在京城各处，实在不好管理，就把他们集中起来，在皇宫大内一侧为他们提供办公地点，称为“都进奏院”。
    进奏官们在皇宫内辛勤办公，定期编辑“朝报”，通过驿站邮寄发行。
    谁升了官，谁被罢免了，皇帝接见了谁，出席了什么庆典，下发了什么诏书，边疆军情如何，哪里发生了水灾、旱灾或瘟疫种种牵动人心的事情，都能在朝报上看到。
    比如广州地处南疆，是历任士大夫眼里的蛮荒之地，消息相对闭塞，一份份通过驿站“飞”送过来的朝报，是地方大员翘首盼望的珍贵信息来源。
    每一期朝报从开封府“启程”，通过驿站传送，按照朝廷关于普通文书最慢每天也要100多公里的规定，大概不到20天就到了，然后再按照官员级别发行传阅。
    按照一些地方笔记的记载，只要朝报一到，各级地方大员哪怕正在吃饭，也会直接扔下筷子急急拿过报纸来，从头到尾，细细阅读。
    看到好消息时，是喜不自胜，看到坏消息时，则长吁短叹，甚至痛心疾首，伏案痛哭乃至痛骂不已的。
    就这样，一份份定期从京城远道而来的朝报，十分巨大的影响着知府、知县以及其他大小官员的心情。
    由此可见，这些在皇宫内编辑，并发行各地的朝报，其实质是一份“中央政府公报”，但它已经形成了编辑、审稿、发布、抄写、下发的完整链条，故而报业史学家把它称为现代报纸的祖先，也绝非空穴来风。
    至于街头“小报”的话，还是以偏远的广州府举例，因为官办报纸只有一份朝报，别无分店，且朝报只限于有资格的官员之间传阅，普通老百姓压根就看不到。
    可是，一来朝报有严格的审核程序，不管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消息的及时发布。
    要知道，地方官员都可都是如长颈鹿一样伸着脖子焦急等待着看各种动态呢，慢了怎么行？
    慢上个一两天还好，能忍忍，要是慢上了五六天，那可就遭了大罪了，许多官员都得吃不香睡不着，暗地里瞎琢磨不可，实在要人命。
    特别是在宋代广州虽然是许多人眼里的蛮荒之地，比不上汴梁洛阳繁华，但不可否认它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都会，官员们固然要了解中央的时事动态，许多的中外商人也特别需要了解各种信息啊。
    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商人，计划北上扬州或杭州贩卖一批珍贵的香料，临行前是不是很想知道那里的时局稳不稳，有没有发生水灾、旱灾、饥荒、土匪等。
    如果两眼一抹黑，到了那里才发现当地正乱的一塌糊涂，百姓们吃都吃不饱，哪有钱买香料啊，产品根本没销路，还土匪横行，随时可能被抢，那可就哭都来不及咯。
    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越是商业发达的地方，信息就越是值钱，这和许多大老板每天固定看新闻联播一个道理。
    而恰巧宋代的广州城商业发达，朝廷动态、官员变更、皇帝诏书、灾情兵变，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能拿来卖钱。
    众所周知，只要是能赚钱的事情，就自然会有人去做，于是，宋代影响深远的“小报”就在广州城里粉墨登场了。
    所以宋代“小报”的第一个催生婆，就是各地派驻京城的进奏官。
    前文已经说了，官方发行的中央政府公报是要经过层层审核把关的，新闻的时效性必然受到很大影响。
    而广州城里的地方大员如果着急，就会托进奏官私下打探消息，当然，托人办事，总要“意思意思”嘛，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那时别说没有互联网了，连邮局都没有，进奏官受托打探到消息后，路迢迢，水长长，怎么传递回来呢？
    他们也有自己的办法，在那时，普通老百姓要想给外出经商或“打工”的家人写信，只能打听一下街坊四邻有没有人也去往同样的地方，托他顺便捎上，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但官员的待遇就大不相同了，朝廷顾念官员在外不易，允许他们的家信可以通过驿站传递，于是，进奏官就把私下写成的“消息稿”伪装成书信的形式，通过驿站兵丁的传递，一程程送到岭南。
    到了南宋时期，这样的做法成了“公开的秘密”，很多时候，官方的报纸还没上路呢，重要的消息就已经在地方上传开了。
    这是地方大员们想早一点了解时事动态的办法，可以私下请进奏官帮帮忙，可如果是商人想要了解时事动态，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还是找“线人”啦！
    因为在那时，商人做生意可不像现在，一个人也能单打独斗，在那时，几乎没人能离开行会，所以才有什么徽商，晋商等闻名遐迩的大商会。
    而这些行会的首脑又与大大小小的官员有许多交道，找几个“线人”打探一下，不是什么难事。
    官员私下知道的消息，打探起来相对困难，但官方报纸上的消息，要打探就容易多了，这其中自然也免不了要“意思意思”一下，至于这“意思”的代价，就要视打探的难度而定了。
    而这打探消息要支付代价，打探来的消息，不仅对自己有用，也对别人有用，凡是有用的东西就值钱，那干吗不用它赚点钱，把打探的成本收回来呢？
    再说了，线人也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里的人想挣点钱，于是，现代“报人”的先驱就应运而生了。
    他们把打探来的消息集合在一起，套用“朝报”的形式，直接编成了一张张报纸，这些报纸从采访（打探消息）、编写到发行，全都是由民间力量完成的，故而被历史学界认为是民间报纸的先驱。
    不过，“小报”二字是后人的称呼，当时，它就挂着“朝报”这个响亮的名头，只不过是“山寨版”的而已。
    虽说有一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但作为一种销售策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并且，虽然是山寨版，可是随着“小报”的及时准确性远超官报，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到最后竟然渐渐的快要干死了正版，这可以说是盗版干死正版的第一先例了。
    比如宋神宗熙宁二年，监察御史里行张戬言：“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印卖都市。”
    由此，许多官员都看不下去了，开始猛烈抨击“小报”，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抢了他们的生意。
    可小报却依旧无动于衷，因为有需求就有市场，这是禁止不了的，“小报”是越来越红火，甚至还出现了私人报社。
    如《宋会要刑法志》记载：“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为功。”
    “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
    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这就足以说明宋人私家小报比公家大报还受人民欢迎。
    这都是因为“小报”内容大胆，传播迅速，时效性强，与官报竞争具有优势。
    甚至在宋钦宗靖康二年，还出现了报童这一职业，有记载说：“凌晨有卖朝报者，并所在各有大榜揭于通衢”。
    这所谓的卖朝报者就是指卖“小报”之人，可见至少在北宋末开封城就已经出现从事买报卖报这个崭新的职业了。
    乃至于到了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依旧有人抨击“小报”，说“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曰小报，传播中外，骇惑听闻。”
    最后南宋赵昇《朝野类要》记载：“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叛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
    由此，民间“小报”又有新闻之号，已有近代报纸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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