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一首明妃曲歌罢，在众人回味无穷间，李小鱼是率先鼓掌赞叹了起来，笑着说道。
    “好，老王，不错嘛，果然厉害啊，行，我算服了，今天这场词会比试中，看来只有你勉强能与我平分秋色啊。”
    王安石：“……”
    一时间，听得李小鱼这样说，不知道是在夸人还是自夸，王安石是显得很无语，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郁闷道。
    “好了，王华，你小子也别狂了，我承认，你是我见过最出色的武举生，的确很了不起，才华不比我们这些寒窗苦读数十年的文举生差。”
    “但是，就算如此，你想要胜过我，也没那么容易，接下来，把你写的另一首《明妃曲》也拿出来吧，我倒要看看，你写得到底怎样，有没有我写的好。”
    闻言，李小鱼也是笑着说道。
    “那好啊，当然，其实咱们这两首《明妃曲》倒也真说不上谁更好一些，只能说是各有千秋就是了，你听听看吧，反正不比你这首差就是了。”
    说着，李小鱼也是真的拿出了自己所写的第二首《明妃曲》，递给了李师师，让她帮忙演唱。
    李师师自然同样是迫不及待的接过看了起来，在一旁柳依依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再次被李小鱼的才华所倾倒，对他惊为天人。
    想着，他也没有耽搁，玉手抚动琴弦，开始缓缓演唱，又将众人带入了一种新的意境。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
    “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
    “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
    “……”
    一时间，琴声哀怨，歌声婉转，令得所有人随着她动人的歌声不由自主的想到，汉宫里有一位美貌的绝代佳人，只可惜最初天子并不认识她，可突然间却要她随着汉使离去，嫁给匈奴国君，要去遥远的边地。
    后来，天子得见她的容貌后，是惊为天人，觉得这姣美的容颜天下无比，一旦失去了，要想再次得到可就困难无比了。
    虽然恼怒之下，天子可以发怒把替她画画的画工杀掉，可对于事情又有什么补益呢？
    最后，笔锋一转，又是令所有人不由自主的想到，贵为天子，连眼前的美丑尚且不能分辨，又怎么能制服万里之外的夷狄呢！
    所以，汉代的“和亲”实在是笨拙之计，女子不要再用容貌炫耀自己。
    明妃离去时伤心落泪，伤心的泪水哟，洒向花枝。
    日暮黄昏狂风吹起，风起花落啊，飘向哪里？
    漂亮的女孩大多有不幸的命运，不必怨天尤人，原应自己叹息！
    总之，欧阳修这第二首诗《明妃曲》哀怨的气氛更上一层楼，诗中的“汉宫”四句化用了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
    “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在当时宋人就有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
    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
    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
    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
    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
    因为前文说了，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
    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而且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同时，不得不说，这也是个很奇特的现象，虽然大家的印象中总是觉得宋朝很软弱，老是给人家赔钱，但值得称道的一点事，不管如何软弱，整个宋朝，都无一例和亲的例子。
    仿佛这成了他们坚守的一个底线，那就是不管如何赔钱，哪怕称臣纳贡都行，我就是不跟你和亲，算是为保护女性权益做出了贡献。
    这是真的，的确很奇怪。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史上，可是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和亲现象，就类型而言，有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间的联姻、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
    就朝代而言，有汉与匈奴、汉与乌孙、孙吴与蜀汉、隋唐与吐谷浑、隋唐与突厥、唐与吐蕃、辽与西夏、以及后来满蒙联姻等等。
    无论形式怎样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这些都是政治利益的驱动，公主们虽然高贵，但在这方面毫无人权可言，只是可悲的政治牺牲品。
    所以纵观整个和亲史，宋朝就显得很突兀了，哪怕有汉唐的例子在前，也坚持不肯和亲，要知道一旦和亲就可以不用给岁币了，但宋朝就不，可谓是仗着自己有钱为所欲为，就是不肯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
    而之所以如此，很多人研究过，原因有很多，一是宋朝士的文官们虽然看不起武将，但更看不起这些蛮夷，主张以物质厌其欲，坚决的反对和亲、割地等认为有辱国格的事情。
    像是富弼、贾昌朝等是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
    比如当时辽兴宗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当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谈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绝后，他们就提出了与宋和亲的要求。
    可富弼却借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绝。
    “结婚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贾昌朝对和亲的反对态度更是溢于言表，他说。
    “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建言和亲辱国，而尺地亦不可許。朝议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陸贽以为不可。后年乃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
    还有就是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像上文提到的贾昌朝，就认为“和亲辱国”。
    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
    理学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它用新的方法来阐述封建伦理纲常和等级秩序，逐步成为两宋时期的思想文化的主流。
    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传统的民族偏见大大加深，汉族的正统观念由此奠定，和亲之策自然而然就被削弱。
    因而当少数民族政权提出和亲请求时，宋人心理是无法接受的。
    像是《宣和遗事》开篇即言:“中国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人欲也，皆是阴类”。
    所以，宋朝并没有出现“和亲”现象，即使在面对辽、夏的和亲请求时也是坚决拒绝和亲。
    包括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推崇以文德来治理国家，像是赵普在《上太宗请班师》中说“以威德御之”；孙觉在致神宗“胜夷狄之患”的上疏中说：“盖陛下新即大位，夷狄未见威德，故敢或为侵侮以窥我边。”
    不难看出，他们无不奉行以德治来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强调王者要以德服天下，对待番邦要“示之以德”。
    也就是只要统治者具备高尚的德行，就能让番邦真心的臣服于中原王朝；而他们认为夷狄之所以屡屡侵犯边境，就是因为没有对他们推行“德治”，没有施予恩惠。
    对德治的推崇与浸淫下，他们认为与蛮夷“和亲”是一种失德行为，而岁币既可满足蛮夷对于中原财富的物质需要，避免战争。
    而且可以通过金钱安抚他们，并以此作为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种宽容和恩赐，以实现自我满足的心理，彰显大国风范，实现其“大德治天下”的目的。
    所以标榜开明又崇尚德治的宋王朝统治者比起“和亲”更愿意以钱财来平息战乱，维持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觉得氪金就是天下无敌，没什么事是氪金解决不了的。
    于是，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朝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
    在宋仁宗及参与谈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大失体面，给钱则小事一桩，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由此可见，还是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无和亲”提供了保障，那就是我太有钱了，不差这么一点，就当打发叫花子了。
    当然，这也主要得力于宋朝时的经济重心发生了南移，要知道宋朝当时的垦田总数目达到了7.2 亿亩左右，虽然它的国土面积比不上汉唐，但这一数额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却依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此外，宋朝时种子、肥料得到了广泛普及，农具和生产方式不断进步，使得宋朝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
    包括像前文已经说了，宋朝的商业也呈扩大和发展的态势，北宋时城市与坊市的格局已经被完全打破，营业时间也大大的延长；宋朝商业不再局限于城市的范围，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也形成了众多的的草市和镇市。
    并且宋朝在农、手工、商业上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宋朝“金帛外交”提供了殷实的经济保障，迎合富弼、贾昌朝等宋臣“以物质厌其欲”主张，大大增加了宋人拒绝辽和西夏和亲的底气，由此金帛演化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平息两国战乱的外交手段。
    还有就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展，宋代的互市也加强了中原内地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联系，中原王朝的丰盈物资让周边的民族政权产生了与中原互市的依赖性和迫切性。
    以西夏为例，在西夏国内，绢和布的价格不是很高，易于被寻常百姓家接受，但是当两国交恶，宋夏两国贸易互市关闭，这些平常的东西价格飞涨。
    在这种情况下，和亲在对外政策中的积极影响就大为削减，宋王朝的君臣们看到了宋朝在互市方面的主导权，因而他们将互市纳入了对外政策的体系之内，使互市成为了对外政策的新手段。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宋朝的“守内虚外”政策导致皇室与将门通婚，已经没有多余的公主用去和亲了。
    要知道受唐末藩镇割据，武将夺权的历史影响，宋朝采取了“守内虚外”的国家政策，这一政策由宋太祖赵匡胤起，此后历代沿袭，皇族的女子大多嫁入将门，用这种政治联姻以安定将心，防止其拥兵作乱。
    像是《宋史?公主》记载：“太祖六女。魏国大长公主，开宝三年，封昭庆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承衍，赐第景龙门外”。
    “太宗七女。扬国太长公主，至道三年，封宣慈长公主，咸平五年，进鲁国，下嫁左卫将军柴宗庆……”
    也正是这一政策造成了北宋王朝内部的积贫积弱，外防空虚更是屡次将宋朝拖入战败泥潭，无力招架外敌挑衅。
    所以，可以说是成也太祖，败也太祖啊，如果他不制定这一政策，或者改成汉唐时的内圣外王的话，说不定又是另一番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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