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后来南宋时与金对峙时，但商业往来却依旧极其频繁，榷场之外，“走私”也极为活跃，仅光州的郑庄，每年走私卖入金国的货物就有茶几十万斤，牛7、8万头以及大量金、银、铜钱。
    同时也从金国贩回北珠、毛皮、食盐、人参等。
    这些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宋朝其它休闲娱乐业的发展。
    像是有人认为，宋代是古代封建王朝中最休闲的王朝，宋朝一个小市民生活休闲的程度可能并不比今天的成都人差到哪里去。
    史载，东京城里到处是酒楼、饭店、茶坊、妓馆，著名的樊楼、杨楼、八仙楼，饮客常至千余人，也就是100多桌，可见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多丰富。
    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戏曲、杂技、武术、摔交盛行不衰。
    夜晚全城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到处流光溢彩、笑语欢歌，诗人云：“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
    而当时除了宋朝，其它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城市的夜晚都是一片漆黑!
    而且这种情况到了南宋时，更胜一筹，像是陆游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月明中。”
    临安城内，富丽堂皇，日夜酣歌。
    若干年后马可波罗到达杭州时，面对已经远非南宋盛况的景象仍然惊叹其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
    而且宋朝海外贸易及其兴盛，与明清两代“封疆禁海”不同，宋朝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太宗时还派宦官8人分四路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这大概是最早的政府组织“招商引资”了)。
    广州、杭州、明州、密州、泉州等地相继成为北宋朝海外贸易的口岸。
    北宋政府成立市舶司管辖海外贸易，通过抽解、博买、官卖等形式，获取巨大利润。
    由于海外商人众多，又专门设置蕃坊，专供外商居住，并设立蕃市、蕃学。
    北宋商人到南海诸国做生意的也很多，而且“装备精良”，令夷人侧目。
    像是《萍洲可谈》说：“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船深阔个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还例如宋人以当时代表高科技的陶瓷、丝绸等高附加值产品，换回的是大量原材料、木材、珠宝、香料。
    要知道中国货是在当时的国外市场是尊贵和身份的象征。
    南宋时海外贸易更为繁盛，高宗时，年市舶收入(关税)就达200万贯，获取的利润更加可观。
    而据统计，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足足有50多个，几乎覆盖当时所有的国家。
    简而言之，当时西方最富裕的意大利威尼斯人见到中国海船不由得顶礼膜拜：“中国的商船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
    “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他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
    “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
    看到这，如果大家觉得语言还不足以描绘宋朝的繁荣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去看看那幅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
    每当我看到这幅杰作的时候，作者菌都仿佛进入了那个繁华的时代，图中的热闹与繁盛的景象应该是喧嚣的吧?
    可是它带给我的却是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所以，许多人更愿意相信这样的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不是明代苏州桥上那个等待雇主的可怜的机工，而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那个富裕和谐的世界!
    的确，伟大的宋朝，正处在向资本主义迈进的“前夜”!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
    显然，身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学贯中西，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在这位大学者的眼中，中华文化的高峰依然是宋朝。
    也许有人要辩驳：唐代才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但事实胜于雄辩，两宋文坛，群星璀璨，巨匠辈出。
    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像宋朝这样，在历史的文化长廊中留下这么多声名显赫的文人墨客：苏轼、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辙、曾巩、黄庭坚、秦观、王禹偁、晏殊、晏几道、王令、张耒、晁补之、陈师道、苏舜钦、梅尧臣、贺铸、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辛弃疾、李清照、朱淑真、米芾、米友仁、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邵雍、蔡襄、范宽、马远、张择端、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刘过、刘辰翁、刘克庄、陈与义、朱敦儒、叶梦得、张孝祥、张先、宋祁、汪元量、文天祥、陈亮、叶绍翁、郑思肖……
    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像宋朝这样，涌现出这么多出身文人的贤相名臣；赵普、吕端、吕蒙正、吕夷简、王旦、寇准、范仲淹、包拯、富弼、文彦博、韩琦、司马光、吕大防、吕公著、吕嘉问、吕颐浩、范纯仁、韩绛、李纲、虞允文……
    甚至就连那个断送北宋江山的宋徽宗赵佶、一代奸相蔡京、秦桧，也都有“才干”之誉，仅以书法而论，这三人就足以名列历代名家之林。
    的确，宋代文风之盛，为历代所不能及。
    论之以诗，宋诗与唐诗双峰并峙，难分高下。
    诗在唐代发展到高峰，一般来说，一种文体发展到巅峰之后就难以为继了。
    但是宋代开明的文化政策使得有宋诗坛群星璀粲、巨匠辈出，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宋人以其卓越的成就将“诗”的诠释提升到了新的层面。
    宋朝的诗人遍布社会各阶层，创作也比唐诗更为宏富，宋诗无论是在形式、内容还是意境上都有了新的开拓。
    据初步统计，《全宋诗》所收作者达9000多人，为《全唐诗》的4倍!
    《全唐诗》共收录唐诗4.8万多首，而《全宋诗》收录宋诗达24.7万首(一说为27万首)，仅陆游一人就存诗9300多首!
    苏东坡、欧阳修、黄庭坚、王安石、陆游等诗人的成就，比之盛唐名家亦毫无愧色。
    清人蒋士铨说的好：”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
    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变唐人之已能，而发唐人所未发”。
    唐诗以气象胜，宋诗以理趣胜；唐诗以风神胜，宋诗以意境胜。
    “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过于宋。”
    因而历代之诗，只有宋诗能与唐诗相颉颃。
    唐宋之诗各擅胜场，有如双峰并峙，一同光耀千秋。
    论之以词，宋词与唐诗并称，同为“一代之文学”。
    词兴于唐，而盛于宋。
    要知道唐五代是词的孕育成熟期，而北宋与南宋则是词的鼎盛期。
    词至北宋，始极其工；词至南宋，始极其变。
    宋初市井新声竞作，令、近、引、慢众体皆备，曲调多达千数。
    尽管宋人一直视词为“小道”，但是宋词以其雅俗共赏、易于传唱而迅速风靡全国。
    通都大邑，乡村墟集，宫廷市井，西楼南瓦，到处传唱。
    西至西夏，北至辽金，东至高丽、日本，都回荡着宋词的飘渺歌声。
    柳永首创长词慢调.将词进一步推向民间，以至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赞誉。
    像是苏轼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诸如咏怀吊古，羁旅道途，怀人咏物，无不揽入。
    其作清雄奔放，恣肆豪迈，于剪红刻翠之外别立一宗，开后世豪放词之无数法门。
    周邦彦则集婉约派之大成，其词富艳精工，南宋名家，多师其法。
    还有一代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特的人生际遇和非凡才情，创“易安体”名垂后世，其“别是一家”的词论更是发前人所未发。
    辛弃疾继苏轼豪放词风，以文为词，既能飞剑驰马，亦能飞针绣花，其词扫空万古，横绝六合，辛派词人接踵相济，蔚然大观。
    辛派词人之外，姜夔、吴文英等进一步发展婉约词派，成为格律派代表人物。
    有宋一代，遍布社会各阶层的知名与不知名的词人为我们留下了21000多首词章，尽管数量不及全唐诗的一半，但其成就却与唐诗相酹，成为宋代的代表性文体。
    再说论之以书法，宋书在晋唐书后别开生面。
    相对于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人尚意的书风鲜明而独特。
    经过晋唐两代的高峰，书法艺术在宋代同诗一样遭遇“成长的烦恼”。
    为了创造新的艺术风格，宋人在深入研究前人的基础上大胆摆脱法度的束缚，致力于寻找表达个性情感的方式，把书法作为一种人格语汇，借书法表达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由于宋代书家大多是学养深厚的大文人，因此宋人的书法“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端”(山谷评东坡语)，具有很高的文化品格。
    用苏轼评价米芾的话说，宋人追求的是“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
    经过宋初蔡襄、李建中、欧阳修等人的开拓，到了旷世奇才苏轼的手中，宋人尚意的书风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
    苏轼以豪壮心结内敛体，以磊落人作欹侧书，以旷达情书流丽字，以腴美态肆英雄气，其书真率自然，丰腴跌宕，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汲取前人精华而自出机杼，世称“苏体”。
    苏轼书法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其不拘成规的大胆突破与创新：前人书贵中锋，苏书则多用侧锋；前人书贵瘦硬，苏书则丰腴妍美；前人书工整，苏书则大小参差，极欹侧之态。
    苏轼以其天才式的创作与实践，引领了有宋一代的书风。
    与东坡齐名的黄庭坚则在尚意的共同取向下。
    以迥异于东坡的黄体书法，进一步丰富了宋代尚意的书风。
    苏轼评黄庭坚“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声”，其书如长枪大戟，战掣怒张，纵横飞逸，气魄雄伟。
    尤其是其集三十余年功力练就的字中有笔的“一根筋”，在看似流畅的行笔中，无不蕴含着阻涩的笔意，疾而不速，留而不滞、把静与动的美糅合的浑然一体。
    的确，米芾书法先学唐楷，由颜到柳，由柳到欧、褚，而上溯魏晋，深得晋人笔法，终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其用笔翻腾峭利，苏轼评其“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黄庭坚评其“如快剑砍阵，强弩千里”。
    米书运笔如飞，结体飘逸，自称“刷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苏黄米同列于宋四家之列的蔡京，书法造诣同样极高。
    宋徽宗赵佶书学唐人薛稷而用笔至瘦，世称“瘦金体”。
    此外，王安石、蔡卞、宋高宗赵构、陆游等均擅书法，流风余韵遍于朝野，使得有宋书坛名家辈出。
    宋人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历代碑帖的搜集与整理，《淳化阁帖》和《宣和书谱》的编印，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之以绘画，宋画“致广大而尽精微”，标志着中国画的高度成熟。
    因为唐末五代至宋初，是中国画的重大变革时期，既涌现出山水画的杰出大师，也形成了花鸟画的重要派别和风格，人物画亦得到很大发展。
    到了五代至宋初，出现了四位在山水画领域作出里程碑式贡献的大师，即史称“荆关董巨”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
    他们共同创造出山水树石等题材的众多手法，尤其是基本完善了山水画中最重要的笔法——皴法的探索与总结，在擦、染技法上也有心得创造与突破，使得中国山水画的面貌突变，既能充分驾驭山水这一巨大题材，又能充分运用中国画的笔墨技巧来表现不同的对象和情境的要求，开创了笔墨氤氲的气象，使山水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由五代入宋的中国花鸟画开山鼻祖黄筌，集当时众家之长而发展成特有的描绘花鸟的技法，为花乌题材的独立与花鸟画语汇的形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传世的《写生珍禽图》所表现出的高妙的写实技巧，比之西洋古典绘画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黄筌齐名的徐熙，独创彩墨兼施、互不相掩而草写杂的“落墨法”，为后世“没骨法”开了先河。
    北宋的山水画充分发挥了各种皴染的技巧，将中国山水画那种宏大的把握能力发展到了极至。
    最著名的山水画家李成和范宽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中国山水画成熟时期既精致又大气磅礴、既有骨气又善于沉思、既善于描述外物又充分揭示人的精神境界，将山水画的表现能力提到空前的高度，其卓越的成就令后人惊叹。
    天才画家王希孟则以一幅长达1191.5厘米的《千里江山图》，将祖国山河与人文景致汇于一轴，成为青绿山水中的希世奇珍。
    “南宋四大家”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硅，以更加丰富的描绘技巧，更加多样的表现手法和更加特殊的构图方式卓然成家，马远、夏硅素有“马一角”和“夏半边”之称。
    宋代画院则对花鸟画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宋徽宗赵佶身体力行，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引领了精美豪华和雅致细腻的“院体画”风的形成。
    南宋继续发展了院体画，善于捕捉各种生动的姿态和稍纵即逝的瞬间，使之更加生动活泼，富有情趣。
    两宋人物画家分别以李公麟和梁楷为代表，李公麟的白描手法可谓出神入化，对后世影响很大。
    此外，宋代还有许多善画其他题材的画家，如善画佛道的贯休、武宗元，善画竹的文同等。
    而北宋最著名的绘画作品当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该图以手卷的形式展现出北宋晚期汴京城的繁华胜景，画法精炼，布局讲究，将宏大的场景展示的有声有色，成为人类绘画史上世不多出的杰作。
    与宋人尚意的诗风、书风相对应，在苏轼、文同、米芾等一批诗书画皆能的文人士大夫的提倡与推动下，写意画也在宋代翻开了新的篇章。
    米芾、米友仁父子首创“米点山水”，不但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笔墨，同时揭开了写意山水的序幕。
    南宋写意画大家梁楷首创“减笔画”，开启元明清写意人物画的先河。
    绘画理论和绘画观念也在宋代有了新的飞跃。
    论之以散文，唐宋散文八大家，宋朝独占六家(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韩愈、柳宗元所开创的古文运动，最终大成于北宋。
    以欧阳修、苏轼为先后领袖的宋代古文运动，直承韩柳，却又有自身的时代特征。
    经过反对浮艳空洞的“五代体”和藻绘丰赡、典重华贵的“西昆体”骈文，又吸取了宋初古文泥古不化的失败教训，摒弃僻涩怪诞的“太学体”古文，终于奠定了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宋代散文群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