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知名的还有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有很高的语言天赋。
    在少年时因战乱随这迁居上海，进徐家汇公学读书，因此有机会学习外语。
    到了光绪三年，也就是1876年被派往法国留学，学习英语和法语，对希腊语和拉丁古典语言亦有研究。
    此后更是在1879年获得了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还曾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
    于是回国后在李鸿章的幕下办理洋务，也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
    之后还曾任轮船招商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等职。
    只是后来因反对洋务派垄断政策，与之分道扬镳。
    也正是当时时局战乱，清政府的无能，外国军队的入侵国外的经历使其毅使马建忠形成了翻译救国的思想，并且通过国外的经历使其毅然决定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研究外文字，“遂学其今文字与其地、古文，以进求其格物改知之动，与所以驯至于政治之要，穷其原委，恍然有得于心。”
    像是1898年他根据自己研究语言的心得写成《马氏文通》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以西方语法理论系统全面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著作，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他对比中西语言的结构特点，指出: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文之切春虽难，而华文之字语名法，视本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则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维学如此者，则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以秩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虽经籍亦有规矩对中西语言对比研究，甲午战争之失利使其感触颇深，他意识到只翻译外国之科技著作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清朝士大夫保守思想，于是上书清廷《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后收入《适可斋记言》。
    他痛陈帝国主义之祸和中国士大夫保守思想之弊端，不喑西文，不知西方国家的实情，因而备受欺凌。
    他指出:“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与，”语云:“知彼知已，百战百战，战胜于疆场则然，战胜于庙堂亦何不独不然。”
    马建忠认为急需翻译之书分为三类:一类为“合国之时政”，如中“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信使公会之议”;一类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生财、交邻诸大端必须者，”“择其善者译之”;一类为“外洋学馆应读之收”，如“万国史乘，历代兴废政教相涉之源，又算法、几何、八线、重学、热、光、声、电，与夫飞、潜、动、植、金石之学，性格理，格致之书，皆择其代尤要而可资讨论者，列为逐日课程，一二年后，即派诸生更译，附句极印送，以资观览。”
    此外他还强调书院必须以教、学、译出书相结合。
    由此可见，马氏对翻译取材光源已经由对“器”、“技”、“末”的强调上升到对西方政治、思想之相关之的分析，各个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是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
    论文中马氏总结了当时译事之失“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保，未窥门径;??”提出了人的翻译标准，即“善译”。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
    陈福康这段话显示了马氏对翻译过程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要做到善译，首先译者必须在投入自己的工作，熟知两国文字，考察文字字源，并对原文文字、字义、句法、音调、文体等进行深入研究;在理解基础上将原文内化为自己的东西，从语气、神情、意旨、三个方面对照原文转换成译文。
    他的翻译标准比严复的三字标准更为具体，操作性也很强。
    而另一位维新思想的译者是王韬，他对翻译的贡献一方面是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格翻译四书五经，另一方面，他还编译一些宗教作品以及战争作品，如《普法战争》。
    需要说明，王韬原名利客，又名潮，字兰卿，后改名韬，仲，自号天南遁叟，江苏常州人，1894年到上海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工作。
    1865年英国新格传教士理雅格来到香港，任英华书院院长，王韬因逃往香港，因此得以和理雅格合作并从事翻译中国经典。
    1867年随理氏到英国讲学，1870年返港，先后与友人黄平甫合办《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评论洋务主张变法。
    晚年在傅兰雅办的格致书院任职，除了专注经典翻译《新约》、《旧约》、《格致西学》、《法志》、《俄志》、《美志》、《西事》、《普法战记》，首次向中国介绍法国和德国诗歌。
    并且随着外国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工作，他们在中国开办印书馆和翻译机构，比较有名的有麦都思开办的墨海书馆，出版宗教书籍，尤其是《圣经》的翻译)、英国传教士韦廉、美国传教士林乐如、慕维廉创办的广学会。
    关于早年战争前教会机构的翻译活动，严复《译书略论》曾这样总结:“咸丰己末(1859年)，所译之书:天文、算学、译书之人:伟烈亚力、李善兰等。译书之地:上海墨书院(馆)。译书宗旨:显其独得之学。译书之经费:教会。”
    “光绪初年，所译之书:算学、气质学、历史、译书之人:艾约瑟、花之安等。译书之地:上海益智会。译书之宗旨:传路德教(基督教)。译书经费:都会”
    “光绪十年。所译之书:宗教、格致、史事、政治中。译书之人:李提摩太等。译书之地:上海广学会。译学之宗旨:传路德教。译书之经费:教会。”
    “光绪元年，所译之书:医学，译书之人:嘉约翰、尹端模等。译书之地:香港(广州)博济医院。译书之宗旨:传产路传教，。译书之经费:教会”
    由此论可见，在华外国传教机构的译书要盖各种学科，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
    第四、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翻译文学社会思想作品及文学作品的翻译，西学输入的第三次高潮)。
    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于日本并签订《马关条约》。
    从此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当机完全对清政府失去信心，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高举“救亡国存”的大旗，登上政治舞台。
    他们呼吁变法，新政，要求清政府接受君主立宪方案，由此蕴酿了一场震动清廷的“戊戌变法运动”
    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洋务运动之后，具有维新思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与洋务派官僚思想逐渐对立，并最终分离出来，成为康、梁的思想先锋。
    这批知识分子大都到海外游历，精通外语，了解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富国强兵的秘决。
    他们联合起来，上书清庭进行变法，走一次“明治维新”的道路。
    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康有为、梁启超等非常重视翻译，不但要译西方的，还要大量翻译日本书。
    这一时期的翻译史特别显示了翻译的政治作用，并且对中国思想、文艺界的更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儒学逐渐弱，西方新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卢梭的民权沦的译介给中国思想界带来变化。
    体裁和形式来看，本期翻译呈以下几具特点:翻译的内容从科学转变，从追求科技进步到思想革命;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翻译的兴趣，显示了文艺作品的怡情益智的社会功能;翻译内容包括经济、法律、哲学、进化论、政治、逻辑学、文学等等，而且着重于新民德开民智移民风;翻译语体由古文文体向白话文体转变;翻译过程主要由国人完成，而且从事翻译的多位文人儒士，翻译没在从政背景形式包括合译，独立翻译，节选、编译等多种形式并存，而且译者多借翻译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对时局发表评论，对译文形式操纵比较明显。
    苏曼殊的译文，林纾的译文序言、严复译文使用古文文体，加按语等等，翻译的宗旨为救国。
    比如严复在《原强》中阐明:“是以今昌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办;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翻译引发的社会变革已由一场政治革命演变成一次文学革命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
    龚书锋主编的《近代文化概论》中指出:“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
    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了，康有为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习儒学，鄙视程朱理学，爱好陆(象山)王(阳明)之学。
    1879年游香港，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1882年到上海研读各种西学译著，深受启发，并萌生变法救国的爱国热情。
    1888年10月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推广西学，实行新政，但受到保守派阻绕没有成功，但从此康氏成为维新思想人士的领袖。
    随后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力量。
    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给了康有为革命的热情。
    当时他利用参加会试的机会，让学生梁启超号召全国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帝，要求拒绝签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台。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
    在这封奏呈中，康氏系统闻名了他的变化纲领，并建议国家成立“使才馆”，培养通晓各国文字、风俗约章的外交人才，使其到外国游历，或作为公使或领事随员，以改变“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的局面。
    同年8月，他又与文延式，陈炽等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翻译国外的科技书籍。
    同时还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等报刊，翻译国外情报和资料。
    1895年11月康氏又在上海发起“上海强学会”，提倡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务院。
    在康氏看来，译印图书为学习西法第一要务，而且他还主张译书要先后缓急，先译与思想有关的政治法律及各种学术之书，其次才是洋务派强调的兵工技艺、声、光、电、化等书。
    他在上海《强学会章程》写到：道莫患于塞，莫善于通，互市者，通商以济有无;互译者，通士以广问学。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从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曾文正公开制造局，以译书为根，得其本也。”
    此后到了1898年1月，康氏自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强调通过日本、俄国学习西方，就近翻译日本大书籍对我国变法的有利性和重要性:若因日本译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之，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
    此外，康氏还通过“万木草堂”讲学，创办《万国公报》等不断接触西学，在严复译《天演论》之前最早接触到进化论思想和卢梭的“民权”论，对于以后中国思想界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而和康有为齐名的，就是梁启超了，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维新派的另一位首脑人物。
    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也是近代文学史和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学问大家。
    在1889年时，梁氏离开广州到北京考试，落选后回途经上海购得《灜环志略》一书，以及上海江甫局所译西书，从此开始接触西学。
    到了1890年，从学于康有为，从此他开始踏上变法维新，新学救国的政法文化历程。
    6年后梁氏著文指出，1890年是他生活中一个分界线，“启超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
    此后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梁氏颇受触动，他积极投身于老师康有为发起的维新运动。
    到了1895年他参加了“公车上书”，后又参与康氏的“强学会”;1896年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并任主笔。
    梁氏的维新思想第一方面受康氏影响，政治上是保守派，要求“君主立宪”，受西学的“进化论”和“民权”论影响，重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强调“兴民权”、“开民智”注意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他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以及白话文体都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
    梁氏认为翻译西书是教育国民广开才智的最重要途径。
    所以1896年他在《西学书目表》一书中，收集鸦片战争后到1896年的译著共341种，他将书目分为三类:一、日学，二、日政，三、日教(指宗教)，另附以杂类。
    同时还在其中写到:“国有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起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
    后面又到1896年6月，他在为刑部侍郎李端棻起草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折》中写到:“兵法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由此可见，梁氏的译书策略已由以往对“器”、“末”、“技”的追求上升到对“道”、“本”、“艺”的强调，译书首先要重政事，能救国家之危机，其次要新，通过翻译了解西方最近的科技发展趋势，1897年，梁氏又在《变法通议》中专设一章《论译书》，专谈翻译事宜。
    他首先陈述了时局之危难，以往译西书不足，并引用马建忠关于当时翻译界的弊病论述，进而指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梁氏认为“西人之所强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各种学科书籍都需要翻译，而翻译应“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而“同一门类的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看，或择其后出者”关于译名问题，他指出:“译书有二蔽:一曰循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循西文而梗华读(异化)......”梁氏认为翻译应以传义(归化)为主，而不应拘泥于原文的结构，为传其义，可以灵活而为之，即“灵活的忠信”。
    关于译才的培养，他支持马建忠的提议，提出“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
    “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方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之。”
    他还强调翻译日本书，学习日文的重要性:“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彼翻译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以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
    1897年秋，梁氏在上海集资自办“大同译书局”。
    10月16日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到:“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
    “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避难于日本，他又兴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东亚学术，强调翻译日书的重要性，从此后，梁启超与严复、黄遵宪、欧渠甲等人，通过翻译广泛而通俗地介绍和引进了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