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除了上述这些外，清代的科举制度仍旧按照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扩充了取录的名额，还颁布了纳制度。
    并且在康熙十七年又开设博学宏词科，用以罗致“名士”，取录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职。
    在施行羁縻政策的同时，又严禁文人结社，并大兴文字狱，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
    同时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于经历了明代覆灭的重大变动，文人多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
    例如杨风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
    也正是因此，所以自顺治九年以后，清朝政府便不断有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
    到了雍正三年更是定例究查，而且文字狱也比历代增多，像是康熙二年的“明史案”，除庄廷钝先死，“焚其骨”外，“所杀七十余人”，受株连的近二百人，以社集中文人为最多。
    此外，如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时汪景祺之狱，吕留良，曾静之狱等，实行残酷镇压，这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清初文化思想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以巩固其思想统治。
    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很受宠幸。
    明清之际，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出现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亲身经
    历了明代的覆亡，亲眼看到了明末社会种种腐朽黑暗，参加了抗清的军事斗争。
    他们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长期观察和分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产生了进步的民主思想。
    他们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对封建社会本身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批判，有的针对封建统治，特别是针对明朝统治的积弊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或补偏救弊的改良方法。
    如黄宗羲大胆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认为“自秦汉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他们还提出了均田的主张，黄宗羲主张把全国耕地先“每户授田五十亩”，“余田??以听富民之所占”，同时按土质分别“田土之等第”，地税均“以十一为则”。
    王夫之在《噩梦》里更进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畴”，这可以说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其次是对民族压迫的和批判。
    还有顾炎武对于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别注意，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以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
    他所说的“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沦亡。他认为保国是君臣和有职守的人的责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在时代的刺激下，他们反对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主张，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达到唤醒人心，复兴民族的目的。
    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黄宗羲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这就开始转变了明末空疏的学风。
    稍后，阎若璩、胡渭等立汉学旗帜，攻击宋学。
    这些对于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诗文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
    清初的进步作家，民族意识强烈，对现实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明遗民以诗文著名者如顾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也多有反映。
    另外，屈节降清的吴伟业，在他的诗里也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变乱，艺术性较高。
    王士祯是康熙时期的诗坛主将，他论诗以“神韵”为主，创作力求“超脱”。
    这种诗风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脱离现实。清初词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拟多于创造，如陈维崧的模仿苏、辛，朱彝尊的宗法姜，张。
    纳兰性德虽有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贵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内容同样贫乏。
    戏曲方面，在苏州地区产生了以李玉为代表的一派作家，对明末清初动乱的现实有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体写作的《清忠谱》对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为深刻。
    康熙时期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继承了明代传奇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抒写了国家“兴亡之感”，代表了当时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
    李渔的戏曲理论，联系舞台实际，并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小说方面，陈忱的《水浒后传》描写梁山英雄们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的再度起义，并突出了南宋时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加以发展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毒害，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并且在乾隆时期，是清朝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顶点，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的时期。
    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适应贵族、大地主，大商人享乐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业也活跃起来，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当时窑业，印刷业，制盐业，纺织业、矿业等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可观。
    景德镇的窑业工人就将近二十万，广州有一个制茶工场，男女童工达五百人，还开始部分地使用机器。
    在这个过程中，东南沿海一带一度被摧残了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开始发展起来。
    但可惜的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很多地区义表现得不够明显。
    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阻碍，它的成长过程是很缓慢曲折的。
    所以那时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封建地主阶级的扩人兼并，使土地高度集中，不只皇室、贵族、官僚都聚集了巨额的财富，大商号、当铺、票号、银号、盐庄，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惊人的财富。
    其结果便是土地愈集中，农民愈贫困，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趋腐败，贪污成风，当时毕沅为两湖总督，福宁为巡抚，陈淮为藩司，三人朋比为奸。
    人们说：“毕沅象蝙蝠，身不动摇，专吸过往虫蚁；福象虎狼，不顾入畜，—概吞噬；陈象老鼠，钻穴蚀物，使人不防。”
    嘉庆初年，查抄前军机大臣和珅的家私，估银约十亿两，超过乾隆年检所耗军费时十倍。
    包括八旗兵丁既不操练，又不事生产，成为社会上的寄生阶级，整个统治集团生活奢靡，日趋溃烂。
    阶级矛盾利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连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如嘉庆元年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活动地区包括川、陕、楚、豫、甘五省。
    苗民起义比白莲教起义早一年，起义先后达十二年之久；嘉庆十八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
    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此后的道光年间，英国殖民势力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频繁，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更加枯竭。
    特别是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序幕，使中国逐步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
    乾隆时期，统治者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
    文字狱案经常发生，据一种不完全的档案材料《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三年，前后四十八年之间，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案发生，杀人焚书，成为平常的事情。
    但是乾隆牢笼文士的手段也超过前期，乾隆三十六年仿康熙的办法，再开“博学宏词科”，被举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实际到京参加考试的有二百二十人。
    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不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人才”，而且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和其他书籍，企图消灭汉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
    结果在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的八年间，被销毁，抽毁和横遭篡改的图书不计其数。
    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种浩大的图书集中的工作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贡献。
    而且在乾嘉时期，考据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乾嘉学派在文禁森严的条件下，逐渐放弃了顾炎武等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
    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风是“博学”、“好古”，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徵不信”。
    他们考据的目的是为了通经，由于他们只是依据汉儒的意见，特别是以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作尺度，所以他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寻求客观规律是很不相同的。
    虽然他们在整理古代学术文化方面有较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冥心追古，脱离现实，淹没于烦琐考证之中，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者粉饰承平。
    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对政治比较关心，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里，表现了他的进步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提出了“通情”、“致用”两种主张，以反对程朱理学的观点。
    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
    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响不大，仍是以训诂大师闻名于世。
    初期考据学者标榜汉学，以与渊源宋代的程朱理学立异，后来更多调和汉宋之论。
    他泊进一步总结前人在学术、文学上的成就，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眼务。
    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文学创作中的复古主义倾向更为严重，只有长篇小说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同时在清中叶的诗歌领域中，王士祯的“神韵”说的影响仍然很大。
    他主张“温柔敦厚”的沈德潜，更是典型的台阁体诗人；稍后，翁方纲的“肌理”说，表现了考据学对诗歌的影响。
    只有袁枚的反对复古，主张性灵的理论，继承了明末公安派的传统而有所发展，他的“性灵”说不象公安派那样玄虚抽象，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当时比较有进步意义。
    郑燮的诗歌不仅能突破复古主义的束缚，而且写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
    桐城派方苞，刘大樾，姚鼐等的古文理论和创作，一直影响到清末的文坛。
    由于学者多读古书，多记古事，这时还出现了骈文“复兴”的局面，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个对立的文派，汪中在这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杂剧、传奇方面，由于作者的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片面追求格律和词采，他们的作品就只能成为文人案头之物。
    只有蒋士铨、杨潮观成绩比较可观。
    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戏，从明代发展起来的弹词、鼓词在这时普遍流行，作品数量很多。其中有些著名的作品，如《义妖传》表现了反封建，追求爱情的精神。
    《再生缘》歌颂了妇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丽君的形象；《天雨花》描写了明末朝政的混乱和阉党的专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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