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狡兔三窟”，才能“高枕无忧”。

    这在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博弈上尤其如此。

    朱平槿在抛出大将贺有义实施南向战略之时，从来也没有放弃东面的长江。

    去年秋末冬初，蜀地刚刚送走了一个难得的丰收季节。

    刚得到朝廷正式诏命管蜀王府事的朱平槿，急不可耐地利用钦差黄锦赴南京就任的机会，把自己广赡仓里的十万石存粮交由舅舅邱子贡运到江南发卖。

    卖粮赈灾，赚银子拢人心当然是正事。但朱平槿此举的真正意义，还是借着卖粮的机会，在长江这条大明朝的政治经济走廊上为自己打个广告，混个脸熟。

    上有所好，下必趋焉。果然，事情很快出来了。

    邱子贡在安庆府发现大量的流民，立即敏锐地意识到这笔庞大的人力资源对正在崛起的蜀王府是个难得的战略机遇。

    在请求朱平槿敞开大门接纳流民的同时，邱之贡向朱平槿明确建议：划江而治。

    划江而治，历朝历代的传统举措便是“守江必守淮，安蜀必安汉”。朱平槿据此做出了批示，并转给了若干心腹大臣传阅，借以窥探人心。

    此后，随着百万荆楚流民的大举入川，随着川北战局的节节胜利，随着蜀藩宗室朱至瀚在楚地周游六国，尤其是在荆州的辽王府、蕲州的荆王府和澧州的华阳王府取得丰硕的外交成果，护国军的力量便不失时机地开始向夷陵、澧州和武昌三个地方渗透。

    到如今，夷陵和澧州已各有一个四营制的架子团：护国军第九和第十团。对外则称保安团掩人耳目。

    入川南道所经过的容美土司与施州卫的地界上，有一只规模数千余人，汉夷共管的保安总队。

    湖广省会、楚王藩城武昌府，还有林言所率的军官相亲代表队。

    向东沿长江布局的战略思路，可以换一种称呼，即“长江战略”。

    长江战略的迅速推进，除了朱平槿自身的功劳外，更大的推动力来自于内部各方面力量的合力：

    以内江王、石泉老王为首的蜀藩宗室，希望朱平槿拿下南京，就此赢得正位大统的绝对资格。他们也好随之跳级，来个鸡犬升天；

    以廖大亨为首的四川官员，希望夺占湖广南直，为自己的仕途和前程赢得更广阔的空间；

    以洪其惠为首的雅州系干部和商人，希望打通长江，使四川的茶叶和藏地的马匹行销南中国，使江浙的布匹、江西的瓷器能够卖到世界屋脊。

    但是，所有这些人的力量加起来都不如一个人的力量大。

    此人便是朱平槿的老婆罗雨虹。

    罗雨虹尝到了在湖广南直办钱庄发银钞的甜头，再加上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所以坚定不移地要求朱平槿把长江沿线的大城市给她打下来。

    朱平槿知道，他老婆甚至利用刘红婷太仓人的身份，制定了一个绝密计划，那就是趁着现在上海的地价便宜，大肆收购黄浦江东、西两岸的土地，最好来个清仓大扫荡。

    一旦朱平槿占领江浙，立即将上海划为特别市。继而利用上海牵领长江经济带，面向海外市场的独特地理优势，给政策，给优惠，用她神奇的鹅毛笔，在中国的东海边再画一个圈！

    刘红婷被老婆三番五次大力推荐，最后得偿所愿地派回南直隶，十有八九便带有这个秘密的使命。至于刘红婷出川时带走了多少银钞，连朱平槿也不知道！

    长江战略与南向战略相比较，长江战略毫无异义地后来者居上，远远跑在了前面。

    眼看大势已成，于是又有人急了，忙着出来说怪话搞破坏。为首的人，便是蜀王府的总理郑安民和王府首席大将宋振宗。

    宋振宗本是陕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人，从秦地一路打仗兼逃难来到了四川；

    郑安民本是广东广州府人，却长年在陕西为官，直到他被发配蜀王府。

    或许是两人的共同经历，亦或许是两人营私结党，在蜀王府今后的发展方向上，他俩不约而同地主张向北发展，与汉中府人田骞一起成为北进派（马派）的三名中坚人物。

    三人声音虽大，理由也还充分，但因为都有秦地背景，有为自身利益呐喊的嫌疑。朱平槿长期以来置若罔闻，坚决不表态。

    然而最近的情况不同了。

    北进的呼声不仅连日高涨，而且已经有人大胆地付之于行动。

    这些北进派的新人，显而易见，就是最近刚刚改编为护国军的川北镇官军。

    有了川北镇官军的助威呐喊，朱平槿这位蜀世子再也不能装聋作哑。

    因为，表达诉求的主体是军队，是拥有武装的军事团体！

    ……

    川北镇，因为其主要的戍守地区而被命名。

    为了防备北来的闯贼和巴山里的土暴子，川北成为了四川的主要作战方向，所以川北镇几乎囊括了四川官军的主要机动兵力。

    改编和消化川北镇，是朱平槿处心积虑的目标。

    借助王朝阳兵变的事实，借助巴山之战的辉煌胜利，借助四川巡抚廖大亨和川北将领刘镇藩、丁显爵等人的屈身投靠，朱平槿以强大的军力相威胁，也以优厚的待遇相拉拢，终于在保宁会议上通过了四川整军的决定。

    川北镇主力刘镇藩、丁显爵、朱化龙、龙辅皇、王祥、杨展、侯天锡、邓若禹所部以及甘良臣、张奏凯、涂龙等人的余部，利州卫、松潘卫、茂州卫、保宁所、青川所、叠溪所、小河所等卫所戍守军士，均被改编为护国军。其中团级单位有四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以及实力相当于三个野战团的茂威、松潘、利州、龙安守备团和白水关守备营。

    川北剿匪战役的大获全胜，既让这些川北旧将开始谋划自身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让他们手下的将士开始找寻新的利益所在。

    在这种大背景下，川北镇把眼睛盯向了北方，盯向了陕西的汉中与陇南。

    军队，并非一部任由上位者摆布的杀人机器。它是由千千万正常人所形成的武装团体，而正常人一定会有自己的私利。

    千千万个拥有私利的单一个体集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组织。

    那么这千千万个单一个体是如何形成统一的利益联盟，而不是千千万个水分子做无规则的布朗运动？这与军队的建军历史、组织体制和利益形成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历史上的鞑子军队，一旦入城就会变得凶狠无比。

    为什么？

    因为鞑

    子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将军的宦囊私财、士兵的吃穿用度，都来自于战场的缴获与抢掠。来自城内的任何抵抗，都会被视为对他们抢劫的妨碍；

    比如历史上装备低劣搞笑，打仗形同儿戏的川军，外来军队一旦靠近四川腹地，就会遭到他们一波波凶狠的反击。

    中央红军在土城、四方面军在百丈关，都吃了川军很大的苦头。

    中央红军在土城失败，被迫四渡赤水；四方面军百丈关战役失败，只得二过草地。

    川军战斗力忽高忽低的真实原因，其实很简单：

    川军内部实行防区制，大军阀大防区，小军阀小防区，大小防区层层相扣，形同封建。

    川军上下吃喝拉撒睡及所有的给养，都来自于他们的防区。在他们看来，任何人，无论是红军还是中央军，想要占领他们的防区，就是要和他们抢地盘，夺走他们的饭碗！

    正因为如此，川北镇长期以来以屯养军的历史，父死子替的世兵制，将主与家丁的主仆关系，让川北镇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所谓“将门”。

    川北将门以拥有的土地为生存根基，以军队的战斗力为发展空间，以相互间的联姻为联系纽带，最终形成了具有大明特色的军事体系。

    在这个军事体系中，利益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处理不当，王朝阳兵变就是前车之鉴！

    D校高材生朱平槿熟悉近代史和D史，清楚带兵是一名管理者面临最大的挑战。

    朱平槿不像朝廷里部分头脑简单的文臣，天真地以为可以用尚方剑和王命旗牌随意指挥军队。

    他在创建护国军时，就已经刻意地将军队个体的诉求将自己的抱负结合在了一起，并从组织上、思想上加以体系化、普遍化，所以才能完全掌控军队，如臂使指地指挥军队。

    但是川北官军的新近整编，再次给朱平槿出了道难题。

    川北官军的诉求，马乾已经很详细地带了回来：他们要土地，他们要吃饭，他们还想在自己的官位上和军队的规模上再上一个台阶！他们的眼睛，早就盯住了他们最熟悉的北方——秦陇。在那里，有他们多年来的敌手，也有他们梦迷以求的土地和财富。

    侯良柱大败奢安，战功要抢，土地也要争。他毫不犹豫地在临近战场的叙永为自己的家族圈占土地，豢养家丁。正是这些家丁，成了他儿子侯天锡东山再起的本钱。

    徐明蛟占领棋盘关与丁显爵无旨入陕，看着脚下的汉中平原直流哈喇子，毫无疑问也是这种诉求的直接体现。

    如果作为他们统帅的朱平槿直接忽视他们的诉求，那么川北镇就会与朱平槿离心离德。就可能使刚刚完成的整编，变成一场有名无实的闹剧。

    但任由川北镇胡来，不仅会导致蜀系干部的思想混乱，也会给朱平槿整体战略的规划和实施造成不小的麻烦。

    因此，这一次朱平槿决策蜀王府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要从战略利益的角度考量，也必须从老婆、宗室、官员、军队和商人利益诉求的角度考量。

    多角度的综合考量带来了决策的高度复杂性，夹缝里求生存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决策的高度敏感性。

    这便是朱平槿在粽子节不休息，反而忙着召见嫡系干部中的坚定北进派郑安民和宋振宗的原因。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