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三大神器当然是救明的关键法宝,但其实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搞到种子就够了吗?
高务实前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曾听党校老师粗粗地讲过一下三大高产农作物在中国的推广,听完之后,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三大农作物能够很快的在中华大地上全面铺开。
这个理由要说明白,得从这三大农作物的引进说起。玉米何时被引入中国,后世观点不一。有观点认为,玉米早在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之前就已经被引入了。当然,主流观点是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之后才传入的。
然而,具体的时间点还是有分歧。有1500年、1531年、1560年、1572年等多种说法,其流通渠道的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经过西北(西班牙麦加中亚细亚西北)、西南(西班牙印度、缅甸西南)、东南海路(西班牙菲律宾中国商人东南沿海地区)三大观点及三大观点的组合。
高务实当时是去进修经济课程,对此研究不深或者干脆说根本没有研究,其实就是听老师提了这么一嘴,所以他也没法判断到底哪一条才是真的。不过单从感觉上来说,他觉得海路似乎可能性更大,只是这玩意光靠“感觉”可没用。
反正,玉米直到鞑清前期,虽然全国各地都已经有了种植,但是并不普及,这一点是肯定的。真正被大规模推广时间是在乾隆、嘉庆年间,因为人口大规模增长的压力下,鞑清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推广。相对来说,南方早于北方普遍种植,北方甚至到了清末、民国初年才开始大规模推广。
那么,番薯呢?以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在汉晋时期就已经有了番薯。但农业史普遍不认可这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汉晋时期发现的是甘薯,也就是山药。真正的番薯引入中国的时间,最早认为洪武二十年(1387年)引入,但同意的人也很少,主流观点还是认为万历年间中国才引入了此物种。
番薯到了明末,在福建、广东有大规模种植,江苏、浙江有少量种植,也就是说在鞑清前期之前,番薯只在长江以南地区广泛种植。乾隆时期因为人口压力,除了边疆地区和甘肃(包括现在宁夏在内)等外,才开始了全国性种植。于是到了嘉靖、道光时期,番薯成为主粮之一。
再说马铃薯。此物引入中国时间最早应该也是万历年间,但因为证据比较模糊,学术界公认的是清初,具体时间是台湾省在1650年的种植记录。而其最晚的引入时间记载,是晋商通过俄罗斯经商从哈萨克传入,也有人认为“回回山药”也即马铃薯是回族同胞从西北引入的。
可是,因马铃薯的属种的退化问题,经过多次、各种途径引入,同样是到了乾隆时期,才获得大规模推广。
也正是因为这三大神器都是经过多年发酵,到了乾隆时期才发的威,所以虏酋乾隆明明是个败家子,却居然能混成某些人口中的圣君,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反过来看,引入三大神器的明末也是够倒霉,没扛到三大神器认主就先一命呜呼了。
正因为知道这些情况,明白新物种推广不易,甭管是因为属种退化还是老百姓需要接受时间,反正这事儿肯定不是三年五载能办成的,因此高务实也只能一边派人搜集种子,一边另想它法缓解北方灾情引发的动荡。
能有什么办法呢?无非是南粮北调。因为哪怕就是小冰河期最严重的时段,南方受到的影响也不大,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减产。
但南粮北调可不是容易的事,朝廷为了南粮北调,每年花那么大工夫维护运河、管控漕运,最后还是不得不另开海运,而哪怕开了海运,到现在也只是维持局面——当然,这个局面比历史同期要好一些。
这么一看,朝廷可没有余力继续南粮北调了啊,要加大这个“调”的力度,需要搞定的方方面面可是太多了。比如这些漕粮,虽然南直隶已经几乎全面普及了一条鞭法,改交粮为交银,但拿着银子可以买粮,而南方粮价低于北方,即便加上运输消耗和花费,也比在北方买粮划算。
这还是单从经济效益来看,如果换个角度,这笔钱直接押解进京,在北方买粮,那北方就更缺粮了!所以漕运海运的南粮北调绝不能动摇,不仅不能动摇,可以的话甚至还要加强。
然而这是不够的!这些粮食主要作用不过是供应京畿,京畿之外的地区可享受不到多少好处,一旦大规模天灾爆发,该缺粮仍然要缺,朝廷不会有那个余力去广泛赈灾的,了不起给个别受灾严重的地区“免赋三年”之类的待遇,别的就只能大眼瞪小眼了。
而且,目前漕粮大半是从南直隶一代往北送,但实际上南直隶的粮价也不算特别便宜。因为所谓南直隶就是后世的苏南、皖南一代,这片区域虽然土地好,但由于是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纺织业十分发达,所以很多的土地其实都没有用来种粮食,而是去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了,所以继续从南直隶这一片搞南粮北调是很困难也很不划算的。
现在真正能够提供余粮支持北方的,只有湖广和四川。
但是四川的地形谁都知道,从四川盆地运粮出川到北方,那可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差不多就是诸葛亮北伐的难度。就算舍得大本钱强行去运,效率也肯定是惨不忍睹,哪怕放宽裕了想,也顶多能支援陕西一些了罢了。
所以主要目光只能放在湖广。
高务实的这个思路,可不光是因为他知道“湖广熟,天下足”,而是有实际数据做支撑的,这个数据就来自于高拱在万历朝这六年的清丈田亩工作。
高拱的清丈田亩与历史上的张居正清丈田亩得到的数据大致类似。本次清丈其实是自“洪武清丈”之后,大明朝廷第二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耕地普查。在这次清丈后,朝廷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较明初的《赋役黄册》更加完备,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土地清丈比较彻底。这次不止百姓的土地,宗室、亲王的占地也被重新丈量,高拱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令是:“丈国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由于此前就先给了地方官“考课法”强大的政治压力,最终保证了土地清丈的顺利实施,一共清理出1.55亿亩的瞒报土地。
其次是统一了亩制。原先北方存在“大、小亩”现象,这次高拱借“土地清丈”统一了全国的亩制,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统一亩制”减少了税粮征收的麻烦,基本杜绝了底层官员利用“大小亩”牟利的漏洞。
再次则是简化了赋税征收规则。土地清丈后,朝廷将土地分成三等:上等水源肥田、中等瘠薄田、下等无水高田。交税的时候,无论官田还是民田,规则一样,上等田1亩实为1亩、中等田以1.5亩折为1亩、下等田以2亩折为1亩。
这次清丈后,两京、十三布政司的耕地总面积为7.58亿亩,较洪武14年第一次土地清丈增加了3.91亿亩。而从结果看,湖广、山东、四川的土地瞒报最为严重,分别清查出5519万亩、3658万亩、2645万亩的耕地。
根据这个数据,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摆出来了:湖广的粮食一定是充足的!
但问题在于,这并不代表湖广的粮食是凭空多在市面上了,而是多在掌握田地的官绅地主、勋臣王室手中,朝廷现在不过是能在这里头多征收一点税罢了,真正要想做到湖广支援中原,关键问题在于怎么把这些人手里的粮食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