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一年的六七月，可谓是颇不安宁。
    先是内阁的阁议对于建设禁卫军堡一事争论不下，最后交给皇帝宸断，而一连两天过去，这道奏疏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朱批。若说是被留中了，却也不像，好像只是单纯地被暂时搁置起来，不知道皇帝在权衡什么。
    紧接着是蓟辽总督周咏上疏，认为建州努尔哈赤近来十分活跃，对辽东边防造成一定的压力，题请将蓟镇古北路游击戚金及所部调至辽东东部驻守任职。
    兵部就这道奏疏进行了部覆，对该边臣加强辽东边防的提议表示赞赏，并进一步提出可以让戚金转任沈阳游击。
    这道疏文及部覆得到的朱批就很快，皇帝第二天就表示了同意，并因为戚金的转任会引起辽东东部边防的要职出现连锁变化，于是要求兵部将整个辽东东部的调动做一个汇总报告。
    这种举动不是很常见，但足以说明现在皇帝很关心的辽东的军务，其中原因大伙儿都是明白的，这是在为西怀东制的最后“东制”做准备。
    兵部奉旨，立刻召开了堂上官部议——也就是尚书和四位侍郎开会。
    开会的过程不必详述，总之最后呈递给吴阁老审阅的部议是这样安排的：
    辽东副总兵曹簠位置不变；分守海盖右参将马栋；分守开原参将麻承恩；沈阳游击戚金；铁岭游击曹简(曹簠之弟)；新设金复游击将军，张万邦任之。
    至此，李成梁在辽东东部地区唯一还掌握着的重要职务，就只剩一个宽甸参将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毕竟总兵官还是他，而且李成梁的主力早已集中在辽西地区。
    这道部议吴兑没有做任何改动，直接拿给申时行过目，申时行思考了一会儿，也没做出什么改动就直接呈了上去。
    申时行之所以没有表示反对，是因为他觉得只要辽西在李成梁手里就没问题了，毕竟一旦发起对图们汗的大战，肯定是从辽西出兵，而不可能是辽东。
    辽东顶多也就是打个下手，这无所谓，总不能自己把肉吃了，还一点汤都不给人家留下，那可搞不定——兵部怎么说也是掌握在实学派手里的，要是惹急了他们，说不定大家都吃不成。
    皇帝收到兵部奏疏，很快批示同意。紧接着出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意外：辛丑日，太白星白日可见。
    高务实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即便在如今的大明政坛也一贯以不认同天人感应说而著名，他对这种现象当然从来不当回事。不过他不关心，总还是有很多人关心，比如申时行便就此发表了一通看法。
    具体怎么说的也不重要，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皇帝派他与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秉笔太监张诚覆阅天寿山所择寿宫——虽说朱翊钧还年轻得很，但历来都是这样的规矩，再年轻也要提前勘察将来自己在冥间的寿宫。朱翊钧的寿宫之前几年就已经勘察定了，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始修而已。
    这一来，申时行这位首辅便暂时离京了。
    天寿山并不远，像这次这样的查看寿宫一般来说也不算什么要紧事，只要没出现太大的意外，回来基本都会说一切安好，前前后后顶多花个五天时间。如果申时行很着急的话，甚至三天就能跑个来回。
    但不管是三天还是五天，这个时间都够了——申时行前脚刚刚离京，次日皇帝就宣高务实进宫“平台召对”。
    所谓平台召对，基本上相当于国情咨议，也就是皇帝咨询大臣某些政务，通常来说以问询地方封疆大吏，召对政务为主，个别时候也会问询朝中要员。
    此处所谓的“平台”当然是有特指的。建极殿居中向后，高居三躔白玉石栏杆之上与乾清门相对者，云台门也，两旁向后者，东曰后左门，西曰后右门，即云台左右门，亦名“平台”。
    凡召对阁臣等官，或于平台，即后左门也。当时的规矩是，群臣(或某臣)肃立，皇帝坐在那里，遇到问题就点官员的名，官员上前跪在那里答话，遇到皇帝允准了，也可以站在那里说，是为平台召对。
    以前皇帝找高务实说事，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宣到文华殿的，这种召见相对来说要显得寻常、亲切很多，当然也可以说是不那么正规。
    而平台召对相对于这种文华殿宣召而言，就正规很多了，一般来说，是在有重大国务需要严肃询问的时候才会发生。
    这就奇了怪了，建个大军营也算重大国务了？哪怕这个军营是堡垒化的，投资规模比较大，但这个“大”也只是个相对概念——对于大明的财政水平来说，建这样一个超大型棱堡外加各种住房、仓库等综合性军营，压力不小。
    然而事实上，根据高务实的初步计算，单纯只说建筑项目上的花费，也就是“总营建费”其实绝对值并不大：大概七八万两而已。
    这……还不如建一艘大海船的花费，怎么就够得上重大国务了？
    高务实是怀着疑问进宫的，直到参见了皇帝，他才知道朱翊钧要问的并不只是建京北大营的事。
    朱翊钧问的是，太祖‘养兵百万，不废百姓一粒米’，为何到了现在，天下开支近七成都花到了军队之上？
    他同时还问，如果说花了这么多钱，军队异常强大那也还罢了，偏偏真正的善战之军少之又少，倘若各军主将不带家丁，几乎大多数军队毫无战斗力，为何？
    这个问题高务实自信是能够回答的，只是他奇怪的是为何朱翊钧突然之间就冒出这个疑惑来了。
    更关键的是，这件事和上次申时行表示反对现在开建京北大营禁卫军堡有关系吗？是不是申时行对皇帝说了什么话，才让皇帝把拿到奏疏中的提议暂时搁置起来了？
    当然，疑惑归疑惑，皇帝的问题还是要先回答，毕竟是“平台召对”么。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历史根源的，而且追溯来看，并不是只从朱元璋说起就行。
    晚唐以后，尤其是南宋后期正规军的地位就已经不断下降，而辅助兵则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所谓辅助兵，即在军队建制或地位上较诸正规军或主要战斗兵低下，居于次要地位，或者是游离于正规军编制之外，却又有一定官方合法色彩的武装力量——比如岳家军，又比如当下的武装家丁。
    究其原因，是由于自北宋以来，社会上重文轻武，中枢裁抑军队，导致军人地位下降。相应的士兵待遇也不断下降，因为军户不允许从事副业，军官则把吃空额当作收入来源，无疑使得正规军的战斗力大为下降。
    原来在隋唐时期地位较高的军人，现在不仅成为处于农民之下的阶层，甚至还成为不务正业的反面形象。军人地位的不断下降，导致正规军的士气日益低落，军队成分日益繁杂而不堪大用。
    明代的卫所兵制在初建之时，算是解决了后勤给养的问题，使得财政负担减轻，其特点是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屯田成为各级军队指挥官的重要职责之一，依当时规定，边地卫所的守屯比例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这样做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
    太祖朱元璋曾以此自豪宣称：“朕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钱”。然而事实上，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程度、却因为大量的屯垦任务而日渐削弱。
    之所以朱元璋时期乃至朱棣时期的军队依旧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那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军功勋贵集团还比较强势，而且国家周边并不宁静，时不时就有“实战锻炼”的机会，所以当时的军队靠着这种惯性，还维持着一定的战斗力。
    其实从靖难之役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南京周边的部队，其战斗力已经出现了下降。单位兵力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南京的军队明显打不过朱棣的部队，原因就是南方已经承平了一些年头，而朱棣那边还动不动就和北元开片。
    另外，军籍和民籍严格分开也是一个大问题。具有军籍的人分为两种：军官与士兵，这两种人都有军田，而且都是世袭。军官世袭变成了贵族，士兵世袭变成了农奴，这就很操蛋了。
    而士兵世袭又是一人从军就永为军户，永不和民户混杂。尽管长处在于兵源有保证，士兵生活较稳定，但作为世袭贵族的军官由于生活太有保障，而一代又一代的懒散下去，最终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烂。
    而作为世袭农奴的士兵则终身任人驱使，前途没有希望，其中稍稍有点上进心的，都会自发的逃亡。而不断的逃亡，就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卫所兵的战斗力——毕竟剩下的都是渣渣啊。
    再一个，明代重文轻武之风更盛往昔，科举之兴盛也超过前朝。科举入朝成为各阶层最向往的坦途，武业更贱，卫所兵的士气、地位日益低下，战斗力也更加参差不齐。
    正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务实为什么地位这么独特？除了出身和太子伴读的履历之外，最根源的就是他“六首状元”的身份在这个时代过于被神话。
    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被排斥在科举仕途之外的军户子弟们社会地位显得低下，而明代又有对罪犯充军的所谓“恩军”制度，无形中让军户的社会形象更加不堪。明代商业开始发达，商人虽不入上流，却也因生活富足而被另眼看待。
    惟有军户被严格束缚在屯地上，又不得经商为业，更使得军户的士气和生活状况始终低下，活都很活得跟狗一样了，对于正常的训练、征战当然没有多少积极性可言。
    当然，军户之中考科举的也有，比如张居正就是军籍出身。可是要知道，张居正的军籍可不是士兵军籍，他是军官的军籍，所以才能考进士，士兵军籍的人就别想这种好事了。
    另外还有一点，明代的兵制规定在战时由朝廷临时派将授印，组成战时军事领导机关，然后从卫所调兵归属其指挥，在出战时又往往拆散各卫所的原有编制，把他们重新组合，划拔给各将领。这样就造成指挥协调、管理等各方面的不便。
    实际上，高务实搞禁卫军，就是把这一条悄悄绕开了的，只是他没有明说罢了。
    再加之明代政治还有个绝症，就是宦官们几乎什么事都能插上一脚。有明一朝战时除了喜用文臣为帅，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太监监军，即所谓的“监军太监”，这些太监大多只知道贪污敛财，由此上行下效，军队的战斗力和纪律也就可想而知了。纵然偶尔能出现几个不错的，但要是按比例来算……杯水车薪，无改大局。
    而高务实之前就和皇帝说过，禁卫军的监军必须严格规定职权范围，也正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否则一旦碰上该太监很得圣眷又喜欢胡乱插手军务，那这个禁卫军迟早也被他玩死玩残。
    高务实娓娓道来，把这些情况逐一分析，朱翊钧的神情就愈来愈严肃了。
    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这天底下也就高务实敢在他面前直言不讳地说真话，即便这真话听起来简直诛心。
    朱翊钧尤其震惊乃至于钦佩的，是高务实居然认为文贵武贱是不对的——当然高务实说的是文贵武贱到如今这个地步是不对的，但那也足够朱翊钧震撼了。
    不过高务实这话还真是心里话，他确实不满意现在大明的社会风向，武臣的地位实在是过于低下了。
    按照高务实的看法，文比武贵重一些本身不奇怪，后世的任何正常国家，在国策层面都是文重于武，因为一旦武重于文，多半便会陷入****的怪圈，并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
    但这种文武之间的悬殊也不能太大了，像大明这样的情况绝对不应该——你不给武人合理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临战之时却要求人家拼死作战，怎么可能？
    好半晌之后，朱翊钧才逐渐回过神来，目光复杂地朝高务实打量了一番，张张嘴却又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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