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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8章 南察风波(四十)两疑
    申时行与王锡爵日间的简单会晤没有达成一致看法,或者应该说两人都没法准确断定高务实在本次京察中的实际目的。
    京察嘛,搞掉一些对方的人,换上一些自己的人,这是正常操作,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只不过高务实做事对于他们而言有时候显得太过天马行空,很难抓住他的意图来进行相应的准备。
    申时行倾向于认为高务实打算在南京官场动大手术,换言之就是把南京的实权拿到手。
    虽然说京察主要针对的是四品以下官员,南京六部的堂上官们是直接找皇帝交自陈,最终由皇帝决断谁留谁滚蛋,但实际上四品以下官员掌握实权的并不少。
    与绝大多数朝代不同,有明一代是正式实行“双京制”的。众所周知,南京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十几个政权定都的城市,其地理优势不言而喻。
    朱元璋起兵之时就对南京的优势非常清楚,他前期的谋臣冯国用就曾建议朱元璋先定金陵,曾向朱元璋建议:“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由于当时江浙的经济优势冠绝南方,所以占据南京就等于拥有了江浙的财富根基,因此朱元璋也能够在处于四战之地的情况下游刃有余,扫平了陈友谅、张士诚,进而北伐中原。
    但是这并不代表朱元璋对定都南京是完全满意的,其实在朱元璋的心里,南京过于偏安一隅,不能够稳定全国,一直有所谓“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开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守”的想法。
    不过等到洪武十一年,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大梁也就是开封由于地理位置是四战之地,并不适合成为都城,但朱元璋从未放弃过寻找新的都城,他的目标有三个:“洛阳、西安、北平”。这三个城市各有优势,不过朱元璋还没来得及做好决定就驾崩了。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之后,几乎立刻开始考虑迁都问题,原因也很简单,毕竟北京是自己的“龙兴之地”,所以他非常的想给自己的承继大统加上一个合理的理由,所谓“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
    另一方面,北京地理位置更加利于对抗蒙古、控制北方,所以朱棣决定迁都。到了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营建完毕,朱棣彻底决定迁都北京,而改南京为留都,但是这并不代表明朝从此就把北京当成唯一的都城了。
    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一度想要迁都回到南京,后来明宣宗及时叫停,从此北京的地位才开始稳固。
    都城迁了,但并不代表机构也完全搬过来了。当时的情况是南京的衙门由于在迁都过程之中还得审理案子,维持全国运转,所以就没有裁撤,而迁都完成之后南京衙门就没用了,所以永乐后期南京的六部前面全部加上“南京”二字,这样也就形成了明朝独具特色的南京六部。
    南京的六部相比北京的六部,其实看上去也没差太多。根据大明朝廷的制度,六部各设有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都察院设有左右都御使(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全都御史(正四品),下辖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
    这些机构南京也是有的,但与北京六部仍有区别:南京的六部是没有左侍郎的,吏部的衙门也没有员外郎,南京都察院也没有左都御史。
    南京六部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比如南京刑部只能管理南京的案件,别的地方的案件无权审理;南京的吏部也是只能考核南京地区的官员。大部分的南京衙门都是养老的圣地,大家从北京退休就到南京享受待遇,不亦快哉。
    但是这并不代表南京的衙门就不重要了,作为巩固大明帝国陪都的系统,南京六部在关键时刻(比如说清兵入关)还是能发挥作用的,至少直接就能接管半壁江山,可见平时大家都认可“南京管理南方”这一思路。不过平时南京的最高行政机构却不是南京的六部,而是南京的“守备会议”。
    南京平时是设立一个守备的,作为替天子看守南京的存在,南京守备大部分都是王公大臣,其中绝大多数时候由魏国公出任。而由守备、参赞、内守备等官组成的守备厅会议,则是南京最高权力所在。
    这个组成有一定的制度性,其中南京参赞机务是南京兵部尚书兼任的,所以南京兵部尚书也是南京六部里面作为特殊的存在,它确实是有实权的,而且实权很大,所谓:“故其职视五部为特重云”。
    北京六部里面吏部尚书被称为“天官”,可以掌握四品以下官员的升迁任免,对于更高级官员的任免、调整,天官也有极强的建议权。但是南京六部里面则以南京兵部最强,可以掌握南京地区所有的军队训练和守备军费,也就是说南京兵部尚书在关键时刻可以调动军队支援北京。
    不过南京的六部毕竟是陪都的六部,实际上无论干什么都得被北京六部牵制。比如说南京的礼部想要举行祭祀活动就得先请示北京礼部;南京吏部的官员选拔被北京吏部掌握;南京户部的财政虽然自己去收,但收完之后得上交给北京户部……诸如此类。
    所以实际上也有不少南京官员感觉很憋屈,毕竟虽然名字差不多,官员地位(指行政级别)按理说也一样,但是实际上北京官员是正妻,南京官员只能算妾侍。
    申时行的看法是,高务实可能会利用南察掌控南京六部实际管理各项事务的郎中、主事们——与北京六部一样,尚书、侍郎不可能亲自管理到具体细节,细节事务的管理权都在各部各司郎中和主事的手上。
    郎中正五品,主事正六品,都在南察的范畴之内。在申时行看来,高务实要直接换掉南京六部的堂上官还是很难的,但如果只是换一些郎中、主事之流,在祭出了海刚峰之后,那就完全可能办到,而这样也能实际掌控南京的行政体系——反正尚书侍郎们在大事上也得听北京的,这么做等于把南京六部架空,上下两不挨。
    至于守备会议,南京守备勋臣是高务实捧起来的魏国公徐邦瑞,南京内守备是陈矩的人,仅剩一个南京兵部尚书又是个中立派,高务实不必插手也不会坏他的事。
    不过王锡爵的观点和申时行却不同,他认为高务实不会“全面开花”,而一定会有所侧重。这个侧重,王锡爵认为十有八九会是在财政问题上。确切的说,很可能应在南京户部头上。
    南京户部也是有一定实权的,它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此四地所交税粮几乎占了大明一半),同时还负责漕运、全国盐引勘合。
    特别是盐引堪合这件事,明朝从始至终一直由南京户部负责这一事务,其中只有两年南京户部不负责这个事务:正德三年,刘瑾变法,改由北京户部负责,“南京引板,俱令销毁”;但在正德五年,刘瑾被诛后户部奏请“刷印盐引,仍隶南京户部”,获得批准。此后一直未变。
    另外南京户部还管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这些东西存于南京玄武湖。顺便南京户部侍郎也因此经常兼任总理粮储。
    王锡爵的目光落点在税款和盐引上,他认为高务实最有可能对这两方面动手。
    粮税不是商税,南京方面管着的四省历来是缴税大户,而在“海瑞战徐阶”之后,一条鞭法已经在南京诸省实行十几年了,现在这四地都不再收取粮食等实物税,而是通通该征银两、铜钱。
    如今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按照王锡爵对他的观察了解来看,这位高司徒对于税收问题格外固执,很难相信他会放心南京户部自己搞这一套。
    尤其是,南京方面去年征收的税额还不达标,少了七万三千多两银子,理由则是去年春夏之交遭受了风灾,影响了浙江等地的收成。
    王锡爵当时人在苏州,自然很清楚这件事是瞎扯。风灾倒是真的,造成的影响也的确是有,可是这事和征收粮税税款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为什么?因为朝廷收税的额度是相对固定的,不会因为你受灾而变动额度。只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皇帝特批,某地因受灾而免税,或者明确准许某地某年减征多少。
    朱翊钧前些年因为朝廷比过去富裕了不少,经常性批准减免税收,其中以皇庄改革的那一年最狠,全国各地加起来减免税款高达七十万两,虽然当时高务实不管财务,也差点被气死了。
    在经过他的劝谏之后,朱翊钧才有所收敛,后续这几年,每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免税、减税大多保持在三十万两以内。至于去年,因为定策了要开藩禁,朱翊钧在这方面更加严格,全年减免只有十四万两,而这里头基本没搭理江南风灾这一茬。
    换句话说,南京户部说少收了七万多两税银是因为风灾,这个理由首先在法理上就站不住脚。
    其次,江南风灾虽然肯定会对经济造成损失,可江南粮税早就不依赖江南自产的粮食了,江南诸省自己都要从湖广买粮,这江南风灾怎么影响粮税?湖广粮税也归南京户部管,但湖广又没风灾,更不可能影响。
    不过去年风灾到底还是影响了一些经济活动,比如桑树如果被吹倒就会影响蚕丝产量,织厂、纸厂等工坊在风灾天下也没法开工等等,所以受灾害影响更直接。
    这些人里头又有很多是田地主,比如王锡爵这样官商两道皆走的家庭,因此遭灾之后得找点手段弥补。
    粮税减少,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普通人享受不到,能享受到的都是南京户部不愿得罪的人。
    王锡爵自家就是其中之一,他当然首先就会认为高务实是盯上了这件事,继而要把手伸进南京的财政大权里来。
    申时行和王锡爵虽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双方的利益始终是比较一致的,因此回去之后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布置。
    申时行给南京方面的心学派高官再次写信,提醒他们不要只顾着自己写自陈,还要多关注手下的心学派僚属,至少在给他们的考语上一定要往好了写,同时也要在其他各个方面注意“保护干部”。
    王锡爵则更直接,首先给自己家里写了信,让他们把账目好好整理一番,务必让每一条收支都“合情合理合法”,最起码不能比其他人家玩得过分,以免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出了什么纰漏。
    紧接着又写信给南京户部中的相关官员,也让他们立刻查账,把该“平”的账目赶紧填平,每一条收支都得明晰清楚,至少看起来要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到去年的风灾减征,王锡爵虽然不肯把话落在笔墨之上,但也暗示南京方面,一定要死咬“灾情之下,不忍强征”这一条,千万不能往其他理由上攀扯。
    不要管是不是有人拿制度说事,你们只管说不忍强征就完事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制度就摆在那里,绕是绕不过去的,但“不忍强征”就把这事拔高到道德问题上来了。道德在大明朝是什么地位不必多说,只要把税收不上来从法律问题转化成道德问题,性质就大不一样,哪怕最终高务实找到借口要清查,对此也只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正人君子”在这个社会里享有很神奇的豁免权,有时候连违法都不能加罪。
    两位阁老君子忙完这些,都自觉安心了不少,接下来就只能等着高务实出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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