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馨之所以诧异，主要是因为此前高务实确实未曾决断其在关原之战后的立场，他一直以来所打定的主意，不过是确保东西军之间的那场关原之战必须打起来，而他和京华的具体立场，则要看关原之战打完之后的局面再做决定。
    虽然高务实当时也没有就这个“再做决定”详细说明，但刘馨做了他这么一段时间的机要秘书之后，对高务实的了解程度显然加深了不少。她曾站在高务实的立场上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得出了几种推测。
    所谓“视情况而论”，既然是看一场战争的结果，那无非只有三种局面：东胜西负、西胜东负、战平罢手。
    当然，如果非要再说细致一些，那么还可以各分小胜、大胜、惨胜、完胜等等，甚至连战平罢手也可以有不同情况，诸如双方烈战兵疲而至终战、粮草告罄不得不各自撤兵等等，这样算起来的话，那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很多了。
    刘馨原本对关原之战这段历史几乎毫无印象，她对此战的了解实际上是这段时间以来听高务实说起的。好在高务实昔年不仅是历史爱好者，还是游戏迷，对于这段历史——无论政史还是军史战史，都还挺熟悉的，因此讲得也颇细。
    按照他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刘馨觉得他有一个观点挺有道理的，那就是关原之战德川家康的取胜本身谈不上“理所当然”，那场仗的变数其实非常多。
    很多人说小早川秀秋的临阵倒戈是关原之战最大的胜负手，这话或许没错，但实际上关原之战并非一次孤立战役，那是狭义上的说法。其实广义上的关原之战应该是由一连串的战役、阴谋与反阴谋计划交织而成的一场系列战争。
    在这个系列战争之中，有很多事情其实都很偶然，甚至其中还有些称得上离谱，如果“再来一次”，恐怕没有人能保证它还会与原历史上一模一样的发展和告终。
    比如说这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索，直江兼续的《直江状》若不是如原历史上那样，逐条批驳德川家康对上杉景胜之指责，甚至皮里阳秋嘲讽家康的话，家康是否还有理由号召讨伐同为五大老之一的上杉景胜？
    如果没有这个号召，那么后来那一群实际上是丰臣秀吉家臣的所谓“武断派大名”怎么会大批跑去关东那边？
    而且这批人原本也未见得就是放弃丰臣而效忠德川了，甚至他们之中还有一些根本不看好家康，他们愿意服从家康调遣的最主要理由说起来简直可笑：
    什么？对面是石田三成？八嘎，那我先跟内府混了。
    这个内府，是因为当时家康在日本朝廷的正式职务是内大臣，依中国唐时习俗而称内府。顺便提一嘴，日本文武官职大多数都是从唐朝照搬而去的，只是名称上有些变化，但即便日本公卿大名内部俗称，也可以直接用唐名来说那些职务，没有不懂的。
    而且这个“唐名”还不只是习俗，甚至称得上是律法规定的雅称。“唐名”本身就是日本律令制下的一些与唐朝直接相应的官职名、部门名。
    公元八世纪前期，《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颁布，整备二官八省以下职制，制定百官的职名，以唐式职名作为部署名的一种雅称。
    当时，沉醉唐风文化的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掌握政权，天平宝字二年(758年)，日本将所有官职强行改为唐名——如仲麻吕自行新设的紫微中台，就相等于皇太后宫职，称为紫微令。
    天平宝字八年仲麻吕失势后虽回复旧称，但之后仍被用作于官职的别名及雅称。奈良时代后半至平安时代由于出现各种的令外官，于是唐名再被使用。
    文臣如左大臣、右大臣对应唐朝的左右仆射，大纳言对应门下侍中，中纳言对应门下侍郎或黄门侍郎，式部卿则对应吏部尚书，弹正对应御史等等。武将如左右卫门督对应唐朝左右金吾卫大将军之类更是不胜枚举。
    好比日本的左兵卫督，唐名叫做武卫大将军，这是著名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他们织田家早前的主家、曾经的三管领斯波家家主世代担任的官职。
    斯波家原先地位极为特殊，镰仓幕府末期与足利将军家同格，后来才降为臣籍，担任幕府执事，该职务也是“管领”的前身，一直是三管领的笔头。
    除了斯波家家主外，室町时代再没人担任过左兵卫督这个职务。所以在此时代的日本，一说到武卫家、武卫公，那肯定就是指斯波家和斯波家的家主，天下间别无分号。
    斯波家的人，苗字就是斯波，但如果现在有个通字为甲、偏讳为乙的斯波家之人站在你面前，你称呼他为“武卫甲乙”，他肯定知道你是在喊他。
    不仅是这些人，甚至连幕府将军们也不能例外。他们除了征夷大将军这个本来是临时职务的特殊职务之外，也有律令制内的职务。
    在整个室町幕府时期，只有作为武家栋梁的足利家将军能够获得左右近卫大将之职，而这两个职务等同于唐朝的左右羽林大将军。
    唐名在日本的流传之广、烙印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言归正传，刘馨当时就设想过，如果没有《直江状》，如果没有德川号召讨伐上杉聚齐势头，如果石田三成没有在此之后立刻跳出来组织讨伐家康并拦截另一批还没去东边的领军大名，如果那一大批已经去了东边的武断派大名不是已经到了家康麾下，如果……
    总之各个阶段都有无数的可能导致东西军的“配置”与原历史上不同，就好比岛津家一开始的时候是打算跟家康混的，但没料到的是他们跑到岐阜之后，德川老臣鸟居元忠表示没收到家康的通知，因而不准岛津家的人入城，气得岛津家一怒之下干脆跟西军混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最终形成的东西两军其实都是因缘际会所致，很多当事人自己没没料到，居然有朝一日会听家康的指挥来打仗，或者在石田三成的名下打仗。
    刘馨推测，高务实原本可能就更倾向于站在西军一边，因为西军这边的实际首领是石田三成。
    石田三成，这厮是个不太会团结实力大名的文官派，高务实应该很有把握能在关原之战结束之后强势加入，继而取代石田三成的领导地位。
    有了京华的加入，即便关原打输了，西军也完全有能力恢复实力和士气，回头去打复仇之战，并且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西军众将当然也明白“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的道理，高务实的加入有何意义不问可知，再加上京华本身的强大实力，习惯于服从强者的战国大名们会怎么选，那也无需多问。
    如此，高务实的确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得其在日本的独特地位，只是这地位究竟能如何独特，现在却不好说。
    日本人受唐风影响极深，而唐风归根结底就是汉化，汉化深了，他们也很讲究万事要“正名”，而京华要的特殊地位又不是丰臣秀吉统一之前堺汀商人那样的独立商业汀，他要的是控制日本啊……这个名却如何正得了？
    何况，就算帮东军，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关键就在于德川家康这个人。
    德川家康的厉害之处，前次高务实已经给她分析过，此人不仅军事水平在当时鲜有对手，政治水平在秀吉死后更是吊打一众沙雕墙头草。
    不过，刘馨认为高务实当时的犹豫，主要在于家康个性中的两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他是个眼光很毒辣的人，而认定之后做事绝不含糊。他判断大局几乎没出过什么错，认定织德同盟以后一直是织田信长的得力臂助，信长和浅井、朝仓两家开战之初差点把命都送了，家康也不离不弃。
    直到信长死后，他都还为了坚持与“织田家”而非“羽柴家”的同盟，和秀吉打了以弱敌强的小牧长久手之战，使秀吉武力平定计划破产，被迫采取外交手段搞定。
    这种高明又自信的眼光，意味当京华以泰山压顶之势出现在关原之战后的日本，他一定能准确判断出谁强谁弱。只要他觉得对方如织田信长一样，是他肯定打不过的人，他应该很容易就会选择加入而非对抗。
    第二大特点，就是高务实向她提到过的家康的外号：“乌龟”。乌龟虽然很大程度上是说他活得久，是个老乌龟，但其实也还有其他意思，比如“缩头乌龟”。
    缩头乌龟不是好词，但它充分体现了家康的“现实主义精神”，意味着他很会审时度势，在没有把握的时候通常不会瞎搞。正如高务实和她提到过的一句话：“……所以‘桶狭间’只有信长打得出，家康只能在今川家大势崩坏时才敢决然闹独立。”
    这就意味着当京华强势“帮忙”的情况下，家康一旦衡量双方实力的差距，很可能会选择继续雌伏下来——做老二虽然未必开心，但总比掉脑袋开心多了。
    因此，扶植德川家开个新幕府，曾经也是高务实的选择之一。
    但话虽如此，高务实当然也还是认为搞定德川家康，比搞定淀殿和丰臣秀赖母子的难度要高多了，而且德川家康一肚子阴谋诡计，谁知道他会玩什么花样？
    呃……好吧，刘馨倒不觉得德川家康玩阴谋诡计能比高务实还狠，但政治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高务实本人又不会跑去日本亲自坐镇，底下人玩阴谋能不能玩得过家康，那就不好说了。
    不怕贼光顾，就怕贼惦记啊！
    所以，东军西军之外，高务实一直最倾向于直接扶植丰臣秀赖，因为他觉得控制一对孤儿寡母才是最简单也最安全的。
    只是，高务实之前也有他的纠结之处——不是因为“控制孤儿寡母”对他来说有什么道德上的心里压力，而是以丰臣秀赖当时“丰臣家”的立场来说，在关原之战这件事上有点找不到立场。
    本来刘馨不理解这句话，什么叫“丰臣家找不到立场”，丰臣家不是所谓的“天下人”吗？他丰臣秀赖的立场就是正义的立场嘛！[注：日本的所谓“天下人”，大意是掌握天下的人。]
    所以当时刘馨问“关原之战时丰臣秀赖母子两个在干什么，为啥一点存在感都没有？”的时候，高务实便对她道：“恕我直言，你与其问关原之战时丰臣家‘在干什么’，倒不如问那时候的丰臣家还能干什么？”
    高务实告诉她，原本丰臣家包括宗家(秀吉、鹤松、秀俊、秀保)、大和家(秀长)、秀次家(秀次)和秀胜家(秀胜)。
    但是，1591年时鹤松夭折，秀吉收秀次为养子加继承人，秀次家并入丰臣宗家，秀保过继给死后无嗣的秀长，继承大和丰臣家。
    1592年秀胜死，无嗣，秀胜家断绝；1594年秀俊出继给小早川隆景，改名小早川秀秋；1595年秀次切腹，秀吉杀秀次全家，而秀保死，无嗣，大和丰臣家断绝。
    1598年秀吉死，秀赖继承宗家。
    由此可见，到1595年以后，丰臣家仅剩宗家，旁支已经全军覆没了。而到了1598年秀吉去世后，丰臣家仅剩丰臣秀赖一颗独苗，直到1608年秀赖当爹为止。
    换句话说，关原之战那会儿秀赖就是个几岁的小孩子，他能干嘛？至于他母亲淀殿，其实也没法真正控制局面。
    按照秀吉的布置，在秀赖成年之前，权力格局就是五大佬加五奉行，没有其他人的事！
    秀赖、茶茶(淀殿)、大阪城其他人，都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而且，西军是通过毛利、宇喜多会同奉行众联署文件，宣布德川是叛逆的。而之前人家德川的上杉征伐，更是程序正义的顶点。
    上杉征伐是个什么鬼？是家康说同为五大老之一的上杉景胜在领内整顿军备，然后被堀秀治给举报了。中央(实际主事者德川)随即派人调查，当然出面的可以是增田等人，还要求或者建议景胜为了表明清白到京都、大阪去解释一下。
    结果上杉家老直江兼续的《直江状》冷嘲热讽家康、骂堀秀治小人加胆小鬼、说筑城修路不应该被怀疑、说收集武备是“乡下武士的爱好”，总之什么都不承认。
    堀家为什么举报？一方面你整顿武备，人家抓着你问题了才举报(违反总无事令)；另一方面，上杉家作妖遭人恨有什么可狡辩抵赖的？当初移封的时候，是上杉征了满年的年贡，把人家堀家坑了。
    张嘴闭嘴有种你去旧领征年贡的不是上杉家？是，上杉景胜成了大佬了，人家堀家先父堀秀政死了好多年了，等于说家道中落了，惹不起上杉。没粮食还活不下去，还得低眉顺眼的跟上杉借粮。
    上杉借是借了，第二年就急急忙忙的催债，逼得人家加征，搞得民怨沸腾的。人家堀家举报，不仅仅要报复上杉的旧怨，最重要的是保住命——上杉折腾事，第一个危险的就是上杉旧领地的堀家。
    话说丰臣老臣堀秀政病死之后，儿子被一个靠着丰臣秀吉才存续下来的大外样这么欺负，丰臣旧臣的心寒不寒啊？那人家虽然举报动机是有仇，但是举报已经被受理了。
    上杉景胜坚称修桥修路是应该的、修城是因为狭小，越后浪人叛乱不是我煽动的，我不上洛——依照后来流传的《直江状》，言辞里其实是默认了上杉家整顿道路、收集武器等事情的，只不过是进行了狡辩和转移话题。
    也就是说，远在大阪的人，就算认定“上杉谋反”也无可争议。
    可以说，虽然都是程序正义，但上杉征伐的程序正义，更加深入人心。反倒是石田三成一个“罪人”突然蹦出来拉着毛利、宇喜多俩大佬，加上奉行众联署个文件去搞家康，看起来更加、特别、非常可疑。
    这里要注意，是看起来可疑。毕竟丰臣家的武装力量算是倾巢而出了。德川是秀吉妹夫，东军诸将更不少都是秀吉的嫡系人马。至少在不知德川野心的人看来……无非就是丰臣军去讨叛逆，然后另一帮丰臣军在背刺而已。
    西军用程序正义去彻底否定德川，但是德川之前干的也是程序正义。既然你们两边都是搞串联，搞程序正义。那人家孤儿寡母的，除了保持中立和脸上贴金的“家臣斗争”，还能怎么办？
    难道要站德川？宣布西军恶意串联？别闹了！西军连大阪城里的武装都给拉走了。反对西军？分分钟重申一下秀赖小朋友你没有发言权、决策权……
    难道要站西军？确认“德川是叛逆”？别闹了！东军诸将全是你家的家臣，这么一下子非得瞬间全部懵逼。
    老子为你出来打仗，你说老子附逆？
    然后德川淡定的说，“看吧！石田、奉行众、毛利、宇喜多抢班夺权、挟持了少主了！”
    东军?一致点头，然后更加铁了心的来“清君侧”！反正诸将觉得秀赖真的被挟持了，而德川知道等秀赖被他抱在怀里的时候，一定会承认之前“被挟持”是事实。
    所以，保持中立已经是在生死之间做了最正确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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