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李昖发现必须给顾养谦或者说顾养谦背后的某位大人物交待之时不挑别人，偏偏就挑中李山海？
    因为两点：一是顾养谦信中点名批评了好几位朝鲜大臣，几乎各个派系都有，但却偏偏漏了李山海和以他为代表的北人党要员；
    二是李昖本人对北人党有他自己的判断，那就是北人党的凝聚力不强，即便如今把李山海推出来, 也不用太担心北人党一家独大，他们内部分裂的可能性相当高。
    第一点是客观事实，李昖虽然不确定根源是什么，但大致能猜到一些，无非就是顾养谦或者说顾养谦身后那位大人物认为李山海倾向内附，有助于某些事情的推进。
    第二点目前而言应该说是猜测成分居多，但李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这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他这么多年来居高临下观察和掌控朝鲜党争得来的结论。
    朝鲜党争由来已久，不过太远的就没必要细论了，就说李昖这一朝。他这一朝的党争始于宣祖八年(注：我知道“宣祖八年”是后世的说法，但朝鲜的国王在世时应该怎么称呼年号我真没查到，读者诸君姑且将就一下吧。)，当时围绕吏曹铨郎一职，士林内部又开始分化，逐渐形成了以金孝元为首的后辈士林以及与沈义谦为首的前辈士林。
    金孝元居住在汉阳城东的乾川坊，于是以金孝元为首的后辈士林被称为东人党，而沈义谦居住在西边的贞陵洞，因而以沈义谦为首的前辈士林被称之为西人党。
    西人党多为李珥及曹植的门人，属于畿湖势力；东人党由李滉及徐敬德的再传弟子为核心的岭南势力构成。
    宣祖八年，朝鲜政局发生了变动，东西两党对峙的局面最终形成。而正巧在壬辰倭乱发生前，“郑汝立谋反事件”和“辛卯年世子册封事件”又成为了东人党分化的契机。
    郑汝立受李珥引荐进入朝堂，万历十二年(宣祖十七年)一月十六日, 李珥去世。郑汝立由西人党逐渐向东人党靠拢。
    郑汝立被推举为弘文修撰后曾“入对经筵，诋斥朴淳为奸邪魁首，李珥为误国小人, 成浑党奸陈疏, 欺罔君父”。朝鲜义州牧使徐益曾书“臣伏闻郑汝立于筵中进攻李珥，遂及朴淳、郑澈……此事他人可也，汝立不可也”，因为“汝立本李珥门下士也”。
    换句话说，这郑汝立干了一件好比原历史上大明张居正时期出现的“门生弹劾恩师”事件，也就是刘台以《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弹劾张居正同样的性质。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郑汝立这件事影响更坏。
    历史上刘台弹劾张居正，主要出发点是他认为张居正作为辅臣权力太大，作威作福，蔑视祖宗成法；郑汝立则几乎是人身攻击，直接开口骂恩师是小人，而且欺君罔上。这两者之间的性质显然还是有区别的。
    由于朝鲜的政治体制几乎照搬大明，所官场风俗也类似，“欺师灭祖”那可是大逆不道之罪，性质等同于“谋反”。于是郑汝立毫无疑问就被罢官归乡，“而泼等相继伸救，每拟三司之望, 上终不用, 虽外官亦不落点，汝立忿恚愈甚”。
    这几句话是说李泼等东人党人士虽为汝立发声, 但郑汝立终究未能为官。归乡之后的郑汝立广泛结交各个阶层人士，创立了大同禊——咦，这个剧情是不是又有点像顾宪成罢官讲学而形成东林党？还真是世间从无新鲜事。
    随后“黄海道观察使韩维、载宁郡郡守朴忠侃、安岳郡守李轴、信川郡守韩应寅等上变书言：‘前修撰郑汝立谋叛’”。
    朴忠侃、李轴、韩应寅均为西人党，西人党抓住了“郑汝立谋反事件”向东人党施加压力。生员梁千会曾上疏发表“论郑贼与朝绅密交某某云，乃李泼、李洁、金宇颙、白惟让、郑彦信、崔永庆等也”的言论，结果崔永庆被诬陷而惨死狱中。
    郑汝立谋反事件之后，西人党在郑澈的带领下势力达到极盛。日后在东人党的分化中，郑澈打压东人党的行为，以及崔永庆惨死之事，更是加速了东人党分化。
    到了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柳成龙与郑澈商议世子册立问题，当时李昖的大妃懿仁王后朴氏并无所出，李昖偏爱与仁嫔金氏所生的信城君。
    此时，李山海的儿子李庆全收买了信诚君的舅舅金公谅。金公谅诬告郑澈扰乱后宫，陷害王子。信诚君之母金嫔为了保护信诚君，果断背叛了郑澈以及西人党。此后郑澈果真在经筵之中提议立世子，李昖顿时大怒，当面训斥郑澈，而彼时李山海对一切了若指掌。
    以此为契机，东人党开始批判郑澈，同时为“郑汝立谋反事件”中被下狱致死的崔永庆伸冤。就这样，郑澈被罢职，先后被流放到明川、晋州、江界等地。再后来，就如何处置郑澈以及西人党的问题，东人党便分化了。
    世子册封事件后，郑汝立谋反事件中崔永庆惨死狱中之事再次被提及，两件事叠加，最终导致东人党出现分化，形成了主张仅驱逐郑澈、肯定他党存在的南人党，以及主张将西人党全部驱逐、具有排他性的北人党。
    由此，朝鲜历来的党争传统使得政治生态不断恶化，朝堂之事事无大小均会成为政党间彼此攻击的舞台。而随着壬辰倭乱爆发，国家外患滋生，可党争在朝堂之上并未停息，只不过此时党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宣祖“播迁”和渡辽“内附”的问题上。
    两种关乎王朝命运走向的主张，与此时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这其中的争端过程前文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但需要补充一下三党态度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
    当时局面危急，随着播迁地点不断变化和对内附事件的争论，一时间激起了各个党派的斗志。此时对于辽东内附事件争论的落脚点便在播迁地点的选择上，因为播迁地点以及播迁方向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宣祖是否有渡辽内附的可能性。
    之前说过，最早提出去辽东内附建议的是李恒福，但当时李恒福属于无党派官员，他是直到光海君当政时期才逐渐成为西人党领袖的。而在临津江防御失败的消息传入朝堂后，渡辽内附问题再次被提及。
    彼时廷臣皆言：“欲渡鸭绿，则一渡之后，无复可为。”显然对于内附还是心存抵触者居多，然而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昖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议。
    此时党派攻讦的焦点在播迁地点的选定上。播迁地点的选择与辽东内附关系密切，因为通往明朝辽东地区最近的便是义州地区，播迁义州，便代表廷臣对此举已无争论。李昖和各党重要人士对于播迁地点提出了如下想法：
    李昖和李恒福认为，如若渡辽内附计划确定，那最好的播迁地点便是与明朝辽东地区一水之隔的义州地带。
    当李昖一行人马出发前往东坡馆之时，曾询问都承旨李恒福，李恒福认为“可且驻驾义州，若势穷力屈，八路俱陷，则便可赴诉天朝”，李昖对于李恒福提出的由义州内附之事表示赞同，甚至在柳成龙等人攻击李恒福时，他亲自出面维护李恒福，公开表示“内附本寓意也”——这是我的意思。
    此时南人党分为两种意见，一是以柳成龙为首的党人，他们对于“播迁”以及“内附”之事坚决反对。
    柳成龙提出两点反对意见：一方面柳成龙认为“今东北诸道如故，湖南(畿湖南部)忠义之士不日奋起”；另一方面认为“君虽从死于道路，不过为妇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谁能收拾？”
    他说这话是为何？是因为此时南人党成员金诚已在组织义军活动，同样出身南人党的李舜臣在海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因此一旦“内附”，民心、将心涣散，便再无复国可能。
    此外，出于私心，柳成龙也想保住南人党的战绩，以便在接下来的党争中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所以，作为南人党成员的柳成龙才会指责李恒福“何为轻发弃国之论乎？”
    彼时孤立无援的李恒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只得退后不语。
    南人党中的第二种意见，便是以李德馨为代表，赞同“播迁”而对“内附”之事持中立态度的党人。
    南人党成员李德馨主张向咸兴方向播迁，他认为“今封疆以蹙，只有咸镜一道而已，咸兴府兵多粮广，足以据守”。
    但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反对播迁此地，尹斗寿对此提出三点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则退住之处，只有三件。急往宁边，缮修器械，召集江边士兵以守之，事急则向义州，赴诉天朝，以明仍贼入寇之说，上也；
    远向江界，集诸郡之兵，婴城固守，则可至一二月，事急则江界下游即鸭绿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国宽甸堡，二也；
    咸兴形势，臣所备谙。城大而地，四面无险，欲召士兵，则北路必乘虚入寇，欲向南道，则道路险绝，未易等过，贼踵其后，必成围困，此决不可行也。”
    尹斗寿曾担任过平安监司，而平安道与咸镜道相邻，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尹斗寿对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咸镜道咸兴的地形之时，有理有据，且十分具有说服力。
    不止尹斗寿，同属西人党的郑澈也坚决反对播迁和内附，当李昖问及郑澈江界的情况之时，郑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来，此是穷边苦寒之地，风土极恶，粮道难继”，尹斗寿赞同郑澈此言，认为播迁江界后将“无以号令”。
    不过，在识破李昖和李恒福的谋划以及参考严重的战争形势后，尹斗寿一改前态。他提出可往江界与宁边，表面上消除了李昖的疑虑，暂时性地满足李昖去辽东内附的愿望，但实际上却仍然是满足西人党利益之举。
    原因在于江界和宁边均为平安北道的城市，尹斗寿曾在此积累了不错的实力，同时江界也曾是西人党领袖郑澈的流放之地。因此，此地为西人党势力优势区。
    宁边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一来其与咸兴之间有通行的道路，越过宁边，便可到达咸镜北道，于是便使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再无反对的理由。
    同时咸兴可通往义州，又满足了李昖欲渡辽内附的愿望。而后播迁地点选定为宁边，这实际上契合了西人党的战争策略。
    当月初八，倭寇入侵大同江，十一，李昖离开平壤，向宁边进发。同日到达肃川，再次日到达安州，又次日到达了宁边。到达宁边后，君臣开始讨论今后的战争战略问题。
    此时有三种方案：死守平壤、往辽东内附、抵达江界进而向咸镜道方向继续播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只有西人党成员与李昖进行君臣抗争，因为此前南人党成员柳成龙在接待大明来使，并未能参加此次讨论。
    于是在朝堂之上西人党一党独大，独立与李昖进行谏争。尹斗寿此前被派遣留驻平壤，西人党成员十分信任尹斗寿，因而在此次君臣谏诤中，西人党全体成员均不再赞成渡辽内附，全部主张等待平壤消息，表示如若平壤失陷，则出奔北道继续播迁。
    西人党郑澈对于尹斗寿十分有信心，曾表示“临近则贼为主，我为客，平壤则我为主，贼为客矣”，认为平壤可守。郑澈以为平壤尚且可守，即使平壤失守，国家依旧有存身之地。为此，郑澈重提先前被自己否定的播迁之地江界，以此来表示对于内附的反对。
    西人党成员崔兴源同样认为“贼势若挫，则北道可往”，同时崔兴源提出了如若内附的几点顾虑：一是宗庙社稷无处安放；二是如若大明不接受而同时遭受倭寇夹击，朝鲜定会无法应对；三是“辽东人心艰险”。
    此时李昖数次与大臣展开辩论，但仅李昖与李恒福赞成渡辽内附，李昖曾直言“与其死于贼手，毋宁死于父母之国”，甚至不惜提及安南国旧事。
    李昖认为“赴辽，非但避难。安南国尝亡其国，自为入朝，天朝发兵送之，安南国得以复国”。所以在他看来，一来大明“抚藩字小”，肯定不会置朝鲜于不顾，其次此行不专为内附，还与请兵相联系。
    最终结果便是李昖一行奔向义州为赴辽准备，世子光海君则往江界，进而抵达咸镜北道。此议一出，李昖便抛弃了反对内附的官员，令领议政崔兴源等与光海君一同侍奉宗庙于北道。
    及至此时，朝鲜朝廷仍是西人、南人两党的天下，北人党因为李山海被罢暂时蛰伏，而当他在柳成龙执政陷入麻烦之时回归，重新带来的北人党却又隐隐已经有了“大北”与“小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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