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世界陆地总面积三分之一的欧亚大陆上，古代曾经有数条以美丽的丝绸命名的交通要道，它们跨越万水千山，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般认为，丝绸之路大致可以分为：1、，指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道路；2、绿洲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为沙漠之路)，指从河西走廊经过中亚沙漠地带中片片绿洲的道路；3、西南丝绸之路，指经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而到印度、东南亚以远的通道。近年来，中外学者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命题，指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南海航线。
本文所论述的，即是上述几条丝路中时代最久，对促进中外交流产生过重要作用的。这条古路又可分为南北两线，其北道的开拓，肇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的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更广泛地说，是东起大海，横跨欧亚草原的通道，其纵横交错的岔路，又可南达中原地区，北与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接。
从考古学角度去探讨，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内蒙古东部区的兴隆洼文化时代，草原先民就已同西方交往。例如，内蒙古林西县白音厂汗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女神像，与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女神雕像有相通之处，是原始先民们生殖崇拜的反映。在内蒙古阴山、乌兰察布、阿拉善、*和赤峰克什克腾，分布有3万余幅岩画，其内容为古代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原始崇拜及生产活动等。此类岩画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反映出古代草原民族在广阔的活动范围内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在内蒙古林西县锅撑子山、白音厂汗遗址，出土有许多长条形细石器，这种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存，在4000多年以前，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细石器文化带。公元前20世纪，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土尔克曼形成两个青铜文化中心，对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产生了影响。发现于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商代羊首曲柄短剑、敖汉旗的铃首曲柄短剑，可以从米努辛斯克文化找到相似的类型。公元前10世纪，北方游牧人驯养了马，他们骑马纵横在欧亚草原上，给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西周晚期，东胡称霸草原，并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东胡的游牧文化经西伯利亚向西，一直影响至波罗的海沿岸。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的触角式刀，以及宁城县南山根101号墓中出土的兽形柄青铜短剑，这两种类型的刀剑，分别发现于丹麦哈尔希塔特文化墓葬和俄罗斯的塔加尔文化遗址。
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发现以其名命名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青铜文化，在内蒙古北部，以及陕西、宁夏、山西、河北北部，包括欧亚草原地区均有发现，但时代最早的标本，出土于早商时期(公元前15世纪)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遗址的晚期墓葬中，这说明统称为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即起源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对周围文化产生了影响，也吸收了周围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与欧亚草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草原地区不仅循草原丝路与西方往来，而且与中原地区亦有密切交流。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蚕，反映了养蚕业从中原向北传播的情况。而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型碧玉龙和小型玉猪龙，则说明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习俗，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发源的。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原与草原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内蒙古出土的相当于这一阶段的青铜礼器、丝绸残件、象牙雕尺、漆器等，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草原地区的影响。
上的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的兴旺，与草原上政治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匈奴全盛时，其政治中心在漠北草原，以龙城为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南部)，该城遂成为中原文明、西方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在乌兰巴托附近的诺彦乌拉匈奴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汉朝的锦绣织物，用彩丝绣出流云、鸟兽、神仙骑鹿的图案；还出土有安息、大夏、小亚细亚的毛织品，上面的图案有植物纹、鸟兽纹及人物纹。另外，在丝绸上还绣有形同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的人物形象，这种把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丝绸刺绣，应是匈奴人的作品。这些考古资料，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密林西迁南下，建立北魏王朝，初都盛乐(今*和林格尔)，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其政治中心在的南道上，可以南控中原，北领草原上诸游牧民族。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突出地体现在大同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中。其早期的“昙耀五窟”，佛教造像具有浓郁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西部一带)艺术风格，还有中亚地区服装的特点。经考证，南北朝时期的，与传统的由长安西行的丝绸之路，在甘肃武威附近分出的道路联为一体，这条道路沿内蒙古阴山河套一线到达今*和山西省大同市，又继续东行，经燕山、七老图山至内蒙古赤峰南部和东北各地。在这条路上，先后在银川、*、大同发现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在宁夏固原、内蒙古*、山西大同还出土有产自西亚的金银器，等等。这些出土文物，证明沿阴山河套东行的草原丝路的南线曾相当繁荣，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已经紧密联系为一体。
唐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进入全盛时期，唐太宗被草原各部尊为“天可汗”，各草原民族的君长来长安朝拜，多走阴山河套一线的“参天可汗道”，中原与草原丝路的联系畅通无阻。之后，唐王朝在北部疆域建五大都护府，直接控制中亚至辽东半岛的通道。其中，在今内蒙古*土默川上建的单于大都护府(故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的政治地位最高。该城为突厥人阿思德为唐高宗的儿子李旦筹建，李旦后来做了皇帝(唐睿宗)，单于大都护府也成为通往草原丝路的商贸中心。土默川平原三面环山，一面向着黄河，有通衢大道与中原相连，在北方草原长城地带是一片形胜之地。考古工作者在土默川平原上，多次发现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在土默特左旗水磨沟，出土了弯月形金冠饰片及东罗马商人的墓葬；在阴山山脉中，还发现有突厥人的石人墓，这些都是唐代北方草原地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在内蒙古东部赤峰市敖汉旗，1976年曾连续出土了两批典型的波斯银器，有波斯银执壶和猞猁纹银盘等。银执壶顶端有一个鎏金胡人头像，高鼻深目，八字胡须，短发后梳，是典型的胡人形象；猞猁纹银盘则不见于中国传统工艺，也是中西交流中的输入品。因此，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这些银器都是公元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在东伊朗高原制作的工艺品。唐朝时期，诸多文化传入草原，对当时及后世的草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草原地区发现的聂斯托里派(又称景教，为基督教的一支)墓石，即是唐武宗灭佛后，在长安的景教徒与众多的回鹘人一起，从长安逃至草原时传播来的。从唐代直至辽、金、元时期，北方草原的汪古部、乃蛮部、克烈部等，都是信仰景教的部族。
由契丹族所创建的辽王朝(907～1125年)，其活动中心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年)非常重视同西域地区的联系，先后两次率军从东部草原西征，将辽朝西部的疆界扩展到河西走廊，并且征服了分布在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诸回鹘政权，使通往辽朝上京城(故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两条丝绸古道得以畅通。辽代的北线，是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的路线。据阿拉伯人卫马西记录出使辽上京道程，他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翻越葱岭，进入疏勒(喀什)、叶尔羌(莎车)、于阗(和田)、克里雅(且末)至沙州(敦煌)，然后进入蒙古高原南麓可敦城界(蒙古国土拉河西岸巴音诺尔附近)，经乌独健山(肯特山支脉)南下，经庆州(巴林右旗)到达辽上京。辽上京汉城中设有“回鹘营”，专门接待远道而来的回鹘商人。五代人胡峤所著《陷虏记》一书，还记有辽上京城外有西瓜摊贩。据瓜贩所言，西瓜是辽太祖西征回鹘时，从西域引入辽朝种植的。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敖汉旗羊山辽墓，发现绘有西瓜等水果的壁画。我国《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刊登了这幅壁画摹本，称之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的西瓜图画”。辽朝的南线，仍与唐代略同，自漠北南下经过阴山至丰州(今*)，东行至辽西京(大同)，再东行至归化州(河北宣化)，又分为两路：一路正东行翻越七老图山至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另一路东南行至辽南京(今北京市)。基本把辽朝的各个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了交通干线上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进一步促进了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西域诸国的商人和使团，每3年来辽上京一次，使团的人数都在400人以上，带来大批西方珍奇物品进献。辽朝每次回赠物品的金额不少于40万贯。通过交流，西方的马球、金银器、玻璃器以及驯狮、驯象、乐舞、猎豹、瓜果、蔬菜等，均出现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区，并在内蒙古东部区的辽代墓葬、壁画以及佛塔雕刻上有所体现。作为交流，契丹的商人也携带着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商品，沿草原丝路万里跋涉到西域和中亚、西亚各国贸易。阿拉伯诗人尤素甫在他成书于公元1069年的长诗《福乐智慧》中写道：“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中国的商品。”当时，北宋王朝无暇经略西域，与西方贸易主要走海上丝绸之路，北宋和阿拉伯商船以广州为起点，将中国的瓷器、丝绸运往西方。契丹则在陆路，通过草原丝路与阿拉伯国家贸易，进行各种交流。因此，阿拉伯人自公元10世纪起，称中国为“契丹”(kata)。即便是辽朝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国。13世纪，蒙古汗国西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传入阿拉伯国家。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将管状火器称为“契丹*”、“契丹火箭”，足见契丹在阿拉伯国家心目中影响之深远。
公元1120年，金兵攻占辽上京，辽朝覆亡。公元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残部，沿丝绸之路从阴山土默川地区向西越葱岭到达中亚，建立西辽王朝，该王朝在中亚地区统治近百年时间，是中亚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当时，欧洲地中海沿岸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国家把西辽(契丹)当成中国，契丹也就成为拉丁语“中国”的称呼(kathay)。西辽立国中亚后，与占据东欧的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建立密切关系，中国内地的丝绸通过契丹转卖基辅罗斯。居住在东欧南部的契丹人，还陆续迁到基辅罗斯居住，并且充当西辽与基辅罗斯贸易的中间商，所以，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并不知晓统治中国的南宋和金王朝，误将西辽当成中国，故而将中国称为契丹，以致于俄语至今仍称中国为契丹(kntán)。辽朝在与西方交往的同时，与北宋王朝也保持密切联系，通使和贸易十分活跃。北宋著名的人物，如沈括、欧阳修、苏辙、包拯等，都曾出使辽国。辽中京专有汉人养蚕织绸，作为送给宋朝的礼品。
蒙元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沿着草原丝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和元朝，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蒙元时期，不仅把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仅在欧亚大陆北方，就形成了4条大道：1、从蒙古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道路，包括天山以北路线，准噶尔盆地以北沿线，越阿来岭，经新疆北端也儿的石河的路线。2、南西伯利亚各部间的东西交通路线。3、从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线。4、从中原内地通往中亚的道路，包括从大都(今北京)通往蒙古和林的驿道，从大都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的驿道)和上都至辽阳行省的驿道。自此，蒙元时期创造了最为繁荣的景象。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大都“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马可·波罗游记》)。上都城“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互欺诋，粉质变初质。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元·袁桷：《开市十咏》，《清容居士集》卷16)。公元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进入中亚后，转经丝绸之路的南道进入河西走廊，考察了联系河西走廊与草原丝路驿道上的名城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又折回，转经河套进入天德(今*)，踏上的南道，于1275年到上都觐见忽必烈皇帝。马可·波罗甚得忽必烈器重，曾奉命沿西南丝路赴云南及南洋一带巡视。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后，于1291年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从泉州乘船抵波斯湾，与伊儿汗国君主完婚。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载了上述陆地与海上丝路的情况，尤对草原丝路记载精确，是令人信服的亲历记。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发掘的大量汉白玉建筑构件，以及在*和阴山以北敖伦苏木元代古城发现的景教碑，证实了马可·波罗对元上都的描述和对阴山南北景教流行情况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关于蒙元时期东西方及南北文化交流的文物，在内蒙古还有许多发现。例如：在额济纳旗黑城南墙外侧，保存有元代清真寺遗址；在*东郊白塔村，发现钧窑大香炉和一批越州窑名贵瓷器；在乌兰察布明水元墓中，出土有纳失石辫线锦袍及绣有狮身人面像的刺绣图案；在赤峰地区发现元代伊斯兰教墓石和景教徒瓷质墓碑；在包头燕家梁、赤峰翁牛特旗等地发现的元青花瓷器，其青花颜料为西方产品；在赤峰出土有元代驿站印信“富裕站印”铜印；在乌盟四子王旗发现元代驿站遗址和巨型敖包等等。在元代确已达到极盛阶段。
历史进入14世纪下半期，明朝代元而立，与北方草原的战争不断，明朝修筑万里长城，设置边关重镇，一时隔断了草原与中原的联系。清朝时期，草原丝路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规模。但是，明清两朝中西交流以及草原与内地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明朝时，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华，徐光启译有《几何原理》，蒙古草原诸部与明朝由战转和，互通关市，内地汉族人民帮助蒙古人筑城建房，草原上出现了青色的城(即今*)。清朝时期，对西方的丝茶贸易较为繁荣；土尔扈特蒙古部从伏尔加河流域，沿着草原丝路辗转回归；内地边民“闯关东”、“走西口”，来到草原地区垦殖谋生；从草原丝路北行再西去的山西籍旅蒙商队，往返于乌兰巴托、科布多和莫斯科之间，那一串串艰难行进的驼队和驼铃，唱出了古老乐章的尾声和余韵。
岁月悠悠，绵延万里的，一直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道；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汇合地。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故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如匈奴时代主要在漠南和漠北，鲜卑时代在漠南，契丹时代在东部草原，蒙元时代则横贯欧亚、纵贯南北。由于这种特殊性质，上的考古发现往往比较分散，不像河西走廊的古道，在各个绿洲容易形成如敦煌莫高窟那样集中数代文化精华的艺术宝库。
从传播的内容上看，除了传输丝绸外，文化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显得更多、更广泛、也更快捷。这个特点显示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能够快速传递文明的信息，也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宽广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此外，草原上的皮毛等畜产品，也是草原丝路上的主要贸易物，珍奇的珠宝金银在丝路贸易中，也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这条路还可称为“皮货之路”和“珠宝之路”，它为东西方各民族的交流带来了繁荣，也使内蒙古草原地区频频出现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