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天皇被迫退位，日本国重新对大宋开通贸易，太宰府的官位官复原职。

    如此一来，日本对外贸易彻底被打开了，国内掀起了织布的热潮。

    虽然已经快到严寒的腊月，但今年的日本国的人觉得一点也不冷，因为将会有大把大把钱流进自己的口袋。

    以后大宋就是日本国的钱袋子了，贵族们争先恐后开始开设织布厂。

    而崇德天皇则在冷宫泣血般喊出了一句话：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相比日本而言，北边的高丽会更加寒冷，尤其是北高丽，在这个时节已经万里冰封。

    但是，奔跑在去王宫的路上的使者却全身火热，他一点也感觉不到寒冷。

    无论对他来说，还是对整个高丽国来说，大宋如今对外的贸易政策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那个使者将消息带回了王宫，正在严寒中瑟瑟发抖的贵族们听到这件事后，瞬间感觉春天来了。

    很快，高丽的贵族通过私人关系，勾搭上了大宋沿海的一个富商，双方经过半个多月的商谈，便签订了一大笔采购订单。

    新年来临之前，大宋在高丽放的这把火，熊熊燃烧起来，以势不可挡点燃了贵族们的欲望。

    赵桓在御书房里喝茶，他的桌案上是张叔夜送过来的《大宋商法》，厚厚的一本，足足有好几百页纸。

    他已经看了五天，这五天的时间，他几乎很少出去，早朝也不上，就在看这部《大宋商法》。

    这是张叔夜在大宋缘由的基础上拟定出来的，增加了不少内容。

    赵桓一字一句全部看完了，并且反复推敲，不甚理解的地方就叫张叔夜过来解释，又叫司法体系的所有人都过来一个个推敲。

    之后便暂时按照这个版本发行了出去。

    新年之前，督察院也提交了关于商社虐待民夫、官员勾结商人恶意哄抬地价的一份汇报。

    从南方的几座大城到中原，再到西北，最后还将燕云囊括进来，牵涉进来的官员人数高达一千两百人。

    大宋的官场上再一次被鲜血浇灌，有人说，那不仅仅是皇帝在惩治哄抬物价的官员，更彰显出皇帝加强对地方掌控的决心。

    这年头，做官比过去难太多了。

    有官员私下感慨，想当年太上皇还在位的时候，大宋的官员们，平日里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吟诗作对，去青楼里流连忘返。

    而现在呢？

    每一路的经略使、提点刑狱司使、转运使、提举常平司使，在每一个季度都要做工作的总结和汇报，全部要快马加鞭撑地朝廷。

    朝廷要对地方每一季度的事情进行核查，虽然不会干预，但大内里的天子却要知道他们都在做什么。

    例如，杭州府这个季度的学校兴建进度未达标，政事堂则会从杭州知府的月钱里克扣，受到牵连的还有江浙路的经略使。

    例如，燕云十六州今年的军事堡垒修建计划往后拖延了两个月，枢密院便会上奏皇帝，从种师中和姚古的俸禄中扣除一部分。

    而枢密院则会书信斥责种师中的失职。

    若是幽州的人口迁移滞后，则有政事堂责罚李光的不作为。

    而如果是长安城的教书先生人员未招募充足，翰林院会立刻派人到长安城来专门压进度，同时准备撤换那里管理文化和教育的官员。

    如果皇帝的宰相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稍微慢了一些，或者并不上心，导致进度拖延，皇城司卫就会传话到皇帝的耳朵。

    御史台可能会在朝堂上公开找宰相的麻烦，督察院甚至会立案做调查，表示要查明延期的原因，从中各种挑刺。

    一切都在朝堂的口水中被强行加快速度，这一环扣一环的制衡和强迫机制，让整个大宋高速运转。

    在这种环境下，朝堂上的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件事都不敢再差不多得了，而是开始发狠。

    例如连温文尔雅的唐恪，有时候也会指着赵鼎的鼻子骂大宋银行不作为，故意阻拦资金，不欲释放出来为商部激发商贸活力。

    例如李纲，会经常跑到科学院去大闹，他要的武器迟迟不能研发出来。

    因此，科学院和枢密院还在朝堂上大吵过几次。

    对于这些争吵，皇帝都以一种不嫌事大的心态看热闹。

    并且还经常私下怂恿一方去痛骂另一方。

    例如他会向李纲暗示：你是大宋的宰相，你尽管去跟科学院施压，拿出你宰相的威严。

    然后，转身又悄悄跟韩公廉说：你们是朕的心头肉，有人敢欺负你们，你们就怼回去！

    最歹毒的是，赵桓经常跟刘彦宗示意：你怼徐处仁怼得不够狠，你是不是最近跟他走得很近，要结交新的权贵了？

    遇到这么一个奇葩皇帝，大臣们也是真的够了。

    最狠的当然是御史中丞何也，他几乎每天都在朝堂上挑起事端。

    现在的早朝，比过去宋徽宗时代的早朝要热闹一百倍。

    先是宰相们汇报情况，然后是御史台站出来怼宰相，再之后就是督察院站出来挑刺，双方进入吵架的高潮，然后告一段落。

    随后是政事堂和大宋银行喷，再然后是枢密院和科学院喷，时不时会有翰林院喷政事堂修建学校的进度太慢。

    宰相们似乎也开始习惯这种做事的方法，并且，有人从中体会到，粗暴直接的做事，往往效率更高，至少自己手里的事情解决得更快了。

    新年越来越近，三司使周朝向皇帝汇报了今年的财务情况。

    随着银行系统的盘活，交子的推行，以及劳动力的解放，普通人收入的提高，商税已经高达1.6亿贯，农税收缩到了一百万贯，农业几乎免税了。

    靖康以前，大宋一年的商税大约是五千多万贯。

    这还是朝廷横征暴敛才达到的数字，而靖康四年，朝廷废除了这个苛捐杂税，连人头税都废除了，农税更是几乎要免除掉。

    商税已经高达1.6亿贯，这其中包括对外的国际贸易，和大宋内需产生的商税。

    连徐处仁都不得不感慨，百姓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啊！

    让百姓有钱花，朝廷不愁收不到税了。

    去年赵桓在打党项的时候，国库基本打空了，三年的存余都打没了，军队的烧钱速度在朝堂让引起了焦虑和恐慌，政事堂有人甚至喊出要适可而止的声音。

    大宋的军事开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恐怖，庞大的数字让三司使周朝一开始不习惯，几乎每晚睡不着觉。

    直到今年，靖康四年，大宋的经济出现了一次小规模的飞跃，朝堂诸公明显舒了一口气。

    其实，更加舒一口气的是赵桓。

    他每天都盯着国库的账本，现在花钱如流水，让人心惊肉跳，那些数字像一座座大山，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

    但这一次的汇报，却让赵桓大舒了一口气。

    而且1.6亿贯的收入仅仅只是税收，不包括朝廷自有产业的收入。

    有了钱，赵桓又可以肆无忌惮开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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