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身体的母亲，朱敬伦的感情是复杂的，要说跟这女人完全没有关系吧，毕竟是自己继承的这具身体的血缘上的母亲，如果有感情的话，那也不现实，但说完全没感情，心中又总有一点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一想起还有一个母亲等待着儿子，心中就没来由的有些恐慌，好似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一般，也许是因为他夺走了一个母亲最心爱的儿子吧，因此他从事至今竟然都没有去见过这个“母亲”。

    但无论如何，现在母亲病重了，而且情况相当不好，朱敬伦很可能得回去见她最后一面，那么他就必须回去，这不仅仅有道义上的愧疚，还有现实的制约，在这个讲究忠孝的时代，如果这时候朱敬伦还不赶着回去，他就别想在这个社会上混了，别说官场容不下他，普通老百姓都容不下他。

    但他是县令，可不能直接一走了之，走之前得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

    第一时间先派人去把昨天刚刚离开的富礼追回来，富礼坐不了船，又不愿意骑马，平时出行是坐轿子，远门也是马车，追求舒服的他是不可能让马车走的太快的，现在根本不可能回到广州。

    第二把县丞陈芝廷请过来。

    “陈兄，我得走了，家母病重。也许，回不来了。至少短期内是回不来了。这边就有劳你了。我走之后你万事小心，新安的县政你得暂代一段时间，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荐书，最好能任命你为县令，如果不可，至少署理。”

    朱敬伦简单的交代了一下情况。

    陈芝廷一脸忧色，人死为大，这是这个时代的世界观，他只能出言安慰，让朱敬伦往好的方面想。

    朱敬伦摆摆手：“我母亲年事已高，我有心里准备，你不用艹心我。倒是你这边恐怕不会好过，盯着新安的人太多了。你千万小心为上。最要顾及的是跟洋人打交道，我已经派人去拦富礼去了，他是总督大人的心腹，万事你不可自做决定，凡事皆请示于他。”

    朱敬伦在新安所遇到的掣肘，陈芝廷只会遇到更多，那些人碍着柏贵的面子，还不敢太过分，可是陈芝廷不过是一个举人，也没有什么大背景，他们肯定会群起攻之，毕竟新安厘局一年百万两的厘金，是会让人疯狂的。

    但是如果一切都由富礼来顶的话，那就好很多了，富礼是正宗的旗人，这个身份就是一层护身符，又是柏贵身边的心腹，别人动不了他。

    唯一要担心的是陈芝廷不肯配合。

    朱敬伦叮嘱道：“富礼虽然没有官身，但你得明白，在场面上，他比你的面子大。”

    他就怕陈芝廷拉不下脸去请教一个白身。

    陈芝廷点点头：“大人放心，我有分寸。”

    陈芝廷已经不再是一个白白净净的读书人了，跟了朱敬伦一年多，也算是弄明白官场上的弯弯道道，尤其是朱敬伦是一个不怎么管事的，新安的县政与其说是朱敬伦在管，还不如说是陈芝廷在管。经过一年跟那些县吏斗智斗勇，陈芝廷就算不精通，至少熟稔了。

    那些县吏也不是朱敬伦担心的，老实说原本的县政也没什么值得费心处理的，不过是一年两料的税粮，还有县里的学政，这些都有定例，县吏们的贪渎也算是这定例的一部分，成规都几百年了，如果还用人费心的话，只能说太不成熟了。

    唯一要担心就是跟洋人交往，之前可一直都是朱敬伦负责，虽然总是带着陈芝廷，希望他能学到一些，可是陈芝廷至今没有学到任何一门外语，对外交的方法还很蒙昧，但马上英法联军跟清廷就要重开战了，外交工作可能会变成头等大事，办不好功亏一篑。

    其实就算失败了，也不是什么天塌地陷的事情，但万一因此而让陈芝廷吃上罪过，那就不好了，所以朱敬伦着重叮嘱他。

    现在看来，陈芝廷还算是明白人，朱敬伦也就放心了。

    县政有陈芝廷管着，没有意外的话，也出不了大乱子。

    “眼下有一件事，美国人要去调查的事情，这件事很棘手。你时时请教富礼，你只管办事，办好办坏都不打紧。”

    陈芝廷点点头。

    交代一番后，朱敬伦又请来了赫德。

    同样先把自己的情况跟赫德说了一说。

    赫德顿时就皱起眉头：“朱，您什么时候能回来？”

    赫德主持新安厘局事务，全靠朱敬伦强力支持，如果朱敬伦一走，别说广州那些红着眼想要扑上来的大小官员，光是新安的那些县吏就够他受的了。

    朱敬伦叹道：“你应该了解我国的，也许我回不来了。”

    赫德心中顿时五味杂陈，各种思绪同时涌了出来，朱敬伦如果回不来了，他很清楚，他在新安的事业也终结了。其实最近折断日子，他已经有些厌倦，交易所走上了正轨，尽管鸦片贸易被南海和东莞的厘局走私拉走了一大部分，可是新安交易所却始终牢牢控制住了丝织品和茶叶这两宗正常的大宗交易。

    厘局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他现在手下已经拥有了120多人的队伍，各种制度经过摸索已经渐渐完善，各种程序非常顺畅，可以说新安厘局已经跟欧洲任何一个海关的管理，没有任何差别了。这一点，让在香港和澳门的西方人都啧啧称奇，而他们每一次的称道中，都离不开赫德这个名字。

    但是赫德却感到了无聊，他感到自己无事可做，该做的都做完了，剩下的就都是无聊的日复一日的重复。他以为自己不在乎这些，直到听到朱敬伦要走，而且不再回来，他这才发现他很在乎这些，非常的在乎。

    “可是朱，你是知道的。赤湾这里的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港口现在日益繁荣，但是港口设施还很落后，你知道7月新茶下来那两个月，有很多商船不得不在香港停留三天以上。城区的情况更差，你走到街上简直寸步难行，工人们在街道上，在小巷口，在别人的屋檐下，到处胡乱的搭建窝棚，而且随地方便，走在街道上必须捂住口鼻。另外还有偷盗，打架和勒索这些治安问题也很严重。”

    赫德不断的说着这一年来赤湾港口区域发生的各种问题。

    朱敬伦耐心的听着：“这里的土地，包括镇子，都是赤湾村的土地。在我国的法律之下，我无法强行买下，我也不敢强行买下。这些土地甚至包括街道都是私人土地的话，他们愿意租给别人搭建窝棚，我们法理上是管不着的。至于治安问题，县吏们暂时还没有经验，也还没有时间适应如何管理一座繁荣的贸易港口。”

    赤湾港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属于赤湾村的，这个村子是一个古村，村民传说是宋元时期建立的。有一个悲壮的传说，当年在蒙古军逼近，陆秀夫抱着年幼的宋朝幼帝在崖山跳海殉国，同时殉葬的还有十万百姓，鲜血染红了江河，结果幼帝的尸体在海上漂浮不沉，当地百姓看到海湾染成了红色，于是起名赤湾，并将小皇帝的尸体埋葬在了这里，这座墓就位于赤湾村的中央，名叫宋少帝陵。

    传说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少帝陵里是不是真的埋着小皇帝也不知道，但表达的感情却是真的，那就是宋朝皇帝的惨剧在珠江口这一带有很强的影响力，新安最大的家族的族谱往往都追溯到那个时代。

    正是因为赤湾村建村历史太久了，赤湾这一带的土地也就大都是人家赤湾村的，说不好听点，过去的赤湾码头，除了中转贸易，最大的用途或许就是人家赤湾村人打渔的渔港。

    可是清朝法律是非常私有制的，英国人在上嗨最开始搞租界的时候，租用的还是黄浦江的荒滩，但没有当地农民的同意，就是县令都没办法，还从中劝和了很长时间，英国人出了高价才租到地。

    所以赤湾港的建设就很麻烦，赤湾村人家根本就不想卖土地，朱敬伦的兵工厂建在南山上，除了安全原因外，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没办法在附近买到合适的土地，如果真的要强行买地，恐怕得跟赤湾人打一仗。

    赫德不加思索，或者说已经思索过很多次了，道：“我们可以开发东西两侧海岬。”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扩展的可能，沿着赤湾两侧都是海岸山梁，这些岬角是无法耕种的，岬角上还有有明代的墩台和炮台，因此山梁基本上算得上是公地，可以向那个方向扩展，但扩展的成本很高，后世开发深圳，政府将东侧的山岗都推平了，连岬角上的炮台都挖的只剩一个地基。

    朱敬伦叹道：“可是上次买大炮我们的钱基本上都花光了，所以今年恐怕是没可能。”

    因此如果开拓岬角，成本抬高，朱敬伦一时间难以承受。

    赫德接着道：“我计算过了，如果可以拍卖多余土地的话，完全可以应付开发成本。”

    这是一个好主意，政府搞基建，带来土地升值，在通过拍卖土地收回成本。其实现在香港就在玩这一套，而且一直玩到李超人时代，最早玩土地财政的城市就是香港，这一套制度可不是从欧洲学习来的，而是在香港发明的。

    这套制度称之为土地批租制度，港英政府向土地使用者批租土地，使用者通过承租批准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缴纳规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可以让政府短期内得到未来数十年的租金，后来又把地权扩大到九十九年，实际上相当于卖出去了。

    这套制度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香港一开始实在是荒凉，英国政府又不想单方面投入，香港总督为了财政才搞出了这一套制度。

    现在赫德想借用一下，这当然是好事，朱敬伦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点了点头：“你的主意不错，我会让陈芝廷试试的。”

    赫德摇摇头：“不不，我建议新开发的土地还是由厘局管理比较好。”

    厘局管理？那不就是赫德在管理吗！

    朱敬伦几乎随口就要否定，因为他感觉到赫德在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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