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现在这个误会让朱敬伦得到了一个宝贝，他这里是不需要水雷的，但是********僧格林沁肯定需要啊，等英法联军打到大沽口的时候，试想一下水下埋藏着成百上千颗地雷，朱敬伦想想就开始期待了。

    于是立刻嘱咐兵工厂，立刻开始大批量生产水雷，地雷也要生产一千颗。

    朱敬伦打算通过柏贵，将这些好东西送到僧王手里。

    派人把一批水雷和地雷的样品送到柏贵手里，告诉柏贵说自己从西洋瑞典国商人手中买下了一些水雷和地雷，并附有使用方法，同时告诉柏贵，根据最新的确定消息，洋人马上就要进兵犯境，并且最大的目标还是天珒，希望这批进贡的水雷能起到作用。

    这种讨好皇帝的事情他还是很愿意做的，立马将这批地雷和水雷快马送去京城，同时送去洋人即将进犯的消息。

    皇帝让僧格林沁在昆明湖试用，接连炸碎了几艘木船之后，僧王对这批水雷的威力很满意，于是立马让柏贵进贡更多的水雷。

    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发明，当然性能上不可能比得上伊曼纽尔发明的水雷，伊曼纽尔发明的水雷在英法联合对抗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可是吓退了打算从水上进犯圣彼得堡的英法联军舰队的。可是如果中国人能持续改进，谁知道古代人的发明，不会发展到西方同样的水准呢。

    同样火药威力有也差距，西方人几百年来一直在坚持不懈的改善火药的配方的配方，而中国人死守着老祖宗的配方罕有变化，目前清军用的火药威力，绝对不比戚继光兵书中记载的配方生产出来的火药大多少。

    大部分工匠还谨守着一硫二硝三木炭的口诀，西方人已经将比例精准到小数点程度了，用料上的差别更大，明朝的火药武器最终不敌八旗的弓马骑射，很大的原因就是制造粗劣，传统的官方作坊，官员克扣料钱，以次充好，监管不严，导致火枪不断炸膛，士兵根本就不敢用，根本就没发挥出武器的优势，反而让后来的清朝人产生了火器无用论的错觉。

    满清的作坊效率并不比明朝的先进，因此他们的火药威力在西方人更精准的配方，更严格的材料，以及工业化的工厂产品面前，就显得很差劲。

    所以僧格林沁才会觉得这些水雷威力难以想象，才会想要更多的水雷，才会让朱敬伦的兵工厂挣到开工以来的第一桶金。

    这都是后话，朱敬伦给柏贵的样品柏贵进贡给皇帝了，但是柏贵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冒，他更关心的广東的民情，香山和东莞两县的情况让他恼火，据说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械斗，柏贵要求朱敬伦立刻启程前往两县处理。

    老百姓长期无组织的聚集，到最后肯定就会演化成大规模冲突，这几乎是一条规律。

    因为人跟人在一起，不可能不发生矛盾，单个人打架，了不起少胳膊少腿，影响不大，可要是几百人跟几百人打那就不一样了，群体性冲突根本无法控制，总有失手，一方失手，另一方就会报复，所以群架一旦打起来，就格外的血腥和持久。

    但现在就是这种现象，老百姓聚集起来了，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当地官府在这种规模的群体聚众下，又畏首畏尾不敢干涉，就等于放任了这种无组织的情况，到最后必然发生了大规模械斗，香山县的最为严重，打死打伤了三十多人，县令吓得亲自跑去广州请罪，这才让柏贵下了严令，让朱敬伦不准拒绝，立马前往两县处理事情。

    眼看是拖不过去了，只能先放一放新安这里的事情。

    新安的乡勇都送回乡下去了，接着朱敬伦拆分了自己的军队，从侯进手下抽调了一百个水平最好的，已经晋升为基层军官的勇兵，安排他们分驻各地，在一个个墟集和小镇驻扎，然后从周边乡村中的乡勇中招募最强壮的青壮，给他们发枪，进行训练。

    对乡勇来说，朱敬伦派人去招募发的军饷十分诱人，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个月5两银子的军饷，加上反正都组织起来打算保家守土了，给官府当兵还在村里当乡勇都一个样，还有钱拿，傻子才不干呢。

    在这种吸引力面前，让他们的宗族作保之类的要求，也只是小菜一碟，作为他们的族长和乡绅等人，则是已经在公约上具名了，也不在乎给族中能够去赚军饷的后生作保这种事，因此很快分出去这一百人，没人就又招到了一百人，朱敬伦的军队滚雪球一般到了一万人，原本给土客械斗的那些人准备的一万只步枪提前给用了。

    反馈的消息都很顺利，朱敬伦也就没什么放不下的，当即在富礼的催促下启程。

    先往对面的香山县，他不是一个人，跟着富礼不说，还请了一大群的宗族族长和乡绅。

    作为邻县，这些乡绅也是能发挥影响力的，至于宗族，新安的宗族在香山也有，在东莞也有，沙井陈家在顺德、东莞一带都有族人，都拜一个祠堂。控制深圳墟的张家，本就是从东莞牵过去的一支。还有曾氏、黄氏这种，在广府人、客家人中都有分支的家族。

    因此朱敬伦带的这些人很容易就在对面的县中找到自己的族人，这不单单是一个共同的姓氏，而是平时就有来往，而且关系密切，在一起拜祭祖庭，自认为是一家人的宗族，让他们去说服本族人，比朱敬伦去说服要容易的多。

    只是这时候香山县已经爆发了数起械斗，更大的械斗还正在酝酿中，双方都在呼朋唤友，一个不小心就会弄成土客械斗那种规模的惨剧，这也是县令跑到广州去请罪，而柏贵不理朱敬伦的各种推脱，强令他处理的原因。

    自从械斗爆发后，其实县令已经控制不住，他那时候连把乡绅聚集在一起都很难做到，更不用说让各家各自回村去。

    但朱敬伦不同，他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一千火枪兵，连续三天在香山县城外演戏，一阵阵的火枪声，吸引了大量看客的同时，也震慑住了不少人，加上暗中又有对面新安的本族人来说和，这才将这些人纷纷聚集在一起，拿出跟新安同样的公约让他们看，在随便讲一番大道理，就有人签字了。

    不过事情还没完，已经发生过械斗，各家还都死了人后，这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这已经发展到仇恨了，仇恨是不讲理性的，也根本扯不清谁对谁错。此时各打三十大板的办法是不灵的，朱敬伦也不敢用，此时用出来，那不是各自退一步海阔天空，弄不好两边都对朱敬伦不满了。

    所以朱敬伦干脆让各家回去，死人的官府给丧葬费，伤者官府出钱给治病，又许诺了免除一年两税，才算勉强把聚集在一起分作两边打群架的上千人劝了回去，只要回了乡下，那就好办多了。

    朱敬伦在香山根基不深，暂时不打算招募香山兵勇，所以他只是派了些人到这里，负责在各个墟集盯着附近村落，并不打算招人。

    用了十天时间解决了香山县的问题，在县城乡勇还没有完全撤光，县令两次三番希望他留下的情况下，朱敬伦还是去了东莞。

    东莞的情况更容易一些，这里的械斗是零散的，还没有分成两派，加上东莞跟新安陆地相接，这里的乡族更是一家，新安本来就是从东莞划分出去的，明朝时候才分离，而这里的宗族却繁衍了几百年上千年，因此两地宗族层面上始终没有分开，这种关系是不会随着政区分割而分割的，因为他们的纽带在血脉里，在情感和文化中。

    所以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各个乡绅、宗族聚集到一起开会，签订公约，然后开始顺利的分编遣散，第五天的时候，朱敬伦就可以离开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因为两个县令担心担责任，而始终拖延，导致发生械斗。

    对朱敬伦来说，却是举手之劳，他这两次倒是没有签名，可是强逼两个两个县令具名，但毫无疑问，主持整个立约过程的朱敬伦，在两县乡绅面前，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

    这件事过后，至少在珠江口这三个县中，朱敬伦是无人不知无人不识了。

    本以为能闲下来，然后安心应付英法联军即将到来的攻击，谁知道新会那边又出事了，新会的抵抗割地运动本来就不怎么强烈，甚至柏贵都没有让自己去处理，当地知县就遣散了事。

    但问题是乡下彻底动员了一次，就如同沸腾过的开水，跟过去的生水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时候的乡下年轻人，确实还没有什么纪律，但却已经有了一个粗糙的组织。

    就好像新安和东莞曾经是一个县，两地乡绅关系复杂，姻亲不断，同宗同族，新会和鹤山也是，鹤山的一半土地，还是清朝雍正时期才从新会分出去的，比如客家聚集的古劳都，就是从新会分离出去的。

    因此鹤山土客械斗之后，就有大量的土人跑到了临县的新会，穷人确实是最凄惨的，人离乡贱无依无靠，但是地主们就好了很多，他们甚至很多都在新会也有土地，依然可以过日子，但是无论是地主还是佃户，在失去土地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同仇敌忾的，乡绅、地主阶层组织编练团练，生活无着的穷人，第一是混口饭吃，第二也很想打回家乡去，起码自家还有几间破屋子给妻儿老小遮风挡雨。

    因此在客家人周边的各县，包括新会在内，还有阳江，甚至佛山等周边各县，土人都在聚集力量，故事中的佛山黄飞鸿编练团练打洋人，现实中可能有无数红飞鸿，蓝飞鸿们在编练团练，随时准备着杀向客家人。

    到今年初，土人的力量本就积攒的差不多了，接着新会知县勒令乡勇回乡，好几只乡勇联络之下，突然就杀向了鹤山，土客械斗土人反攻阶段开始了。

    大规模的械斗突然爆发，引起新会和鹤山两县县令的关注，他们的文书雪片一样的发到广州，柏贵这时候刚刚收到朱敬伦送来的平稳遣返香山和东莞两地抵抗割地而聚集的乡勇的报告。

    柏贵不由感叹，这些县令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同时对朱敬伦的办事能力极其信任，甚至相信朱敬伦能轻松解决已经打了四五年的土客两家，一封让朱敬伦去新会、鹤山两县协办两地平息土客械斗的命令就送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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