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吹灭人家的火把，却烧了自己的胡子。

    ——维吾尔族谚语

    花剌子模人（也叫回回人）的后裔赛典赤·赡思丁生前身后都得到了朝野的交口称赞。但是，他的同乡阿合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阿合马生前为大元王朝呕心沥血，大胆改革，得罪了一大批权贵，死后遭到了掘坟亵尸的惩罚，还被后人责骂了近千年。

    阿合马出生于花剌子模帝国的费纳客忒(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他的青少年是在蒙古大军西征过程中度过的。因为聪明机灵，阿合马成为了忽必烈未来的岳父弘吉剌·按陈的侍从。

    弘吉剌·按陈把自己年轻美丽的女儿察必嫁给忽必烈做福晋的时候，将阿合马作为女儿的陪嫁一并送到了未来的大汗面前，送进了大元王朝的皇宫，成为日后察必皇后宫里的侍臣。

    一次，忽必烈带领皇后和一群官员到郊外打猎。突然，一只体型庞大的野猪从密林里窜了出来，扑向了猎手们。野猪扑到了两匹侍卫的战马，然后直接扑向忽必烈骑的白马。

    阿合马不顾自己的安危，飞速地跳下马背，抡起长矛，戳进了野猪的肚子。

    野猪丢下忽必烈，转身扑向阿合马。

    阿合马掏出腰间的匕首，刺进了野猪的颈部。

    野猪挣扎了几下，蹬腿毙命了。

    忽必烈仔细端详这个勇敢的年轻人。只见他细高挑的身材，小长脸上长着浓密的眉毛和胡须，是一个标准的回回人。

    才华超人的阿合马很快脱颖而出，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

    1261年，阿合马出任上都同知，后来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承担了专管财赋的重任。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盐税又是财政的重要税源。禁止私盐和增加盐税是阿合马理财的一个主要方面。

    1263年，阿合马针对时弊，向忽必烈奏请设置诸路转运司，加强税收管理

    阿合马说道：“太原的老百姓私自制作硝盐到处贩卖。各地的老百姓看到他们的盐价格低廉，便争相抢购。解州（位于今天山西运城）的官盐却卖不出去。因此，每年收上来的盐税只有7500两。我请求从今年起再增加那里的盐税5000两，无论是僧道、军人和工匠都要纳赋。民间私自制盐听其自便。”

    忽必烈对阿合马的主意非常赞同。

    打击官商勾结偷税漏税的行为是阿合马理财的另一个有力措施。

    大元的很多蒙古贵族与大商巨富联手从事商贸活动，依仗权势拒不交税，公然违法。

    阿合马要为国家理财必然要和他们作斗争，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反对，造成了阿合马后期遇到的灾祸。

    阿合马还比较重视开矿和冶炼生产。

    1263年，阿合马得知河南钧州（今天的禹州）、徐州等地有很多炼铁的作坊，便组织了3000个作坊为官府炼铁，每年上缴熟铁达到51万吨。官府再用这些铁铸造了10万件农具，与农户交换获得了4万石粮食。

    大元成立制国用使司后，忽必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政事兼领此使职。

    不久，阿合马执掌的制国用使司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条节源开流的建议：“东京每年征收的布中有疏恶不堪用的可就地买羊。真定、顺天金银的成色不合的宜于改铸。别怯赤山出的石绵织成布后用火烧却不燃，请派官员组织开采。”

    第二天，他们提醒忽必烈道：“国家费用浩大。今年自皇帝到京都以后已支出四千锭钞，恐来年的预算不足，要精打细算，节约开支。”

    过了几个月，制国用使司又提交建议说：“桓州峪所采银矿已达十六万斤。每百斤矿石可得银三两、锡三十五斤。采矿所需的开支望准许卖锡以给之。”

    忽必烈对制国用使司的工作非常满意，采纳了以上的全部建议。

    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农业和矿业生产的发展。

    阿合马大力推行经理制度。经理也叫钩考，是一种财政审计的手段，主要由朝廷派遣官员到各地清算钱谷，防止豪强隐瞒和官吏贪侵。例如，地方上有人把熟田冒充为荒地来逃避赋税，有人为避免差徭隐报户口，也有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旧由贫民交税的，造成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一次，阿合马领导的尚书省要求调查全国的户口，颁布条例，杜绝欺隐，增加赋税。

    御史台说：“现在到处在捕灭蝗虫，百姓劳扰已甚，清查户口的事稍缓再说吧。”

    忽必烈采纳了御史台的意见。

    过了一段时间，阿合马坚持自己的观点说道：“近来因军兴之后减免了百姓的赋税，又撤消了转运司官，使各路总管府兼管商税，以致国用入不敷出。我认为，莫如检查户数多少，按远近设立都转运司，酌情增加原来税额，选择廉洁有为的官员分理其事。一应公私鼓铸铁，由官方设局贩卖，并禁诸人私造铜器。如果这样，则民力可不缺而国用也会充实。”

    他要求忽必烈诏谕天下：一是在全国核实人口；二是设立诸路转运司，加强收支两条线的管理。

    由于国家的财政赤字巨大，入不敷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扩军征战的需要，钩考钱谷被作为一种弥补财政亏空、搜刮财富的手段频繁进行。

    大元刚刚设立尚书省的时候，忽必烈下旨说：“凡选拔任用的各官，吏部议定资格品级，向尚书省报告，由尚书咨询中书意见后才奏闻大汗。”

    阿合马却擅自提拔官员，不让吏部拟订初步的使用意见，也不咨询中书省。

    丞相安童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忽必烈。

    忽必烈听了很恼火，召来阿合马质问。

    阿合马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事无大小都交由我办，所用之人当然应由我自己来选择。”

    安童无言以对，只好向忽必烈说道：“自今以后，只有重刑及调迁上路总管才交给我来办，其余的事情都交给给阿合马，以便各部门的权限清楚。”

    忽必烈微笑着答应了。

    忽必烈登基的初期，朝廷的各级官吏都没有俸禄，等于公开让他们去勒索百姓，贪污中饱，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阿合马上任以后力主推行官俸制度。他订立条例，减并州县，核定官吏的人数，根据官员的级别发放俸禄和公田，并且还要考核官员政绩的优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施行起来。1266年，阿合马担任中书平章兼任制国用使以后，正式规定了京、府、州、县、司各级官吏的俸禄和职田。1270年，他又规范了军官的俸禄。之后，虽然曾有过暂时停俸禄和减少官俸的现象，官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从此确定了下来。勒索百姓、贪污钱财不再是合法的行为了。1267年，大名路的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因为盗用官钱受到了罢官的处分。

    阿合马还在各路设平准库，用12000锭钞作为钞本买卖金银，维持物价平衡和保证纸币的信用。初期，钞法实行得十分有效，盐、茶等税收都用纸钞，保证了纸钞雄厚的物质基础。元代钞法是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流通制度，在世界币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然而，由于连年用兵、费用浩繁，纸钞不断增发，开始出现了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物价飞涨。

    1275年，伯颜、努海带领元兵大举进犯南宋，占领了大片的领土。

    忽必烈安排阿合马与诸位大臣商议，在江南实行大元的盐法、钞法以及开展药材贸易之事。

    阿合马很快提出了方案：在南京、卫辉（今天河南的卫辉）等路按户籍收集药材；在蔡州发售十二万斤官盐，禁止人们私相贸易。

    忽必烈认为切实可行。

    阿合马为人足智多谋，又会说话。大家都称赞阿合马十分能干。大汗忽必烈也格外器重他。

    忽必烈急于建设富强的国家，又见阿合马才气逼人，因此放手让他大胆办事，对他的建议也无不采纳。

    久而久之，阿合马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因而开始专权、更加刚愎自用了。

    右丞相安童看到阿合马长期专权，心里很不舒服，便上奏忽必烈说：“大都路总管阿合马之子忽辛手下的人大多不称职。阿合马和张惠把持宰相的大权，做商贾之事，尽收天下之利，受害的百姓有苦无处诉。”

    阿合马得知以后争辩道：“是谁胡说这样的话？我与张惠要与他当廷辩论。”

    安童又对忽必烈说道：“忽辛的部下在官府与商人的木材交易中谋取私利，罪状清楚。”

    忽必烈说道：“若是这样，查明后撤了他的职。”

    安童接着告发了忽辛与一桩泄密案有牵连。

    忽必烈责备安童道：“他对自己的部下与胡人做生意的事尚且不知道，怎能把国家的机密交给他呢？”

    后来，中书左丞崔斌奏告忽必烈：“杭州地大，责任不轻。阿合马以自己的不肖之子抹速忽担任达鲁花赤、佩虎符，岂是量才授官之道？以前，阿合马自己要求免除子弟的职务，他现在自己身居平章要职，全家的族人都安置在要害部门。这样是自背前言有损公道啊。”

    忽必烈看到对阿合马的举报越来越多，思想上有些动摇了，于是下令罢免了阿合马许多子弟的职务，但是没有处理阿合马本人。

    忽必烈曾经对淮西宣慰使昂吉儿说过：“做宰相的人要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有此三条的才是称职的宰相。阿里海牙、麦丁等也不能当宰相。回回人中只有阿合马才可以担任宰相。”

    可见，忽必烈是多么信任阿合马啊。

    阿合马长期身居高位，自然地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实行的政策又触动了权贵的利益，惹怒了朝廷内外的很多人。

    安童在容忍了很久之后才向忽必烈汇报说：“我近来常说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宜于各自遵循常例向皇帝作报告，重大问题应该由侍从的大臣议定后上奏，这是皇帝已有旨应允了的。现在一切由阿合马的尚书省报告，似乎违背了皇帝以前应允了的话。”

    忽必烈说道：“你说得很对，我哪里想到阿合马因为得到我的充分信任而敢于如此呢？有些问题我没有和你商议是不对的。应该像你说的那样，三家各按常制奏事为好。”

    安童趁机揭发道：“阿合马所用的部官很多都不称职。但是，阿合马已经得到大汗的同意宣布了。应当在他们上任后多加考核，看其是否真能胜任。上任的时间长了，个人的品行和才能是可以看出来的。”

    忽必烈点头称是。

    阿里和阿合马、赛典赤因为同是花剌子模的回回人，有过一些面上的来往。努海成为大元的主将以后，与阿合马来往较多，也曾劝阻他注意保护自己，以免惹怒众人。

    阿合马正值春风得意，并没有听进去努海的忠告。

    1282年的4月，忽必烈前往上都，太子真金一起陪同。

    益都（今天的山东省青州）的千户王著平常疾恶如仇，知道很多人愤恨阿合马，便秘密地铸造了一把大铜锤，发誓要用铜锤砸死阿合马。

    恰好这时，有个姓高的妖僧和尚在军中行秘术。

    王著便与他们合谋，诈称阴历3月18日太子要回来做佛事，纠结了80多人趁着夜色潜入了大都城。

    天快要大亮的时候，王著和高和尚派两个僧人到中书省，指派他们去购买斋物。

    中书省的官员感觉有些蹊跷，便盘问那两个僧人，但是没有问出问题来。

    到了中午，王著又派遣崔总管假传太子的口令，要枢密副使张易派一支军队当天晚上到东宫门前集合。

    张易没有发现这道口令是假的，当即指挥下官领兵前往东宫。

    这时，王著自己骑着大马去见阿合马，假称太子将要到了，要求中书省的官员都到宫前迎候。

    阿合马派遣脱欢察儿等数骑出关，北行十余里，遇上了伪装成太子的王著、高和尚等一群人。

    假太子责备脱欢察儿等人无礼，借口将他们全部杀害，然后骑上他们的马匹，从南边进入健德门。

    当时正值夜晚二更，无人敢问他们是谁。

    他们走到东宫前面，众人都下马肃立，唯独假太子骑在马背上指挥，将中书省的官员全部叫到面，大声地呵斥阿合马，命令手下用大铜锤砸碎了阿合马的头颅。

    阿合马立即倒地毙命。

    接着，假太子又杀害了阿合马的同党郝祯、张惠等。

    枢密院、御史台和留守司的官员都在远处紧张地观望着，不知道其中的缘故。

    尚书张九思觉得情况不对劲，大声地呼叫其中有诈。

    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拿起棍棒冲上前去，一把把骑在马上的假太子击倒在地上。

    其他人也都反应过来，赶紧用乱箭射击。

    作乱的人立即逃散。高和尚逃脱。王著则挺身而出，自愿承担罪名。

    忽必烈听到大都暴乱的消息后龙颜大怒，立即命令身边的军官赶到大都，处置作乱犯上的罪人。

    元军抓获了王著、高和尚和张易，在街市上砍了他们头，然后将尸体剁成了肉酱。

    王著在临刑前大声呼道：“王着为天下除害，今日死了，他日必有为我写出此事真相的人。”

    阿合马死了以后，人们陆续向忽必烈揭露了他的很多罪行。

    忽必烈听闻以后为了安定人心故意怒斥道：“阿合马死有余辜！王著杀的好。”

    忽必烈下令部下掘开阿合马的坟墓，打开棺材，把阿合马的尸体抛弃在通玄门外，放任野狗去撕咬昔日的爱卿。

    大都的百官和百姓聚在城门外观看，唏嘘不已。

    阿合马的儿子和侄子全部被杀，家属的财产也被没收。

    朝廷官员搜查阿合马的小妾住处，发现她的衣柜中藏有二张熟人皮，两只耳朵还在上面。

    朝廷官员审问一个专为阿合马掌管箱柜的太监。

    那个太监也莫名其妙，不知原委。

    朝廷官员又查到姓陈的人画的二幅绢画。画上甲骑数重，围守一座篷帐的宫殿，士兵都向帐内张弦挺刃，如击刺之状。朝廷官员还查到曹震圭推算阿合马出生年月的手迹和王台判妄引图谶，都有不轨言论的嫌疑。

    忽必烈听了汇报后下令剥下那个太监和陈、曹、王这四个阿合马的密友的人皮示众。

    殊不知，这些都是阿合马的政敌做下的手脚。

    阿合马，这个来自花剌子模的回回人，生前为帝国殚精竭虑，享受恩泽，身后却落了个罪臣的恶名，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