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一件事，之所以在不同的人类个体中形成不同的认知，除了思维习惯、教育水平、情怀理念等东西不一样之外，最重要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不同，也就是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龙启胜坚持千里运粮济军，而刘红婷则以不合钱庄规矩为由拒绝。

    因此而发生的争论，大抵类此。

    龙启胜在身份远高于他的刘红婷面前据理力争，既是对自己使命的坚持，也有对四营官军不稳的担忧。

    龙启胜受命从保宁出发到达襄阳，在莫崇文、温如珍、杨国栋营中做策反和联络工作。

    温如珍、杨国栋两位主将本就对朝廷腐朽的政治失望透顶，对加入河南战场心存恐惧，再加上后勤、军心等现实需求和压力，龙启胜主动送上银票和联络渠道，温如珍、杨国栋两营立即就靠拢过来。

    可是龙启胜此行的主要目标人物莫崇文与温如珍、杨国栋不同。

    莫崇文战功显赫、敢冲敢杀，对任何撤退避战的建议有一种军人本能的厌恶；莫崇文书生投军，从小兵当起，依靠战功和上官赏识升迁到大将，脑中忠孝节义的观念根深蒂固，对朝廷有一种臣子本能的忠诚。

    龙启胜要把莫崇文这个顽固派拉过来，难度可想而知。

    于是，龙启胜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温如珍、杨国栋以及莫崇文的身边人上。

    不出意料，当莫崇文发现战场环境极度不利时，他没有选择毅然抗命，保住自己和一营将士的性命，反而撕破脸皮，当众鞭笞苦劝的龙启胜。

    危急时刻，龙启胜先前在莫崇文周围所落的棋子发挥了作用。

    姚克明等莫营核心人物及时请来了温如珍和杨国栋，用现实的困境和未来的希望说服了莫崇文，逼迫他主动提出了脱离战场的“金蝉脱壳”之计。

    金蝉脱壳，本来并不神秘，无非就是找个理由溜之大吉。

    但同为四川人的王世琮在得知此计后，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借题发挥，不仅把一次胜利逃亡包装成了有去无回的敢死行动，还无意中将左军中饱受歧视的马进忠裹了进来，并使得楚军次帅方国安公然与大帅左良玉分道扬镳。

    孰料人人都大隐在朝，所有的行动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左良玉将四营的夜袭出击视为他不战而逃的最好掩护。反倒是杨德政这位猪队友的按耐不住，给了左良玉的仓促南逃和四营人马撤至亳州绝佳的理由！

    但为什么四营人马要向涡河之滨的亳州撤退，而不是预先想定的长江之滨，如荆州、夷陵等地呢？

    为什么四营人马占住亳州之后，不继续向南撤退，反而留驻于当地呢？

    前者是因为众将都不愿重回湖广，再受左良玉和湖广官府的挟持，尤其是已经把左良玉彻底得罪的马进忠。而要离开左良玉，唯一的可行之路便是向英霍山区以东的河淮地区撤退。

    后者是因为献贼和革左贼突然攻占了颍州（今安徽阜阳）以南的六安、庐州等地，截断了四营人马的南下之路。七千疲军贸然南下，很可能与强大的敌人遭遇，打一场不想打却不得不打的生死之战！

    成功脱离开封城下的四营官军七千人马被迫留驻于撤军半途的亳州，就像煮了一锅难吃的夹生饭，让龙启胜心里哽得慌。

    流贼曾经于崇祯八年和十四年底两次大规模地进入黄淮地区，亳州一带虽不曾如豫中平原一般赤地千里，但依旧是四野凋敝、满目苍夷；官府逃散，百姓流离。

    四营官军若要在该地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让士兵们下乡征粮，用刀枪把百姓刚刚收下的麦子抢走。

    龙启胜清楚，除了杨国栋一营的军纪较好，其余三营官军都是抢东西的惯犯。

    尤其是马进忠一营的士卒，当流贼的时间比当官军的时间还长。如果让他们下乡征粮，不知会让多少生灵涂炭，不知会激起多大的仇恨！

    更可虑的是，这只军队如果继续以抢掠为生，将来怎么可能融入到以“护国安民、天下太平”为宗旨，以三大军纪为铁律的护国军中？这样的军队即便再能打仗，蜀世子朱平槿又怎么可能会对他们全盘收编？

    所以，龙启胜要完成他的使命，就必须找到粮食补给的来源，让四营七千人马坚持到八月中旬淮北稻熟。

    等到军粮备齐，便可以重新规划未来。或屯垦当地，或整军南下。

    若那时再得到蜀王府或护国军的支援，则满盘皆活，他龙启胜也就算功德圆满了。

    ……

    龙启胜的想法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刘红婷的小心思和大谋划却不能在这位耿直的汉子面前透露半句，连她身旁的陈瀛也不行。

    作为护商队曾经的副总参谋长和最早六个连之一的连长，作为罗办曾经的主任，作为舒师傅未来的侄儿媳妇和舒国平的未婚妻，刘红婷可谓是与蜀王府关系最亲近的几个大臣之一，也可能是唯一能在世子和罗姑娘跟前使小性子的大臣。

    女人独有的直觉、天生聪明的头脑再加上罗姑娘出了名的大嘴巴，既让她知道了许多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也让她品尝出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意味。

    比如蜀世子与罗姑娘之间的关系，世人皆以为是未婚夫妻。然而刘红婷从两人身上，却感觉不到一丝一毫未婚情侣所独有的激情与甜蜜。她感觉更多的，反倒是老夫老妻间常年磨合带来的习惯、信任、妥协与无奈！

    再如罗姑娘怒批火器局生产太慢，曾经脱口而出“七十个军”。

    这事更为蹊跷。

    有女人猜测为口误，有男人嘲笑为无脑。按常理论，护国军一营八百人，若营以上单位均按四四制编成来计，一军将有二十万人。七十个军则是整整一千四百万人，是全川总人口的两倍，这怎么可能！

    然而对罗姑娘禀性的深刻了解，却让刘红婷得出了与众女不同的结论。

    罗姑娘对军制编成的了解，至多只算一鳞半爪。她只知道一个军的人数很多，是最大的战役单位，却根本不知道一个军到底多少人。

    然而以罗姑娘对军制的无知，脱口而出的却不是六十个师，也不是八十个团，而是精准的“七十个军”。

    这数字从何而来？

    刘红婷认定，这个数字唯一的来源，只可能是世子朱平槿本人。

    罗姑娘说“七十个军”，别人都当笑话。但世子说“七十个军”，恐怕没人敢笑！

    说不定“七十个军”，那才是世子心中肇建强军的终极规模！

    读书人都知道，《周礼》有云：“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注一）”。

    文治、武功、礼乐、教化、宗教、夷务、金融、农垦、机器、道路，搬起指头也数不完的工作内容，三日一变的蜀地景象，或许就是世子夫妇勃勃雄心的最好注解。

    或许，他俩的目标并非定鼎天下那么简单。他们要的不仅是大明，而且是一个崭新的大明，屹立世界的一个天朝上国！

    这次她奉令旨下江南，世子和罗姑娘给与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和资源。

    在政治上，刘红婷是蜀王府南直隶、浙江军政委员会的主委和蜀王府在南直隶和浙江两地的个人代表；

    在军事上，刘红婷是护国军南直隶和浙江两地的总监军；

    在经济上，刘红婷是汇通钱庄南京总号的大掌柜。

    也就是说，刘红婷有权统管所有在南直隶和浙江两地的蜀系人马！

    考虑到刘红婷远离四川，不可能事事奏报，罗姑娘还贴心地为她定制了一个其他任何总号级大掌柜均没有的特殊权限，即可以在崇祯十七年正旦以前签发总额为三千万两的汇通钱庄的银钞本票。

    钱庄本票，大致可分为见票即付、短期兑付与中长期兑付三种。见票即付的钱庄本票，本质上就是一种大额钞票，与格里高利.派克手中那张别人没法找零的百万英镑是一回事。

    刘红婷取得银钞本票的签发权，就等于变相取得了银钞的发行权。一旦汇通钱庄和银钞在南直隶站住脚跟，刘红婷就会成为直、浙两地的经济沙皇。

    与罗姑娘的授权相比，世子朱平槿的授权也毫不逊色：

    刘红婷可以在南直和浙江委任营级及以下的干部，营级以上报蜀王府批准。也就是说，刘红婷已经取得了总监军部的干部任命权限。若是她不忠不义，她可以轻易地利用手中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权限在南直和浙江营造出一个独立王国！

    有多大的权力便有多大的责任，与巨大权力相当的则是如山重任。

    从公开宣布的旨意到下面秘密的安排，刘红婷的任务主要有四项：

    一是巩固和扩大蜀王府在南直隶和浙江的势力，在南京官场和上层人物中寻找蜀王府的代理人；

    二是占领南直隶和浙江两地的金融市场，让银钞这件大杀器席卷当地的财富为蜀王府所用；

    三是宣传蜀王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让“护国安民、天下太平”的政治主张凝聚人心，让蜀世子朱平槿这位素有“仁贤”之名的大明藩王成为官场士林和百姓的精神信仰与身家寄托；

    四是秘密在江南建立和部署一部分武装，并做好护国军大规模军事进驻江南的前期准备。

    这四项任务囊括了蜀王府对南直、浙江这块大明朝富庶之地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每项任务环环相扣，牵一发则动全身！

    来到南京后，面对汇通钱庄在江南的溃败局面，刘红婷用慵懒的外表掩饰着内心她内心的焦虑。

    她无时无刻不在努力找寻一个法子或者契机，来彻底突破目前的困境。

    世子在各种场合中常道，每项工作一定要找准“抓手”，也就是着力点。抓手抓住了，抓稳了，就能使小的契机变成演变为大的机遇，甚至是战略性、全局性的机遇，从而把工作的整个被动局面彻底扭转。

    那么当前南直与浙江两省工作的抓手是什么呢？

    凭着仁寿县与彭山县的经验，凭着女人的自觉和本能，刘红婷几乎立即认定了一个大方向：利用军事形势来浑水摸鱼、火中取栗！

    可如今天天打仗，处处兵戈，到处都是纷乱不清的乱局。南直浙江这个天下的财富之地，哪里才是需要真正着力的要点呢？

    正好，龙启胜主动上门，给她发了个大红包。

    注一：周礼记载的周代军制，大致可称作“五五制”。以“一伍”五人为基本单位，每五递进（一卒四两为例外）。军一级有12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