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崇祯十五年六月，位于江淮腹心的庐州府以及滁州、和州两个直隶州，献贼与革左五营两股流贼攻城略地带来的乱局越发失控了。

    东面，流贼攻破滁州所属之全椒县，距离南京长江对岸的江浦城（浦口）仅数十里。

    西面，流贼攻破庐州府所属之舒城、六安，背靠英霍山区，进退自如，并严重威胁安庆府的北大门桐城县。

    有消息说，流贼已经攻占巢湖以南的庐江县，不仅抢夺了双樯大船三百艘，而且还在招募船匠添造战船，在巢湖中训练水军，声言侵犯南京。还有消息言之凿凿说，流贼正在大肆裹挟百姓从贼，已有老哨三十六营，小哨二十四营，合计兵力不下二十万！

    南京是大明朝的政治副中心，江南是大明朝的赋税中心，是大明朝绝对不能失去的地方。

    江淮局势如此糜烂，江南的正人君子们当然不会闲着。南京御史们的奏疏雪片般递往京师，弹劾应该为局势负责的凤阳总督高斗光和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

    情知逃不掉绨骑锁拿的郑二阳在绝望之际下了个死命令，将安庆、太平、池州沿江三府所有的船只全部下到长江。

    干嘛呢？

    载满流民送往上游的夷陵，把包袱甩给富甲天下的蜀王府！

    郑二阳在行文中解释：无船，则流贼无以过江，江南可保无虞；无民，则流贼无以扩军，江北尚可收拾！因此，凡是隐匿船只挟持流民的人，均按通贼资贼之罪严治之！

    当然，文件的精神与领导的真实意图难免总有差距。一月之后，当揣着逮拿圣旨的绨骑到达安庆却遍地寻不着郑巡抚时，这份措辞决绝的行文才让先前高声叫好的巡抚僚属们觉着有些不对劲。

    郑二阳离奇失踪，生死不知。上阵拼命的责任自然落到了凤阳总督高斗光身上。

    可这位高总督是位老文人，吟诗作文搞教育做思想工作很在行，但领兵上阵没胆子。或许他认为，引罪待逮较之上阵拼命的生存概率更大。于是高斗光干脆避关总督衙门，每日以诗词歌舞自娱，尽情地享受最后的人生。

    于是乎，上阵厮杀的苦差事又落在了文臣口中的阉奴，中都留守大太监卢九德的头上。

    沙场老将卢九德也不含糊。他檄传右都督、凤泗总兵牟文绶（注一）和京营总兵黄得功（注二）一起出兵，准备收复庐州。

    出生于施州卫世家的牟文绶按照惯例派出了徐州副将，人称“花马刘”的猛将刘良佐率兵出击，他自己亲率牟氏子弟防守凤阳陵寝，并确保漕运畅通。

    受卢九德直辖的京营总兵黄得功没有牟文绶那般冠冕堂皇的借口，上阵砍脑袋的好事也舍不得推脱。于是乎，前黄后刘两支大军在卢九德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庐州城开去。

    大战一触即发，胜负尚在未定之天。

    不过，大多数人都看好黄得功和刘良佐。毕竟，他俩这对官军好搭档几乎就是献贼与革左那对贼子搭档的克星，两军交锋从无败绩！

    世人如此做想，他们便不会逃离家园，把毕生积蓄存入汇通钱庄，并给蜀王府以浑水摸鱼火中取栗的机会；刘红婷也如此判断，所以她要暗中使坏，让卢九德的老巢凤阳不安生，让黄得功与刘良佐无法施展全力于献贼革左。

    给朝廷使坏，蜀王府当然不便跳上前台。刘红婷需要一个能代替蜀王府大打出手的代理人，龙启胜千辛

    万苦救下来的温、莫、杨、马四营人马，外加一个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刘超，正好是她心目中上佳的人选。

    然而，再好的计划也需要一个启动的条件，刘红婷的计划也是如此。这个计划，与银票无关。

    她需要搞来一批粮食，一批数量刚刚好的粮食，既能让四营人马在短时间内安心搞事，又能让蜀王府随时掐住他们的命脉，必要时将他们撤回江边，顺利按照世子的想法进行整编，彻底把这支强大的武装一口吃掉。

    但目前淮安府最缺的物资，不是金子银子和盐，正是粮食。

    ……

    怀旧的老人们常说，万历年间一石粮食三五百文。百姓自给有余，还能养几窝鸡、几头猪。一日忙碌后闲暇下来，还能温上一壶酒小酌几杯。

    可万万没想到，进入万历末年，大明朝便迅速的由盛转衰，有了些末世的迹象。

    旱涝、雨雪、霜冻、飞蝗、冰雹、雷暴、大风、尘雾、地震，除了火山没有喷发，大海没有滔天，大明朝在短短几十年间经受了人们能够想象的所有自然灾害的侵袭。

    天灾已酷，人祸更烈。

    从天启年到崇祯年，在关外鞑子和关内流贼的两面夹击下，大明天下已经找不到几处平静的地区能够让百姓们侍弄田地、耕作生产了。

    饥荒从陕西一个省开始，逐渐蔓延到河南、北直隶、山西，又从北中国蔓延到南中国，最后爆发了连续多年的全国性大饥荒。

    粮食，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即便在曾经“天下赋税出其半”的直浙富庶之地，同样是十分紧缺的物资。

    崇祯十三年，全国性旱灾。南直隶所属之徽州大旱，死尸枕籍。苏、松、湖等地成功躲过了旱灾，却没有躲过夏季的滔天洪水；

    崇祯十四年，大明朝再次遭遇全国性大旱，但是受灾范围有所转移。西南地区，如四川等地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可是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一带再次成了旱蝗的重灾区。

    应天、苏州、松江、湖州、徽州等府灾情虽然没有发展到山东、河南那样赤地千里、草木为焦的可怕地步，但依旧是数月不雨、飞蝗满天；饥民遍地、流丐满道。

    今年早春，南直隶和浙江部分地区的灾情仍在持续发展。

    松江府的受灾中心转移到刘红婷的故乡太仓州。

    在太仓，冬米价格已经涨到四两一石。

    太仓州著名大寺遗惠寺和隆福寺的大门外，每日聚集乞求放粥赈济的灾民有数千人。路上饿死载道，河中浮尸滚滚。城门口弃儿成群结队，等待好心人的收留或者领养。只可惜，幸而不死的人只是少数，更多的孩子僵卧于地，等待他们短暂一生的最后结局：或在坟坑中化为尘土，或在烈焰中化为青烟，又或在别人腹中化为充饥之物。

    除松江外，南直隶的苏州府和湖州府也是灾情严重的地区。

    苏州府的受灾中心在府治吴县，灾情较之太仓略好，米价贵至每石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二钱；

    太湖之滨的湖州府，其受灾中心在府治归安和乌程两县。在这两县，蝗灾比旱灾更为可怕。飞蝗所到之处，如乌云席卷，禾苗、芦苇甚至树叶，立时嚼尽。匪患趁势而起，瘟疫如影随形。百姓们以观音土充饥，腹胀如鼓，活活憋死。老稚垂死路旁，精壮流离窜徙，城乡房舍半空，树木剥皮殆尽。举目望去，一副活脱脱的人间地狱！

    《尚书.太甲》有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大明朝的的赋税中心遭遇如此惨烈的天灾，朝廷却一时一刻未曾忘记搜刮民财。

    以太仓为例，百姓遭灾，朝廷催饷。天灾未了，人祸又至！

    或许是皇帝良心未泯，终于下旨允许漕米的三分之一由稻谷改为麦子，每石折价一两五钱。这，就是朝廷给予灾区百姓全部的恩典（注三）！

    ……

    江南大灾，与江南仅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地区，自然也难逃天灾的魔掌。

    扬州、淮安以及著名的江北米市泰州，都有程度不同的受灾。临近地区如滁州、和州等战乱区域涌入的大量流民，使江北的粮食愈显紧张。

    在这个时候，在淮安府筹集大批的军粮，船运至千里之外位于直豫两省交界处的亳州，那岂非天大的难事！

    六月上旬，刘红婷和陈瀛好歹凑齐了五千石粮食，在漕督衙门办好了运输许可证。

    五千石粮食，距离龙启胜的希望值差距不小。

    七千人马要吃粮，收编朱仙镇溃下来的兵要吃粮，亳州、鹿邑一带的百姓撤至淮安一路上也要吃粮。

    龙启胜不知道四营目前确切的总人数，也不知道要撤下来的百姓有多少。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点粮食肯定不够四营人马坚持到八月中旬淮北稻熟。

    为了这事，龙启胜找过刘红婷，但他取得的唯一承诺只是刘红婷语焉不详的答复：目前粮食十分紧张，等到秋粮上市再想办法。

    龙启胜清楚这事难办，也不敢责怪刘红婷。他从永城到淮安，一路上所见，尽是荒废的村庄和垂死的饿殍。淮安府的城门外，每日抢粥续命的叫花子成千上万。

    负责放粥的陈瀛道，这些流民大都来自山东豫北。本想着江淮有粮，运河上也可以靠拉纤卖力挣口饭，故而举家流落至此。谁想到，江淮不仅缺粮，而且还缺良心！

    运河上那些天杀的漕帮怕流民抢了饭碗，坏了他们挣黑钱的规矩，所以与漕船的船东、关闸的税吏、行船的漕军漕丁甚至是府城里的漕督衙门（注四）勾结起来，严禁流民在运河上打工挣饭钱。

    流民们在淮安挣不到钱，又不敢继续南下，只好逗留在淮安与扬州、仪征一带乞讨为生。

    因此陈瀛建议龙启胜，既然亳州的百姓要南撤，不如让官军一部顺道南撤，这样便可减少吃饭的嘴巴。到了淮安，就把淮安的流民一并接上运往湖广或四川。

    陈瀛还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建议，不代表刘小姐，更不代表蜀王府。

    龙兄弟身负世子的重托，自然可以临机决断。四营官军先撤那一部，撤多少，如何撤，都请龙兄弟与官军的将主商量决定。

    注一：牟文绶是施州卫人，老家在今天的利川。

    注二：黄得功是收复庐州后才改授的庐州总兵，这之前应该还是京营的职务。

    注三：公元1645年，满清过江，弘光小朝廷灭亡。江浙地区平静地接受了满清的统治，直到剃发令的颁布才开始奋起反抗。个别学者论及这种地区性的群体不抵抗现象，其原因有东林党，有蛤蟆天子，有资本主义萌芽，有苏松重税区，唯独漏掉了明末最后几年江浙地区罕见的自然灾害以及朝廷在天灾中的拙劣表现，这是不应该的。

    注四：明清两朝漕运总督衙门均驻节淮安府。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