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草不除，良苗不秀；乱暴不禁，善政不举。执政以后，王猛首先整顿吏治，明赏罚，裁冗劣，拔贤能，挑选得力官员巡查四方，整顿地方各级统治机构。对于违法乱纪的公卿贵族，王猛更是不畏权贵，有罪必罚。

    359年，王猛由咸阳内史调任侍中、中书令(皆宰相职)、兼京兆尹(京都长官)。京城之地，显贵聚居，或皇室宗亲，或大功于朝，身居要津，恣意妄为，无法无天。对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寻常执法官员根本就不敢过问。王猛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这样一群人。

    时有贵族强德（皇太后弟弟），酗酒行凶，抢男霸女，王猛未及奏报，收而斩之。等到苻坚的赦书飞马赶到时，强德早已“陈尸于市”。

    随后，王猛与御史中丞邓羌通力合作，全面彻查害民乱政的公卿大夫，弹指之间铲除不法权贵二十多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令行禁止。

    苻坚感叹道：“直到今日我才知道天下是有法度的，天子是尊贵的！”

    有能臣如此，苻坚怎么可能不全力支持，惜之爱之！

    在“有罪必罚”的同时，王猛还力求做到有才必任。王猛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对贤才遭嫉有着深刻地体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所以，他也像苻坚保护自己一样保护贤才，用才不疑。先后举荐在职官员苻融、任群和处士朱彤等，使他们各得要职。灭燕之后，又推荐房默、房旷、崔逞、韩胤、田勰等一大批关东名士担任朝官或郡县长官。

    反之，对于那些不称职者，王猛弃之如弊履，坚决罢黜那些不称职者。

    在吏治和人才选拔方面，王猛认为，单纯的个人考核和推荐是不能满足政府需要的，也不能确保人才的质量，只有成熟规范的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为此，王猛创立了荐举赏罚制度和官吏考核新标准。

    主要内容如下：

    荐举赏罚方面，地方官员分类别荐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人才，上报中央，由朝廷对被举荐者加以考核，合格则分授官职；凡所荐人才名实相符，则荐举人受赏，否则受罚。

    官吏考核方面，凡年禄百石以上官吏，必须“学通一经，才成一艺”，不通一经一艺者统统罢官为民。

    荐举赏罚制度和官吏考核新标准的实施，沉重地打击了早已沦为士族垄断政权工具的九品中正制。也否定了十六国以来许多胡族军阀统治者迷信武力、蔑弃文化知识的落后观念；有效地提高了前秦各级官僚的才德素质，“才尽其用、官称其职”的新局面日渐形成；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为之一变，贿赂请托、恣意妄举的腐败现象逐渐消除，养廉知耻、劝业竞学之风日盛。

    经过此项改革，没有才能的氐族旧贵族势力纷纷倒台，新崛起的少壮派官员则出自前秦社会的各个阶层，取代了当时各国将领家族化的现象。到前秦灭燕时，苻坚手下的大小将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堪称两晋十六国之最。王猛、权翼、邓羌、张蚝、毛当、石越、吕光、窦冲、梁成、慕容垂、姚苌、苻融、苻洛、苻丕等尽皆文武双全，足以和赤壁之战前的曹操势力相比，而且仿佛略胜一筹。尤其难得的是众将领个个都是有勇有谋的年轻人，而非体衰年迈的老头子，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不容置疑。

    第二项治国举措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在王猛的倡导之下，前秦恢复了太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广修学宫，聘任学者执教，并强制公卿以下子弟入学读书。苻坚每月亲临视察督导，以扩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先进的汉族传统文化很快在北方得到复苏和振兴，前秦官员的后备人才培养也随之步入正轨。

    第三，调整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前秦废黜了胡汉分制之法，确立“黎元(百姓)应抚，夷狄应和”的基本国策，诸族杂居，互相融合。减轻了氐族和汉族、氐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

    对于破坏民族团结者，苻坚均予以严肃处理。于是，匈奴、鲜卑、乌桓、羌、羯诸族纷纷归服，有才干者皆被委以要职重任，“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人种，皆奇貌异色”。

    此外，王猛作为汉人而能尽忠于前秦，与苻坚名为君臣，形同兄弟，为前秦的民族团结政策做出了榜样。

    其四，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努力发展社会生产。

    为解决关中少雨易旱问题，前秦政府征调豪富僮仆三万人开泾水上游，凿山起堤，疏通沟渠，以灌溉梯田及盐碱地，“百姓赖其利”。

    通过召还流民、徙民入关等途径增加农业劳动力，并节约开支、降低官僚俸禄、减免部分租税，以减轻人民负担。

    前秦政府还经常派员巡察地方，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奖励勤劳耕作的农民。

    于是，荒田重耕，帛、粟满库，前秦立国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

    王猛的施政举措为前秦帝国带来了崭新气象，境内清平安静，百姓家给人足，安居乐业，“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贾贩于道。”百姓有歌唱曰：“长安大街，杨槐葱茏；下驰华车，上栖鸾凤；英才云集，诲我百姓。”

    良好的国内情况与苻坚、王猛二人彼此的信任、配合是分不开的。

    王猛执政期间，苻坚大胆放权，以其任“军国内外万机之务”，自己则“端拱于上”（端坐拱手于朝堂之上）而天下大治，“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王)猛之力也。”

    苻坚对王猛满怀感激之情：“您日夜操劳，忧勤万机，我好象周文王得到了姜太公似的，可以优哉游哉享清福啦!”王猛回答：“没想到陛下对臣评价如此之高，臣才微学低，哪里能和古人相提并论！”“据我看来，姜太公也比不上你！”苻坚郑重言道。

    苻坚不仅给予王猛高度的赞誉、评价，还时常嘱咐太子苻宏、长乐公苻丕等皇家子弟：“你们敬事王公，要像奉事我一样！”

    能够把一个烂摊子治理成国富兵强的国家，王猛对得起苻坚的评价，对的起苻坚的知遇之恩！

    前秦入关中而立国，所占地区，虽然形胜，但在当时却是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东西南北全是敌人：北有拓跋鲜卑所建代国及其他部落集团；西有汉人张氏的前凉、氐族杨氏的仇池以及分布于甘肃、青海间的吐谷浑集团；在东方，前燕帝国独据中原，直至慕容垂西逃之前，燕国是前秦不可能战胜的存在；南方，东晋帝国虽然屡战屡败，但是依然屡败屡战着，时时刻刻虎视眈眈。

    这就是当时前秦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偏安一隅有余，主动出击艰难。尤其是东、南方向，实力差距太过悬殊。

    但是，苻坚和王猛从没想过要苟安于关中一隅，花费那么大的心血精力去治理国家，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一统天下。

    王猛的愿望是先统一北方，为将来统一全国打好基础；苻坚则更加雄心勃勃，志在“混一六合，以济苍生”。

    为此，苻坚和王猛制定了“稳定西北，使无后顾之忧；争锋东南，以图大业。”的战略规划。

    以后的很多年里，苻坚的进军路线，大体就是按照这个战略规划进行，包括后来导致灭国之灾的“淝水之战”。

    前秦进军西北战略成效迅速且显著，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到366年五月，匈奴刘氏部、乌桓独孤部、鲜卑没奕干部和拓跋部的代国等都先后归服前秦。

    366年七月，王猛率军进攻东晋荆州北境诸郡，初战告捷，掠取民众一万余户北还。

    367年二月，王猛讨平羌族头目敛歧叛乱；

    367年四月，王猛大破前凉国主张天锡军，斩首一万七千级，俘甲士五千余人；继而兵不血刃，智擒原张氏部将李俨，夺占重镇袍罕(今甘肃临夏东北)。

    367年十月，苻生弟苻柳据蒲坂反叛，苻生其余四弟同时响应。王猛率军攻破蒲坂，杀苻柳。其他各路大军也尽皆获捷，平定“五公之乱”。

    370年十月，潞川之战，王猛以六万秦军击败慕容评四十万大军，取得灭亡前燕的决定性胜利。随后王猛与苻坚合兵，共同攻取邺城，灭亡前燕。

    镇守邺城期间，王猛选贤举能，除旧布新，安定人心，发展生产，燕国旧地六州之民如旱苗逢雨，欢欣雀跃。

    生逢乱世，改朝换代见得多了，百姓们更关心的是自己鼻子底下的那张嘴，谁能让自己吃饱饭，过上安稳的日子，谁就是好的政府。至于是“步摇”家还是“蒲草”家，并不重要。

    灭燕之后，苻坚、王猛掉过头来，剑指西北。

    公元371年， 前秦将领杨安攻灭仇池国（氐人杨茂搜所建），尽迁氐人于关中。和仇池互为犄角之势的前凉就此被孤立。

    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王猛将此前攻打前凉时俘虏的五千甲士全部放回，并致前凉国主张天赐书信一封。在信中，王猛引古论今，透彻地分析了天下大势和当前前凉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奉劝张天赐认清形势，抓紧投降。张见信大惧，寝食难安，最终向前秦谢罪称藩。

    陇西鲜卑乞伏部、甘肃、青海之间的吐谷浑部紧随前凉之后，向前秦俯首称臣。

    373年至374年间，前秦略定巴蜀及其以南地区。桓温拼了老命打下来的成汉故地，至此全部丢失。

    到王猛临死前，前秦帝国已经基本统一北方各地（前凉和代国均已臣服）。十分天下，秦居其七，拥兵百万，名将如云，辎重如山。带给了东晋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威胁，晋国满朝文武，无人敢言“北伐”。

    正是在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成为当世诸国中最有生气的国家，因而敢于与群雄逐鹿，四面出击，越战越强。

    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王猛常亲自统兵出征，战必胜，攻必克，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大将风范。苻坚曾有赞誉，“文武足备”的姜子牙不如王猛。

    王猛，一代传奇的政治家、军事家。

    后人对王猛有诗赞曰：“关中良相唯王猛”。当然，还有相对应的下半句，“天下苍生望谢安。”我们后面再写。

    前秦的故事也暂且停顿，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个独占凉州七十余年，向前秦谢罪称藩后仍然被灭国的政权——前凉，十六国时期国祚最为绵长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