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接过了将来“以建筑新法重修皇极殿”的任务，百官和民间震撼最大的其实不在于那新法据传“不畏雷击”，而只是更浅显地感慨高司徒之豪富，乃至于他“为隆圣眷”所下的血本之大。
    实际上，高务实自己都忘记了一件原本会出现在十年后，而最终可能影响到大明国运的大事正与此有关。
    原历史上的1597年农历6月19日，紫禁城内火光滔天。一场起因不明的大火，从金水桥西侧的熙和门骤然腾起，蔓延至皇城中央的皇极、中级、建极三大殿。
    狂风裹挟着烈焰，卷成数丈高的火龙，但凡触碰到木质结构的楼堂宫轩，就迅速燃起一片火海，屋瓦在肆掠火中噼里啪啦地爆炸，火星倒如冰雹般满天纷飞。
    这场发生在万历二十五年的皇城大火，最终席卷了半个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全部被付之一炬外，皇极门(后世太和门)及其两侧的掖门也全部焚毁，群臣早朝广场两侧的文昭、武成二阁，连着廊房一起被烧成了灰烬，“自掖门内，直抵乾清宫门，一望荒凉”。惟独午门因为隔了条大名鼎鼎的金水河，才得以幸免于难。
    或许是因为大明这紫禁城五行属火，以至于从建成到明亡的230年间，竟发生过47起火灾，平均5年就要来一次。更巧的是，在这次大火的九个月前，乾清宫和坤宁宫也毁于火灾，整条皇城的中轴线都给烧没了。
    其实早在1421年，三大殿就曾因雷击被焚毁。碰巧那会儿朱棣刚住进紫禁城，本就难免心虚的他以为是生死未明的侄子在作祟，吓得赶紧去太庙祷告。
    而在三十年前，也就是1557年，沉迷修仙的世宗嘉靖帝莫名其妙的宣称自己是“总掌五雷大真人”，结果李鬼惊动了李逵，引得雷公亲自拜访，在四月的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雷雨大作，火光骤起，三殿两楼十五门俱灾”。
    如果说成祖当年烧毁三大殿时因为国力富强，受到危害最大的可能只是朱棣的内心，那么嘉靖三十六年这场雷击损毁，就已经以巨大的财富消耗而让百官和民间咋舌心悸了。
    嘉靖朝主持三大殿重修的是严嵩父子，贪腐和浪费十分严重这是肯定的。三十年后，万历二十五年时，朱翊钧已经数年不上朝，因此他觉得三大殿可以缓修，但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重建工作却刻不容缓——皇帝和皇后总不能睡工棚吧？
    这种领导多、经费少、工期紧的项目，最后落在了工部一个叫贺盛瑞的郎中头上。
    贺郎中是当时朝中为数不多的实学派“残党”，不贿赂太监，不勾结官员，还特别能干，是那种杨国强特别想要的项目经理。当时朝廷给修建两宫拨了160万两白银，贺郎中仅用了67万两就完成了任务，留存93万两上缴回部。
    这显然是典型的能臣干吏，然而那时候的朝堂容不下这种实学派残党，那些想借此捞一把的贪腐势力更加不能容忍，最终贺郎中被污蔑陷害罢官离京，后来郁郁而终，令人扼腕。
    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重建因为贺胜瑞的卓越才能而顺利完成，但三大殿的重建却最终演变成一场财政灾难，甚至可以看做是敲响了大明的丧钟。
    三大殿再次起火的万历二十五年实属多事之秋。这一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拒绝受封，日本军亦未撤离釜山回国，日将清正统战船二百艘驻扎张营，并同时调动各路人马，准备重新夺回归还朝鲜的战略要地和都市。
    正月二十五，朝鲜再一次遣使向大明求援。二月初五，大明朝廷遂召集各官议论朝鲜战局的形势，分析日军的动向。
    十一日，再议援朝事宜，决定调宣府、大同和蓟、辽军队七千人，募浙兵三千七百人，并诏令朝鲜设立海防司道官。
    十五日，任命原延绥总兵官、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帅南北诸军，出师朝鲜，征剿日本侵略军。
    三月十五，升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杨镐为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
    不止是朝鲜乱局再生，这一年播州的杨应龙也出尔反尔，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和湖广；朝堂之上，刑部右侍郎谢杰直谏朱翊钧“节用不如初，勤政不如初”，刑部左侍郎吕坤更是直言朝廷摊派过重，民不聊生。
    在这种艰难局面下，已经变得将和文官集团斗争作为战略目标的朱翊钧不仅不肯退让，反倒愤而决定重启三大殿的建设。
    此时的大明财政，皇室费用、官俸支出、军费糜耗等日常开支已相当庞大，如何筹措三大殿的巨额修建费用，成了一桩难事。最终还是万历拍板，“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最简单的表述就是：增税。
    中国宫殿的大跨度木质结构，对名贵木材需求量很大，尤其是金丝楠木。这种珍贵木材出产于大明西南的深山老林，开采和运输成本极高。朝廷购置金丝楠木的费用，被摊派到地方，各地不得不加赋一年来凑钱。
    而大明特有的皇木采办体系则更是贪腐严重，奉旨太监在地方上吃拿卡要，各省叫苦不迭。[注：前两年看其他书的时候有人议论说金丝楠木只做棺材，此说大谬，真是随便百度一下都不肯，却偏要胡说八道。]
    朱翊钧的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财政恶果：户部官员韩光祜上书，弹劾监工太监陈永寿勒索物料，“指一倍百”，导致三大殿光木料成本就高达930万两白银，比嘉靖朝修三大殿高了数百万两。
    最终这三大殿的修建，一直到万历的孙子，那个著名的木匠天启皇帝手里才完工，天启年间耗资又接近600多万两白银。也就是说，万历二十五年的那场火，前前后后一共烧掉了大明朝整整1500万两白银。
    150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明末鞑子崛起后辽东的军费支出，支撑几十万兵马的军事行动，一年差不多是500万两，1500万两可供明军在辽东支撑至少三年(这还是在辽东军腐化堕落的前提下)。
    而等到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崇祯号召群臣捐款给士兵发饷，一共只募集了20万两白银。
    这三座大殿，在历史上划出一条诡异的曲线，它们的落成、修补、雷击、起火、重建、崩塌，竟然神奇成为了大明财政和皇朝命运的缩影。
    如今，高务实意外接过了皇极殿的重修工程，虽然不是立刻动工，而是要等日新楼建成并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再开工，但这或许已经无意中改变了三大殿的命运，也间接避免了大明又一处财政灾难。
    如无意外，将来皇极殿的各种金丝楠木及其他名贵木料将会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石柱、石雕的兴起，考虑到汉白玉这种主材料的产地就在京师附近，皇极殿未来的造价有望大幅降低。
    高务实只记得自己当年看《神宗实录》时动不动就看见有关修三大殿的记载，虽然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至少他知道有这件事，而且修了很多年，花了很多钱。
    因此，为了将自己承接皇极殿新建工程这件事“板上钉钉”，高务实故意把日新楼的建设弄得沸沸扬扬，整个工程全面对外展示。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放出话来，说将来定要为大明奉上一座能历雷击火焚而不毁的“永恒之殿”，一时间京师民间又被吊起了胃口，甚至有人开了长盘，赌高司徒这“永恒之殿”到底是不是吹牛。
    白玉楼的鼎鼎大名这时候终于有了作用，不少到访过白玉楼的官员、文士，以及常常路过白玉楼别院而远观的民间人士，纷纷表示说白玉楼自建成以后，还从未进行过修葺，如今看来也“一如当年”，进而认为高司徒这话恐非虚言。
    但也有人认为白玉楼到底也就只建成了数年光景，它又是个“石头房子”，一时半会自然还坏不了。可是，“石头房子”毕竟不“宜居”，人之居所还是得在“木”中才合五行相生之道。
    这件事最终演变成了“新法好”还是“成法好”的争论，继而又成为朝中实学、心学两派的新争议。
    实学派官员例举白玉楼建设成本之低廉、建筑本身之坚固，认为推广新式建筑“利天下万民而泽被苍生”；心学派官员则引经据典，甚至编出一些神神道道的鬼故事，证明“石头房子”不宜培养正气，甚至“阴邪入室”，不利长久。
    不过这却被实学派官员抓到了小辫子，直接拿高务实作为例子，质问那些心学官员，为何高司徒没有受到“阴邪入室”的影响？
    这下倒好，双方争来争去，最后那部分神神道道的心学官员只能捏着鼻子承认：高司徒一身正气非比寻常，乃是六首状元出身，文运通天。再加上他安南、定北、平西，三战之下血煞无数，白虎杀伐之气过甚，是以能抵御这些“阴邪”。
    但他们依然坚持认为不是人人都做得到这一点——天下能有几个高司徒？就算在座诸位也有文运在身，可又有几个能引来这白虎煞气？
    最终这事到最后高务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合着我在土默特成了明王菩萨还不够，在大明也要成神了？尽他m瞎说。
    为了把议论的风头扭转回来，高务实甚至不得不把一件原本打算等两署十一司编制完成、正式启用之后才提起的事情提前上奏。
    这一次，高务实请求皇帝取消除粮食、布帛之外的其余五花八门的所有实物税。
    原本这事他是打算明年年初才提的，现在不得不提前了，不过事情本身的确非常重要，而且早一点也不能说很影响大局，只不过就算皇帝答应，也还得走流程并且等待两署十一司投入工作才好办。
    此事为什么重要？这得从朱元璋那个被后世一位叫黄仁宇的学者称之为“洪武型财政”的制度说起。
    这位学者在他的成名大作《万历十五年》中有不少论点并不为高务实所赞同，但高务实是个就事论事的人，他对于其作品中“洪武型财政”的相关论述基本认可。
    这个“洪武型财政”是怎么回事呢？大抵就是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对贪腐深恶痛绝，同时深谙“猪肉过手，留下层油”的官场智慧。于是他自作聪明的设计了一套以实物和徭役为主体的征税制度，即让纳税人直接将物资缴纳给消耗部门。朱元璋认为，这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于是，在“洪武型财政”的组织调度下，苏湖生产的粮食送往西北遥远的边疆军营；江西煅烧的瓷器运向北方的京师宫殿；浙江编织的丝娟赏赐后宫佳丽……所有的赋税收入直接与消耗部门挂钩相抵，而朱元璋自己则事无巨细的将国家各项开销中所需物资分配给全国的县城。
    理想化的计划经济，往往是开历史的倒车，最起码唐、宋的货币税又退化成了实物税。一个消耗部门(需要使用物资的衙门单位)可能要接收数十个县的实物，对县城来说也同样麻烦，比如京师宛平县的一位知县就曾经抱怨说，他们县要给个朝廷27个消耗部门缴纳各种实物税，而这些林林总总的东西加起来，总价才区区2000两银子。
    这种乌托邦式纳税制度，在高务实这个后世之人看来委实太过魔幻。他甚至记得自己过去看史籍的时候看到过，明亡前夕一位户部尚书向皇帝上呈全国欠税报告中，甚至列出某县拖欠宫廷价值二十八两白银的蜂蜜这种琐碎小事。
    高务实对此目瞪口呆：你是堂堂户部尚书啊！“价值二十八两银子的蜂蜜”这玩意，是怎么需要劳动一位国家发改委主任兼财政部长、人民银行行长等一系列职务的大佬惦记的？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魔幻，在大明朝广袤的国土上，徭役们车载牲驮着粮食、棉絮、染料等各种乱七八糟的物资，川流不息地往来于大江南北缴税，运输费用常常远高于物资价值。
    这玩意不改，你们指望我高日新会去管那二十八两银子的蜂蜜欠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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