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管理自家的京华都是习惯于自己只做规划，具体事务分配到人，他顶多把负责的几个人叫过来面授机宜一番就算放手了。因此，指望他做这个户部尚书的时候去管“二十八两银子的蜂蜜”，那是绝无可能。
    洪武型财政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耗部门与纳税人直接对接，而中枢财政部门——也就是户部，并不具备中枢调控作用，这会导致什么？当然是导致在这种财政分权之下中枢没钱。
    你看，每个消耗部门都拥有财政权：兵部征收军备物资和兵役，工部征收营建物资和劳役，宫廷征收皇室用度消耗……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衙门谁更强势，谁就能收更多的税。那么户部干嘛？户部就管着那点粮食和一条鞭法施行地区的粮食税。
    然而即便如此，有明一朝的户部尚书也并不好当。据黄仁宇统计，1380年后上任了89位户部尚书，其中25人致仕离职、22人转任他职、16人被解职、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告退、3人被处死、3人被流放、1人未经允许而离职、1人死在战场上、1人自缢殉国，最后还剩下三位更神奇，堂堂地官大人，史书里居然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下落。
    高务实很清楚这个洪武型财政是个什么东西：朱元璋居然将这么庞大的帝国，只视作一个自产自销的农村！
    他以为只需要降低田赋，安抚好农民，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可惜现实很骨感，这种各部门自给自足的财政体系，僵化而没有弹性，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该收税的人群收不上来，就只剩下一条路：把负担摊派给看起来不会反抗的老百姓。
    何其嘲讽啊！这几乎跟当初朱元璋的设想南辕北辙，他最想保护的人变成了这个制度下面最好被剥削的人。
    那么“洪武型财政”是如何演变成到这个地步的呢？
    众所周知，明朝名义上的税率其实相当低，这跟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穷苦出身有关系。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等辈如奇技淫巧一般的扩张财政收入，而是给各地规定好了税率，把各省市的税粮收入刻在石板上，树立于户部的门堂之内。
    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朕就是要永不加税。
    然而正如高务实此前在《取用疏》中强调的那样，低税收的代价是国家放弃了许多政府职能，于是大明朝只能要求军队屯田自给军粮，推行乡村里甲自治管理等等。
    事实上，高务实在京营改制中搞出来的生产建设兵团与禁卫军“分立加合作”，某种程度上而言都是在给朱元璋擦屁股。
    然而朱元璋还不仅如此，他立下的祖制使得大明朝廷给官员发放的俸禄也很少。后来写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感慨大明官员待遇之差，是“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
    有多差呢？你以为只是银钱少？那可不止于此，洪武型财政的实物经济下，官员们的俸禄并不全是银子、铜钱和宝钞(现在几乎是垃圾了)，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比较著名的有胡椒、苏木等都曾被当成工资发给文武百官。
    至于布帛那就更常见了，甚至各地产出的不同布、帛、丝、绢、绸、缎等等，都能给你折算一下然后当成俸禄下发，而户部很不幸就管着这个折算——你折算高了户部亏空，折算低了百官唾骂。
    类比一下后世的话，就好比你在政府机关上班，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各种上级文件精神、下级工作报告，然后到了给你发工资的时候，政府说组织上现在不发钱，反而给了你几百斤鸡蛋说这玩意就是你的工资，请问你什么心情？
    我在朝廷上班，回家以后还要去开个杂货铺才能把工资真正换成钱吗？
    所以说实话，在这种沙雕制度之下，官员很难不贪。
    但是朱元璋不怕，他有他的解决方案。
    他的解决方案就是用重典。他撰写了恐怕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反贪教材的《醒贪简要录》，这里头有明确规定，贪污六十两白银就会被斩首示众，还要把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挂在官府办公室作为警示，这就是著名的“剥皮揎草”。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这种血腥的镇压也没能阻止贪污，因为官员们实在太穷了，比如正德年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去世的时候，居然穷到“不能治丧”。
    最终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官员们巧立名目增收，纲银、办银、兵役、饷费等摊派逐渐失控。虽然名义上的税率低，但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官僚系统飞快黑化，终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谁不融入这种利益链条，谁就无法立足官场。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明官僚，在经历这种“要理想还是要现实”的思想斗争时，大多都选择屈服。
    于是，身在朝廷的每个人都开始拼命给自己创收，而中枢财政却一穷二白。看起来每个部门各司其职，然而各扫自家门前雪，最后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务真空带。货币发行、商业物流、户籍统计、土地丈量等社会责任渐渐无人问津。
    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后期相当程度的基层自治。都不说其他地方，只说河南新郑，如果当地有什么事高家不点头，新郑的县尊老爷能办得下去吗？然而高家在乡梓还属于良宦良绅，换做土豪劣绅会是怎样，那几乎不言而明。
    这种近乎于“民间无政府”的状态导致大明产生了奇特的社会景象：一方面，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横征暴敛而放弃户籍，四处游荡；另一方面，城市手工业者自发联合起来，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仅苏州一地在隆庆年间就至少有一万名手工业者。但由于财政体制的僵化，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始终办不下来，直到高拱当政、高务实崛起。
    洪武型财政就像《金瓶梅》里的胡僧淫药，当浸淫其中者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时，便没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的由盛转衰，最先就体现在财政的入不敷出上。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田赋一直呈现下滑。永乐年间田赋收入保持在3000万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这一数字已经滑坡到2500万附近。也就是说大明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后，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提升，甚至还减少了近两成。
    后世红朝建立才几十年，经济规模翻了多少倍？纵然时代不同，发展速度总有区别，可是两相对比，高务实怎么能忍受这种不仅落后而且奇葩的制度！
    这背后是权贵豪绅们一边广占田地，一边给自己减税免税；平民百姓却不仅要缴足税款，还要面对额外的摊派和徭役。有钱的不缴税，缴税的没有钱，这种奇葩国情极大的挫伤了税制，全国逐渐开始大面积的拖欠税款。据黄仁宇考证，到崇祯年间，整个帝国财政税区已经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县城没有向中央上缴任何税收。
    而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在与日俱增，朱元璋规定他的龙子龙孙们世代享受财政拨款，这笔起初并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为财政的跗骨之蛆了。据隆庆五年礼部报告，当时“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这大约占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
    总结来说，就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这套财税体系，不仅原始而且僵化，表面上的低税率和低弹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财政收入几乎固定。万一遭遇天灾人祸，政府需要额外的支出时，却发现没有一套体系向该缴税的人收税，最后只能向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摊派，造成民间负担越来越高。
    这些问题，高务实这些年其实已经分步骤地解决了一小部分。
    比如他早年间的《纾驿路疏》，就使得驿站不再具备剥削当地的权力，而变成了自负盈亏的“政府招待所”，从“机关单位”变成了“事业单位”，同时过往官员也不能任意剥削他们，沿途所用都必须开具“报账单”，到任报销。
    清丈田亩是第二件事，与这件事挂钩的还有怂恿皇帝“变卖皇庄”，将京师附近原先大量的皇庄尽可能地转卖给原本的皇庄佃户，为此高务实还贴心地给皇帝搞出了最长三十年还贷赎买等手段。
    但仅仅皇庄还不够，高务实又忽悠京中勋贵纷纷加入北洋海贸同盟，以从事海贸事业那骇人听闻的投资回报率来引诱勋贵们投资海贸，继而将自家原先雷打不动的田产变卖，“轻装上阵”去海里捞钱。
    这其实也是高务实苦心孤诣为了解放生产资料给寻常百姓，让他们至少能有个基本的收入来源或者生存基础而做的。但这个工作同样没有做完，最起码……南方的勋贵上他高某人贼船的还比较少，更不要说官员们了。
    当然，如今官员们也有不少悄悄入股北洋海贸同盟的，不过这里头高务实还玩了个小花样：这些官员们因为不敢和勋贵们一样明目张胆的入股，因此他们入股只享有分红权，其股份本应该带来的表决权等一系列权益，都白纸黑字地转让给高务实代行了。
    其实这个年代的官员们对此还真不怎么在意，又或者他们下意识里也认为自己在做生意这块和高务实没得比，与其自己去操心这些不熟悉的事务，还不如直接丢给高财神。
    第三件事则是京营的分割，这事儿可不仅是为了解决京营毫无战斗力的问题，它同样也是解决财政问题：打仗的好好打仗，赚钱的好好赚钱，由赚钱的去养打仗的，同时朝廷丢掉了京营这个原本每年需要拨款数十万两的大包袱。
    不过高务实心里清楚，这个制度的有效性仅限于他本人还在朝廷的时候。一旦他高某人离开朝廷，不管是去职还是去世，这个制度都会以极快的速度失效：赚钱的绝对不乐意“平白无故”地养着打仗的。
    他高务实在，赚钱的不敢不养打仗的，因为这些人最赚钱的部分控制在京华手里，控制在他高务实手里。要是哪天他高务实撒手不管这茬了，这些勋贵们还不得赶紧找各种借口推掉这笔“额外开支”？
    你要说借口不好找？开玩笑，那可太好找了：我生产建设兵团亏损了，我养不起你们！
    怎么样？只要好好做个假账，连皇帝都只能干瞪眼。
    所以京营改制这一块，实际上高务实并没有干完，他还有其他的大招没放——当然，这和他离任太快有很大关系，倒不是故意只做一半却留个后门的。
    等到了《取用疏》上奏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高务实的财政改革走进了深水区。
    高务实在这件事上特意做了点手脚，将税改和高拱当年的一些改革联系起来，比如高务实设立关税署，就和之前高拱的“隆庆开海”联系起来了。
    原本那些港口的税收需要通过市舶提举司征税，然而大明的市舶提举司和户部虽有联系但关系不大，几乎是个单独的机构，只是最后给户部交个帐、交个银子，而征税过程中的任何事情，户部都管不着。
    高务实很烦这种情况，他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大户部”，要做的事情就是统一中枢财权。对于他这种从红朝体制内而来的穿越者，最基本的经济工作思路就是“宏观调控，微观指导”，现在中枢连财权都不能统一，拿头去调控吗？只能被调侃。
    关税署和审计署就是为此服务的。关税署是为了把各项财权逐一收回户部中枢，而审计署就更“毒辣”了——哪怕还有某些部分财权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一时半会儿收不回来，那我也要在你们头上高举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哪怕我现在还不能直接要求你这样做、那样做，但我可以摆明了告诉你们：做不到我要的样子，我这一剑下去可是会要命的！
    审计署，事实上就是给各个具有财权的衙门或者官员加了一道紧箍咒，好比在布政司之外设了个巡按。
    你说我管不着你？是，理论上我是管不着你。
    你说你敢不听我的？呵呵，那你试试看。
    这也是为什么高务实原本是打算在关税署和审计署完全开衙办公之后才准备上疏取消除粮食、布帛之外所有实物税的原因。
    只不过，现在不得不提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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